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倫敦哈德爾?斯托頓公司出版發行了一本名為《神靈之手》的長篇文學記錄。
這是一部奇怪的書。
著作這部書的人是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的瑞士人魯道夫?勃沙特。
書中文字所記錄的是發生在1934年至1936年的歷史重大事件——中國工農紅軍長征！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壯舉之一，其行程之遠、戰鬥之多、戰況之烈、物資之匱乏、條件之艱苦，可謂前遠古人、後無來者。自長征開始之日起，長征運動就一直牽動着全世界關注的目光。
《神靈之手》在英國倫敦出版時，紅二、紅六軍團尚在長征途中，長征尚未完全結束。
可以説，《神靈之手》是見證紅軍長征的外國人所寫的第一本印象記。
但《神靈之手》的作者魯道夫?勃沙特是完全有資格寫這樣一本書的。
因為，魯道夫?勃沙特本人曾在長征隊伍中生活了十八個月又十二天。
魯道夫?勃沙特並不是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傳教士，他之所以參加長征，是“被迫”的。無論是誰，如果不是出自心甘情願而參加了這樣一場艱難險阻且時時充斥着死亡威脅、遭受着人類體能極限嚴峻考核的超大型運動，心中一定不會痛快，甚至充滿怨氣。
然而，魯道夫?勃沙特卻在這樣的不痛快中融入到長征隊伍裏。在長征途中，他以傳教士的眼光仔細地觀察了這支隊伍的官兵，把他的所見、所聞、所思都記在了心裏，提煉成了《神靈之手》一書的素材。
《神靈之手》一書也因此成為了從獨特角度記述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一手資料。
在《神靈之手》的書中，魯道夫?勃沙特對長征大大小小的將士充滿了由衷的敬意，他感嘆説：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紀律嚴明、愛護羣眾，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軍隊；紅軍的高級將領，則是充滿着追求精神、決心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共產黨將軍。
魯道夫?勃沙特因此預言：中國工農紅軍必勝，紅旗一定會插遍全中國！
魯道夫?勃沙特有一個好聽的中國名：薄復禮。
薄復禮出於1897年，從小便受到基督教義的薰陶，十幾歲起便經常參加教會的活動。
1922年秋，薄復禮受教會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偏遠山區貴州省內的鎮遠、黃平和遵義一帶傳教。
在貴州遵義，薄復禮認識了同是瑞士籍的姑娘露茜?比吉亞特，兩人在工作中擦出了愛的火花，於1931年結為了夫婦，一起宣傳教義，幫助當地居民戒掉鴉片，教導人們不説謊話，謙恭虔誠待人。
1934年8月，中央蘇區第5次反“圍剿”失敗，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準備實行大轉移。為此，中央軍委命令紅8軍和紅16軍組成紅6軍團，以任弼時為中央代表，肖克為軍團長，王震為軍團政委，全軍團共12000餘人，舉行西征，力圖與賀龍的紅3軍會合。
年僅27歲的蕭克指揮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出發，聲東擊西，很快跳出了蔣介石的重圍，直插湖南、廣西。
湘、桂兩省軍閥如臨大敵，紛紛調集重兵，嚴防紅軍入境。
針對敵情的變化，紅六軍團來了一個“神龍擺尾”，突然掉頭，向貴州境內挺進。
10月1日，紅六軍團攻取了貴州黃平縣的舊州。
舊州當時是一個縣城，裏面建有國民黨的軍用機場，也建有西洋人用來傳教的教堂。
這一天，貴州鎮遠教堂傳教士的薄復禮與妻子羅達自安順返回鎮遠，途經舊州，就和舊州的傳教士海曼等人一同被紅軍戰士扣留了。
時任紅六軍團政治部政治保衞分局局長的吳德峯和紅六軍團保衞局特別支部書記的戚元德夫婦最先見到了這批特殊的“俘虜”。
這批特殊的“俘虜”總共有七人：薄復禮夫婦、海曼夫婦及其兩個孩子(大的3歲、小的8個月)，另外一個是新西蘭籍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思南教區傳教士埃米?布勞斯小姐。
當晚，保衞局就分別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進行了審訊。
軍團領導和保衞局研究後，首先釋放了四名挑夫，將女僕和廚師暫且留了下來，以便照顧幾名外國人的生活。
出於人道考慮，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也加以區別對待，其中的兩名已婚婦女和兩個小孩當即予以釋放。
吳德峯和戚元德的小女兒吳持生回憶説“1934年秋，紅軍進入貴州地區不久，準備秘密突襲黃平的前夕，部隊在駐地附近抓了一批帝國主義‘間諜’和‘走狗’送到保衞局，第二天又送來幾個。媽媽説，記得這兩撥人中有兩男三女是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其中有兩對夫妻（即薄復禮夫婦、海曼夫婦）還帶着兩個年齡不大的小孩，另外一個是新西蘭籍英國基督教傳教士埃米?布勞斯小姐。審訊時，五個洋人都自稱是在教堂工作的神職人員，出於人道，隨後將兩夫婦中的婦人和孩童也釋放了，其他人則以‘嫌犯’收審”。
紅軍之所以扣留薄復禮，蕭克將軍在50餘年後回憶説：“坦率地講，我們扣留他們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角度來考慮的。西征以來，轉戰五十多天，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藥醫治。我們知道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
在舊州教堂，紅軍戰士發現了一張l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貴州地圖。這，對於不熟悉貴州地形的紅軍來説，該地圖可是無價之寶。
蕭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貴州是個多山多雨的省份，常聽人講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到這裏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們從江西、湖南帶的馬，不習慣那種道路，好多都掉到溝裏去了。老百姓也沒有受過我黨和大革命多少影響，對紅軍不大瞭解。尤其困難的是沒有軍用地圖，全靠找嚮導指路。對於一支獨立行動的隊伍來説，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又沒有羣眾基礎、甚至連地圖都沒有的地區活動，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得到了這張寶貴的貴州地圖，蕭克心情激動萬分。可是，上面標的地名全是清一色的外國文字，部隊中竟然無人能看懂。
有人提醒説，抓住的幾個外國人中，有個叫薄復禮的能講漢語，還認識不少漢字，何不讓他來試試看能不能認識這些“洋文”。
蕭克聽了，眉開眼笑，趕緊派人把薄復禮找來。
薄復禮並不推辭，拿出鉛筆，把圖上所有的道路、村鎮的名字都一五一十地翻譯了過來。
當天晚上，薄復禮和蕭克的交流並不單單停留在翻譯上。薄復禮記得蕭克“希望避免在運動中遇到汽車路”，蕭克則“不僅知道了許多軍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是這樣描寫他對蕭克的第一印象的：“我的良心受到質問。他只有25歲，是一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信心和力量。在艱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撓。顯而易見，人們誓死愉快相從的原因就在這裏。他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
為什麼薄復禮感到“良心受到質問”？原因是一直以來，蔣介石等人竭力向外界醜化紅軍戰士，蔑稱紅軍將士是“土匪”。受此影響，薄復禮先前是對紅軍持有很大偏見的，但從這個晚上起，他開始對真正的共產黨人的認識有所改觀了。
蕭克後來則回憶説，他當時對傳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因為認為他們來中國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們當地主一樣看待。但經過與薄復禮合作翻譯地圖的這一晚接觸後，他的看法有了改變。“他幫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向導。我作為一個獨立行動的軍隊的指揮者，在困難的時候受到人們的幫助，不管時間多久，也難忘記。”又説：“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解決了我們一大難題”。
離開舊州後，薄復禮、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隨紅六軍團，開始了他們的“長征生活”。
薄復禮回憶説：“我們進入了一種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頓飯，一天天沒有休息和禮拜日的行軍。”
薄復禮在記錄中多次提到拖在隊伍最後的埃米小姐：“新西蘭籍的埃米?布勞斯小姐對行軍生活尤其吃不消。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體很胖，行動比較遲緩，行軍時總是趕不上趟。他們經過考慮，將埃米小姐放在隊伍後面，不過天黑前也要到達宿營地。可憐的埃米小姐，她總是在後面追，往往好像後面剛趕到，前面又吹響了出發號。
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兩天，腳上就打了幾個水泡，鞋子也磨爛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無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單撕成長條，打成比較柔軟的布條‘草鞋’，讓埃米小姐穿上堅持行走。”
關於布條“草鞋”，戚元德也回憶説：“記得洋小姐的一雙布‘草鞋’，是我親自編打的，我還特意在鞋頭給她裝飾了一個紅色絨球。她看了很驚訝，一再説穿着很舒適，表示非常感謝。”戚元德還提到，為保證兩名外國男傳教士能夠穿上鞋子，不至於赤腳行軍，她把丈夫吳德峯的一雙布鞋、一雙長筒靴，拿出來送給了薄復禮和海曼。
薄復禮當時並不知道戚元德與吳德峯兩人的關係，他的回憶頗為滑稽有趣，他説：“行軍路上，我的一隻鞋子壞了，紅軍給我找了一雙非常合腳的橡膠雨鞋，它是剛從一位正在嘟噥着的同志腳上‘沒收’的。因為氣候潮濕，雨多，我們提出要塊雨布，結果給了一件牀單。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在紅軍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應了。”
大概行走了七八天這樣，當部隊來到一處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帶，紅軍將埃米釋放了。
戚元德回憶説：“臨走時，她對我們表示千謝萬謝。我目送她走了很遠，看見她還回過頭來，向我們招手致謝。”
而薄復禮和海曼兩名成年男性外國人仍跟着紅軍一路前行，與紅軍朝夕相處，使他們對紅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薄復禮記錄了大量紅軍的生活，紅軍的作戰、紅軍的會議、攻城奪地、打土豪等，為後人留下了許多第一手的寶貴資料。
薄復禮還在書中記錄了紅軍長征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木黃會師。
薄復禮對於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回憶是這樣的：“這一天，是紅軍會師的熱鬧日子，他們不住地鑼鼓鏗鏘，彩旗飛揚。我們同先到這裏不久的賀龍紅二軍團合併了。賀龍的軍隊，衣着更加破爛，但軍隊中紅色旗幟及標誌卻十分明顯。在一次行軍途中，一個蓄有小鬍子、年約四十歲的中年人，騎着一匹馬，頗有風度地從我們這支特殊的隊伍前走過，我們知道，他是賀龍將軍。”
蕭克也在自己的回憶錄裏對這次重要的會師作了詳細的記錄：“1934年10月24日，紅六軍團抵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二軍團勝利會師。在木黃，我和任弼時、王震等與二軍團首長賀龍、關嚮應、夏曦等同志歡聚一堂。”
木黃會師之後，兩軍團領導定下了由黔東轉戰湘西的前進策略。
一路轉戰，槍炮聲不斷。
在由四川酉陽前往湘西時，為了擺脱尾隨的敵人，紅軍進行了連續多日超出人體極限的急行軍。
薄復禮、海曼兩人根本吃不消，全身脱力，雙腳浮腫，苦不堪言。
負責照顧他們的戚元德於是千方百計給他們找了一頭騾子，讓他們輪換着騎，勉強跟上紅軍戰士的腳步。
薄復禮在感激紅軍將士的同時，也對紅軍將士的吃苦精神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是這樣描寫紅軍戰士的吃苦精神的：“路，在中國的定義與英國略有不同。隨紅軍所走的路，有時幾乎只是前邊的人踏出的一條痕跡，説不上路。在山間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數千人馬邁着沉重的腳步走在這條道上，把本來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濘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飯，衣服上的泥漿常常是這塊幹了，那裏又新添了塊濕的，好在大家都習以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來，一起前進，並沒有笑話你不會走路。”
然而，就在這麼艱苦的背景下，薄復禮還長久地被紅軍戰士的學習精神所震撼。
他回憶説：“我看到勤奮的紅軍戰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補衣服外，還抓緊時間學習文化知識，聽關於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武裝思想。每個排還經常召開會議，會前先選一個議題，要大家做準備，開會時，大家踴躍發言，特別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勵下，講自己受地主剝削的親身經歷。每次發言後，排長做總結，重申主要觀點。一旦到了某個駐地，可以進行極為短暫的休整，紅軍都會建立‘列寧室’。所謂‘列寧室’，實際上就是紅軍讀書學習的一個地方，有時利用房子，有時就自己動手臨時建，八根竹竿或樹樁做樁，綠色的樹枝和竹枝編在一起作牆，屋頂鋪上稻草就算天花板。這個地方就成了他們讀書學習或者集體活動的地方。”
讓薄復禮在震撼中感到更加不可思議的是，這羣勤奮、肯吃苦的人，即便是最底層的士兵也有着“完整的理論體系。”
有一次，他問一個紅軍戰士：“農民和地主的界限你們是如何劃分的？”戰士告訴他：“按自食其力。如果一個人的土地由別人來耕種，那他就是壓迫者。”
薄復禮因此認定，這是一羣無畏困難、無畏艱苦、無畏生死的人，這樣的羣體，是可怕的。而更加可怕的是，他們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因為這理想，即使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低劣得要命，而他們始終保持着快樂。
對於戰士們的快樂，薄復禮記錄道：“紅軍的娛樂活動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有時，他們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圓圈，坐在地上，隊長就點人出來唱歌，不會唱的就進行摔跤比賽，不論輸贏都有一陣熱烈的掌聲。他們的遊戲有時候也有複雜的，比如武術，還有擊劍活動，籃球也是他們所愛的活動之一，他們有時候還化妝演戲，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個士兵到我們的房子裏來，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頂舊氈帽借給了他。後來聽説他們要化妝成蔣介石和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分子參加演出。”
在紅軍豐富多彩的遊戲娛樂之中，薄復禮聲稱，他從沒有看到有賭博現象——原本，來到中國以後，他看到的中國人都是很熱衷於賭博的。
海曼的身體很虛弱，1935年的11月18日，紅軍在湖南桑植將他釋放了。
薄復禮則跟隨着長征的隊伍進入了雲南境內。
1936年4月12日，是禮拜日，又是復活節。這一天，蕭克破例擺了一桌酒席，告訴薄復禮，準備釋放他，這桌酒席，就是餞行酒。
紅軍長征途中的酒席，極其簡單，卻給薄復禮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戚元德變戲法一樣拿出來的一罐咖啡，蕭克則給他做了一個拿手菜——粉蒸肉。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回憶道：“吳法官（指吳德峯）説，如果你願意保持聯繫的話，我們將很高興能收到你的信。蕭將軍也插話説，你作為一個旅遊者留在中國我不反對，甚至可以允許你辦學校，只要不欺騙學生和百姓，讓他們信奉什麼上帝，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並留在那裏，這可能更好些。”
飯後，吳德峯還向薄復禮交代了有關事項，問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費，薄復禮以兩天路程計算，提出要四塊銀元。吳德峯給了他十塊。
分別時，薄復禮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幾句：
感謝“被捕”，
友誼和血的聯結，
超過了世間的一切。
我們患難與共，
我們共勉負重。
為那珍貴的互助，
我灑下深情的淚珠。
第二天凌晨，紅軍從駐地撤離了。薄復禮則到省會昆明找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
至此，薄復禮跟隨紅軍部隊共同行動了560天，走過了貴州、四川、湖北、湖南、雲南五省，行程6000英里(約合l萬公里)，成為紅軍長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參加者。
三個月後，薄復禮在英國出版了《神靈之手》。
該書出版後很快在英國脱銷，接着又發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該書又被譯成法文由瑞士艾莫爾出版社出版。
薄復禮本人回到英國後，被邀請參加多個報告會。瑞士、美國、日本等國都留下了他宣傳紅軍的足跡，每次宣傳演講，都會在各地引起很大反響。
薄復禮作為傳教士，儘管不贊成共產黨人追求的理想，但他的回憶錄以親身經歷如實反映了紅軍嚴明的紀律和得到人民擁護的情景，客觀上對西方人瞭解長征起到了有益作用。
試想想看，薄復禮是一名紅軍犯人，則他的口裏他所説出東西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説服力。
在他在經歷過這場“不堪回首”的苦難行軍後，他還寫出了這樣的文字：“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着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正年青，為了他們的事業正英勇奮鬥，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無庸置疑，這段文字在西方為紅軍作出的正面宣傳力量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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