◎龍美光
“抗戰烽火的大背景，像遠山後面時隱時現的陰霾，更反襯出春城的陽光和煦與白雲、藍天、長虹的壯麗，我的小學生活就是在這背景下展開的。”西南聯大附小校友張企明深情地説。
確實，西南聯大附屬小學這所在抗日戰爭中誕生的著名小學，這所連續八十來年扮演着雲南小學教育領頭羊、排頭兵角色的小學，已在我國基礎教育史上寫下了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追溯這所學校的辦學歷史和辦學精神，對於我們今天如何紮根中國大地辦教育仍然有着很好的啓迪意義。
警報聲中誕生
在國家危難之際，西南聯大遷滇後，除了師生經受艱難困苦，隨遷而來的聯大教職員親屬也遭受各種各樣的考驗，其中幼小子女們的教育也是一大難題。
聯大很快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1939年9月19日，聯大開始計劃籌設附校。1940年7月10日，聯大正式成立了附設學校籌備委員會，學校全稱定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附設學校”。9月3日，入學考試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會議。9月21日，又舉行了第一次教導會議，議定10月21日開學。隨之，日軍侵入越南，昆明空襲頻仍，只好改到11月1日開學。然而，臨近開學日，空襲狀況再行加劇，只好再次改緩。經過幾番波折，1940年11月21日下午2時，在省立昆華工業學校大禮堂，聯大附校終於舉行了第一次開學典禮。辦校之初，分中學部、小學部和幼稚園，錄取學生310人。其中，附屬小學六個年級，初中三個年級。
頻繁空襲下，為了教師和小朋友的安全，學校不得不調整上課時間，使用便於攜帶的教具。小學一、二、三、四年級上午無課，下午3時至6時上課，地點在昆華工校東面的幾間教室；五、六年級和初中各班則從上午7時半出發，疏散到西郊黃土坡以東的露天上課。
為了適應這移動的課堂，附小同學上課時只好使用可以摺疊的支架，支架上放上一塊用油漆漆過的木板，就算是課桌了。每天，高年級的小朋友們就坐在馬紮上，在簡易“課桌”旁聽老師們講課。如果露天有陽光暴曬，就準備一柄大傘和油布，用以遮蔽日光。到了中午，老師和小朋友們湊在一起，喝一點稀飯，啃一點饅頭，就算是午飯了。露天上課結束後，下午3時，師生們又返回學校，在室內上課（疏散時帶去的教具則存放在租用的民房內）。
“這些辦法實行起來固然不容易，但是由此也可以知道當時適應環境，克服困難的作風。”（魏澤馨《校史》，載1945年12月出版的《國立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校第五週年紀念特刊》）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空襲的威脅妨礙了課業的教授，各年級只好借用全校的團體活動時間來補課，但也必須保證每週至少能有一次團體活動。
1941年8月，聯大附校改換校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附屬中小學校”。經過兩年的辦學，班次不斷得到擴充，人數增多，中小學合在一起辦學，管理和教學上已多有不便。於是，1942年8月起，聯大附校中學部和小學部完全分開了。附小就以坐落在大西門外聯大新校舍西南邊的“浙江享堂”（舉辦喪事和停靈的地方）為校舍。附中則搬到北門街南菁學校上課。
“説醜話，喝瀉藥！”
附小始終有遠大而踏實的辦學夢想，從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把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人格健全的小公民作為自己的教育目標。其辦校宗旨有二：一是認真教學，對學生進行嫺熟、正確、迅速、絲毫無誤的學習訓練（DRILL）和徹底、明白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培養；二是進行教材教法的實驗性創造。
在學生錄取方面，實行嚴格的遴選標準，在符合入學年齡標準的前提下，入學考試（1940年五、六年級的招生考試須考算術、社會、自然、作文、默讀五科）如有一科分數為零分，概不錄取。行政工作方面，在附校主任（相當於校長）之下，僅設教導、事務、出納、會計四課（相當於今日之“處”，會計主任由聯大會計主任兼）。另設輔導委員會、顧問委員會、生活指導委員會和設備委員會，同時以教導會議為全校最高審議機構，力求行政與教學合一，互為聯動。
在學生工作方面，學校注重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注重在實際生活中養成他們的價值取向。“在身體方面，除了通常體育衞生的功課之外，我們希望能與家庭通力合作，使兒童不染上寄生物、皮膚病以及其他可以避免的傳染病，積極注意兒童身體的正常發展和衞生習慣的養成……在這樣家庭學校雙方小心操護之下，個個都可以茁壯起來。至於心的健康，卑之無甚高論，只求學生有‘出息’，能作的自己作，能受的自己受，當能負責自己負責，可嘗試的鼓勵他去嘗試，遇到困難去設法克服……”（黃鈺生：《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附設學校成立趣旨》）在價值訓練方面，尤以名人傳記和有教育意義的故事為主要教材。對於一些有特殊情況的學生，學校專門召開級務會議討論教育學生的方案，對於品學兼優的學生則設獎學金以資激勵。
在這裏，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對每個小朋友來説，品德的養成極為重要。王佩華校友回憶：有一天，我不經意地説了一句什麼話，周圍的同學立刻起鬨：“説醜話，喝瀉藥！”他們一面有節奏地喊，一面簇擁着我走向校醫室。“説醜話，喝瀉藥”是學校培養文明習慣的一項措施，我不幸撞在了槍口上。看熱鬧的人越跟越多，我羞愧難當，滿腹委屈，哭泣着、辯解着、掙扎着，在眾目睽睽之下，勉強喝下“瀉藥”。那味道淡淡的，不難聞，也不難喝，喝了也沒有拉肚子。事後我想，那恐怕是一杯普通的蒸餾水，加幾滴小蘇打。“瀉藥”之説，是用來嚇唬你，讓你牢記不忘的。果然，這杯“瀉藥”讓我終身受益，在其後的時光裏，我淪落到生活的底層，經歷過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卻沒有沾染出口成“髒”的惡習，我得感謝那杯“瀉藥”。
不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踐踏天才
學校從多方面鼓勵和支持小學生的個性發展。不磨滅孩子的稜角，重視和保護小朋友的個性，關心小公民們的身心健康，通過美術、音樂等特長的培育，廣泛開發小同學們的個人興趣和內在發展潛力，是聯大附小一貫的做法。
聯大師範學院院長、附校主任黃鈺生在附設學校“成立趣旨”中説：“我們寧願要頑皮淘氣的孩子而不願要無生氣的孩子。根據這種認識，本校對於每個兒童的興趣、膽量、氣質加以愛護，對於藝術、音樂、勞作、團體活動等解決表現自我的科目，將特別注意。本校同人不敢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踏踐天才，例如圖畫，小孩子誰不好畫？在兒童與物之間、兒童與人之間、兒童與事之間，碰着卻是難免而且常有的事，教師雖然關心，而決不做褥墊，作靠山、圍牆、代勞的使者。孩子們在現實的雨陽中長成人，而不是在暖窖中燻出來……本校同人對於兒童個人興趣必須小心翼翼地培植灌溉。世界對於兒童總是新鮮。”
“年輕的園丁精心培育幼苗”，這是聯大附小的孩子們快樂成長的重要原因。曾在聯大附小任教的劉瑜老師説：“朝夕與那三十名學生相處，感情上打成一片，學習精神旺盛，競爭力強大，因每週，每年級一定有演説、壁報、清潔、遊藝及體育上各項活動的比賽，人人有一顯身手的機會，教師便助他們爭取光榮勝利。”
在如此氛圍下，孩子的天性受到了滋養。聞一多先生的幼女聞惠羽（愛稱“小妹”）抗戰時期也曾在聯大附小念書。和別的小朋友一樣，聞小妹也做過追雞的遊戲。她留下了小詩：“我追雞，雞叫，躲進草裏，雞天真，草也天真……”她常常坐在小板凳上幫家裏剝蠶豆，於是有小作品《一個大豆》：“一個豆，脱下他的衣，/裏面好像天，拆成兩半，/一個會哭，一個會笑。”1944年5月初，聞一多全家搬回城裏，她又寫下了《鄉村跑了》：“又美麗又好玩的小鄉村，/黃花香，綠草嫩，跑到那(哪)裏去了呀!/我在昆明，他在那(哪)邊呢?”
就算是因陋就簡的體育活動，也受到孩子們熱情的歡迎。馮鍾潮校友回憶説：“1945年,我在西南聯大附小讀三年級。學校只有幾間分散在兩個院落簡陋的教室, 這還是好不容易籌到的。操場緊鄰一片墳地，在三棵大樹間釘了兩個鞦韆，另幾棵樹間釘了幾塊木板作為體育和遊戲的攀登架，這幾乎就是全部，但我們的老師非常好，在這裏我們受到了生動活潑的全面教育。”
學校要有學校的文化氣氛和生活氣息。在老師們的指導下，附小同學經常出版《附小壁報》，合唱團經常有精彩的表演，兒童節還表演話劇，圖書室也主要由小朋友自己管理。校園內還有菜圃，班級之間經常評比種菜能手。附小校園的路邊栽滿了鮮花，小朋友們都非常熱愛自己簡陋又美麗的校園。
在這樣的氛圍薰陶下，聯大附小的孩子們養成了勤奮學習、愛好讀書的好習慣。吳慶寶校友説：“聯大附小有一個圖書館，書可以借回來看。我就一本一本接着看，有的時候看着有趣的就一邊走路一邊看，那時候路上沒那麼多車。昆明的路髒極了，大小便什麼東西路上都有，踩着也保不住，但就是為了看那書捨不得放。這不單是我一個小孩，我覺得聯大附小的孩子們都是這樣。”
教育大動脈的輸送者
學高為師，德高為範。一直以來，聯大附小的辦學深受各方好評，尤其是深受學生的擁護。這其中，最重要的是附小有一支敬業愛生的教師隊伍。從校領導到普通教師，都傾其所有教授、愛護學生，既是同學們知識的傳授者，又是品德修養的楷模。
附校主任黃鈺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熱愛教育事業。對於聯大附校的創辦，他認為：“這是平生最滿意的一件事，是我的得意之作。”對於這一得意之作裏面的孩子，他充滿了父母般的喜愛。在聯大附校，他的“摸頭之樂”極為有名。他每看到學生健康成長，就發自內心地喜悦和慰藉。他自己説：“我愛青少年，他們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見到他們，我總喜歡摸摸他們的頭，感到這是一種樂趣，我稱之為‘摸頭之樂’。”
聯大附中附小都延攬了不少人才，聯大的不少畢業生，或在這裏任教，或在這裏實習。翻譯家嚴復之女嚴倚雲、後來成為人口學家的戴世光夫人施寶貞等都曾在這裏任教。附小教師劉瑜回憶，附小“對教師的要求是熱心全力，不許有任何兼職(寫作及對學生有益的活動例外)，一旦發現兼職，馬上辭退，毫不容情，所有時間不分晝夜，要為自己班中的三十名學生服務，每人的個案追溯、性格、品學、健康、思想行為等必牢記心中，隨時有被查問的可能，待遇比別校高，節數比別校少，但幹起來仍是日以繼夜的忙”。對於來校實習的學生，學校要求要按照一定時間講授一定教材，在職教師則隨堂聽課指導，以訓練和指導實習生的授課能力，絕不讓實習的應有效果落空。
張企明校友回憶：“老師中有不少是正規大學或師範院校畢業的，也有聯大老師的家屬，素質和水平都較高。師生關係大約受聯大校風的影響，遠較後來我到北平所上的小學更為平等、親切。師生間相敬相愛，一片蓬勃向上歡樂融洽的氣氛。”
這些師長，不僅有着過硬的教學本領，同時更有着吸引學生的人格魅力。他們對教育事業的極端熱愛，以及濃烈的家國情懷都始終影響着學生們。戴汝為校友回憶：“回想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我慶幸走的不是一條‘讀死書、摳分數’的窄路，那時在西南聯大附小、附中確實聚集了一支思想開明、作風民主、學術有成的高質量的教師隊伍。他們把東、西方文化與科學巧妙而自然地結合，將做人的美德和淵博的知識，像大動脈輸送新鮮血液一樣傳播到我們的頭腦中。是良好的中小學教育使我樹立了做人的準則、打下了較全面的文化知識基礎，並培養了我們的廣泛興趣。老師對我們管而不死。在那個年代，他們的民主思想深深地感染了我。少時的薰陶往往影響人的一生，這一信念及作風，後來幾乎貫穿了我的整個學術生涯。”
“桃李向榮實累累兮”
聯大附小校友吳植榛和馮姚平在《母校頌》中寫道：“昆明，永遠佔據我們的心靈。回憶起西南聯大附小，就像回憶故鄉和母親一樣。親切的鄉音、難忘的風土人情、熟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勾起無限的童年遐想。”對母校充盈着滿滿的濃情愛意。
愛，正是聯大附小最鮮明的文化符號。和任何一所學校一樣，聯大附小有自己獨特的校風。這一校風，來自聯大“剛毅堅卓”的文化滋養，也來自南開學校活潑自由的風氣。附小繼承了西南聯大的團結精神，1941年起就制定了自己的三環校徽。校徽呈三角形，上平下尖，白色為底，三方鑲一道紫邊，正中的上方為三個黑色的連環交叉小圓圈，代表附校隸屬於抗戰烽火中三校合組的西南聯大（白紫為清華、南開校色，白黑為北大校色）。圓圈下為“聯大附校”四字。
附校有自己的校歌，由語言學家張清常教授所作。全詞為：“在這裏四季如春，/在這裏有愛沒有恨。/我們要活潑精神，/守秩序，/相敬相親。/我們讀書要認真，/知識要多，/頭腦要清新。/ 能獨立判斷，/能儉能勤，/發憤努力，/好好的做個人。 ”
這首校歌是“薰陶集體精神的文藝”（黃鈺生語），其主題詞為“有愛沒有恨”“好好的做個人”，強調附小要培植和祥慈愛的教師與天真活潑的兒童，老師和同學們之間應該是相互欣賞，共同成長的。在這樣的環境中，小朋友對師長的崇敬、教師對小朋友們的愛撫、小朋友之間的友愛都是發自內心的。在附小的校園裏，處處充滿着和諧和快樂。
“有愛沒有恨”，就是要擯棄偏見、嫉妒、虛偽、抱怨、煩惱，將愛與善傳染整個校園。在這樣的氛圍裏，小朋友們的生活充滿了互助與快樂，整個校園富有生趣。愛的陶冶孕育了人們期待的教育效果，以致到了大雪紛飛的日子，聯大附小的小孩子竟可以將年輕的女教師“雪葬”，將其變成“活雪人”，歡聲笑語傳遍校園。
孩子們當然也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環境。也正是在這樣的育人文化、偉大的愛力薰陶和培育下，孩子們“生活在愛的歌聲裏，煩惱根本擠不進去”（弗特：《教育之光》）。所以，“我們經過附小時，嗅着花香，看着花色，便想到在這兒有個花圃，裏面培養着中國最寶貴的花朵。”（黃鈺生：《回憶聯大師範學院及其附校》）
“春風熙熙時雨滋兮，桃李向榮實累累兮。”從聯大附小走出的這些寶貴的花朵，都競相綻放，成了祖國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和國家建設發展的楨幹之才。他們中有鋼鐵冶金專家、中國工程院院長、英國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徐匡迪，中國模式識別科技終身成就獎和中國系統工程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戴汝為，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計劃中國專家委員會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霍裕平院士，電工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嚴陸光，著名作家宗璞，著名翻譯家、《拉封丹寓言詩》譯者遠方（胡淑雲），著名社會學家潘乃谷，著名畫家聞立鵬、何寶森，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嚴四光，湯用彤之子湯一玄，沈從文之子沈龍朱、沈虎雛，馮至女兒馮姚平，楚圖南之子楚澤涵等。眾賢薈萃，羣星閃耀，這是聯大附小精心培植和影響下結出的累累碩果。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結束後，留昆的聯大師範學院獨立設置，改稱國立昆明師範學院。聯大附小也隨之更名為“國立昆明師範學院附屬小學”並於8月1日發佈了首批招生廣告。1984年，更名為雲南師範大學附屬小學。
學脈賡續，千金難易。在聯大附小辦學精神的激勵下，一代又一代附小人秉承聯大附小時期的辦學傳統，勇於開拓，持續創新。他們始終憧憬着：“我有一個美麗的理想，我有一個美麗的希望，它牽引着我的腳步，走上寬廣的道路，給予我的心，以不斷的希望與安慰。因此我不寂寞，我不淒涼，我可以架起生命的小船，把理想當舵，把希望當帆，乘着海上的風浪，航行到遙遠的地方……”（1947年11月21日校慶獻詞）
這從光榮歷史走來的“有愛沒有恨，好好做個人”的精神火炬，必將傳得更久更遠。
供圖/龍美光、袁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