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是解放以前名氣頂響的小報文人，他生就一副水晶肚皮，毫無城府，很講義氣，初登文壇，即以風流婉妙的舊體詩創作，被認為頗具“幾庵”（畢倚虹）風格；此後又因捧紅白玉霜，人送外號“江南第一枝筆”，這一名號如影隨形，聲名遠播，幾乎成了他的代名詞。
斗轉星移，世事變遷。到了1949年，國共之爭大勢底定。當新舊交替之際，小報及小報文人的命運究竟何去何從呢？
1949年2月24日，唐大郎在《鐵報》上的“高唐散記”專欄刊有一篇文章，提到了郭沫若在港刊發文，炮轟沈從文的近聞，筆下繪聲繪影，顯得顧慮重重：
聽説北平易手之後，郭沫若隨即到平，在報紙上向沈從文開炮，罵沈的著述，“極盡幫閒能事”，又説：“沈的作品，這時代裏不需要這種東西。”阿咦噲！這一副氣焰，叫人那能吃得消。
我總是説人對於人該是温和一點的好，人家也不是大逆不道，何必要咄咄逼人的？我們在淪陷時期擔心的，一朝勝利，就怕重慶回來的那些勝利面孔，太難服侍，現在又該有這一重憂慮了。
文末甚至悲觀地説，“我將來預備同我的太太開爿小煙紙店，混他媽一輩子的”，可見當時的心緒多麼低落，幾乎預備改行了。而到了下個月，他還在繼續這個話題，並開始實施這個計劃了：“我現在要籌備開煙紙店了，頂門面，置生財，乃至進貨物，在在需錢，但我沒有錢，現在想請朋友幫我的忙，大家來替我湊成功這爿小店。”
（《高唐散記·籌備小煙紙店緣起》，1949年3月14日《鐵報》）
這也令我聯想起舒諲説過的話：解放後，上海小報早列入精神污染之列而被“一刀切”。然而他的話並不確切。最終一切柳暗花明，唐大郎並沒有退出報壇，他運道奇好，得到了貴人襄助。
1949年7月，上海市面上出現兩份革新小報，其一就是唐大郎和他的老搭檔龔之方合辦的《亦報》，創辦於7月25日。它要比另一份7月7日由馮亦代任社長，陳蝶衣主編的小報《大報》晚了十多天。
幾年前，筆者曾在拙文《唐大郎及其夥伴們》
（《書城》雜誌2015年4月號）
中，對於建國初期為什麼還要繼續辦小報，有所論列。其中引一位名喚“方曉藍”的作者刊於《新民晚報》的文章，提及夏衍與唐大郎的電話問答，頗有意趣：
上海解放，夏衍打電話給唐，告訴他已經到滬，唐回説：“你來了，我就失業了。”夏説：“我來了，你就不會失業了。”因為已經決定，解放後上海還要辦小報。
方曉藍本名沈毓剛，是董樂山念大夏附中時的同學，也是唐大郎、龔之方1945年4月辦《光化日報》時招徠的新人。後由唐大郎介紹，入《亦報》社任編輯部主任，再後來一起併入新民晚報社。
到了2016年3月，《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記者石偉傑登門採訪老報人吳承惠，談及解放後小報情況時，對於為什麼還要辦兩家小報，作出兩條猜想：“一是用舊小報的形式教育當時的上海市民；二是維持小報從業人員的生活。”並説這期間，“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誠哉斯言，這與魏紹昌轉引夏衍的説法不謀而合：“上海小報有相當數量的讀者，我們通過改造小報也就爭取並改造了小報的讀者，這是有比無好。小報辦兩張，不搞一花獨放，這樣可以促進他們相互比較，相互競爭。留用一批小報知識分子，也幫助他們及其家屬解決了生計問題。”
（《夏衍同志二三事》）
再翻閲夏公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增補本）》
（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94頁）
，不難弄清楚這一方針實際來自周恩來總理。1949年5月中旬在北京，周總理向其傳達了黨中央對舊文藝工作者的總方針：凡是願意留下來的，愛國的，願意為新中國工作的人，都要團結，都要爭取。來滬之後，夏衍便依此貫徹。
説來有趣，夏衍是黨內少有的文人革命家，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抗戰前後，他的大名多次見於《社會日報》這樣的小報，後者除了對其行蹤有所報道，還多次提及他所著劇本的演出情況。而唐大郎長年累月筆耕於此，對夏衍不至於陌生。儘管限於文獻無徵，無從確知唐大郎與夏衍最早是怎麼認識的，但他倆有着許多共同朋友，譬如老搭檔龔之方在藝華影片公司工作時，田漢主持影片創作並領導編劇委員會，夏衍也參與編劇。“後來夏衍、阿英、鄭伯奇進明星公司搞編輯，此時我與夏衍已經認識了。”
（謝蔚明《我與龔之方》，2006年3月17日《文匯讀書週報》）
再如好友王塵無既是夏衍任組長的電影小組成員，平時也在《社會日報》寫專欄，彼此的關係更近一層。此外，還有唐瑜、孫師毅，他們既是唐大郎的朋友，也與夏衍關係密切。1945年9月，夏衍由渝返滬，小報界朋友龔之方和唐大郎等人在閘北吉祥寺設宴迎接，雙方的友誼進一步延展。彼時，夏衍身兼雙重身份，既是盛名在外的劇作家，又是上海文藝界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人，他經常路過吳祖光編《清明》雜誌的編輯部，即龔之方供職的共舞台3樓的一間工作室寫雜文短稿，有時候夏衍還在房間裏召開黨的會議
（《吳祖光自述·我與夏衍》）
，於是賓主間的默契度日益加深，終於成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這也就是建國初期，夏衍能對龔、唐等小報文人加以庇護的遠因了。
夏衍
2001年，巫小黎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後黨內有關小報的調研報告》一文中，收錄一則1949年6月17日李之華所撰《關於小報的建議》
（上海檔案館，檔號Q431-1-199）
，該報告中所透出的信息，不僅能細化建國初期中共方面對小報的處置態度，還能釐清小報文人之間複雜的人際關係：
根據夏主任的指示，以後辦小報的人選大概不出以下三方面：一、唐大郎、龔之方的《海風》；二、馮亦代、陳蝶衣的《星報》；三、陳靈犀。（注：陳陳唐三位在上次陳市長招待文化界會上是被邀出席參加的。）
《海風》方面，據龔之方説，《海風》的資本來源，是唐大郎的若干朋友所資助的，和龔無關係（實際上是否如此，不詳）因為唐在解放之前，他的生計就是靠這些朋友以投機所得的利潤分潤給他作為維持，解放之後，投機是不可能了。所以集了批資本打算幫他辦份小報，以作生計，因此之故，和別人合作便並不表示歡迎。
《星報》方面，陳蝶衣亦表示和唐合作，頗為困難，至於對陳靈犀問題，他表示如果靈犀肯合作，他擬請他編二三版；蝶衣並表示他是打算把《星報》作終身事業辦的……
靈犀方面，因為無接觸，故其意向亦不詳。
我的看法：
小報現在留存《飛報》《羅賓漢》兩家，若照出一家停一家的初議，則以後小報自以有兩張較好，並且，如果允許有兩家，還有如下的好處：
一、不顯得突出。若是隻有一家，極容易使人錯覺和我們的黨有特殊關係。
二、比較有競爭性，可以督促彼此的進步和健全。
三、萬一出了毛病，不致停刊後市上沒有小報。
四、以現在的小報方面職業作家説，若只有一家，除若??該淘汰的外，吸收的人數也不夠容納。
這裏所提陳蝶衣打算創辦的《星報》（我有點懷疑是不是寫的《晨報》，因為在抗戰勝利後，馮亦代和姚蘇鳳等人合辦過一張《世界晨報》，夏衍曾在該報上寫專欄“蚯蚓眼”），等到正式出版，更名為《大報》。此外，如巫教授所稱，李之華曾任上海廣播電台台長，其實説得有些偏。因為吳承惠説：“馮亦代去北京工作，《大報》的工作就由負責接收上海廣播事業的黨員李之華來協助陳蝶衣，主要的任務是負責與新聞處聯繫、溝通，上情下達，下情上報，具體編輯業務是不過問的。”換言之，李之華那時相當於《大報》的代理社長。鑑於吳先生正是《大報》社記者，作為親歷者，他的話理應信從。
無獨有偶，前一陣子，版本收藏家瞿永發先生通過微信，發給我一份材料，即建國初期曾任上海市文管會秘書長的陳虞孫在“文革”期間寫的外調材料《關於唐大郎》（落款日期為1970年9月），其中憶及他與夏衍、唐大郎等人的一次飯局。材料鮮活，亦頗有錄文價值（其中部分文字帶有時代色彩，敬希讀者諒解）：
大約在1949年6月間，即上海文管會成立後不久，夏衍告訴我，過去在上海辦小報的一批人要請他吃飯，談小報的事。他要我跟他一起去。吃飯的地方是在人民路附近的一個公寓裏。到了那裏，我瞭解到，這是龔之方、唐大郎這幫人常年租用的，專用了一個廚師，平日並管房子，專供這幫人吃喝玩樂幹黑事的場所。那天作主人的是龔之方、唐大郎和陳蝶衣。
那次他們請夏衍吃飯，主要是談他們辦小報的打算，要向夏衍“請示”，解放後，小報應該怎樣辦。因為在這次吃飯的以前，夏衍早已“批准”了他們辦小報。這次吃飯黑會上主要是夏衍“面授機宜”。當時，夏衍的黑話內容主要是：
1、上海這個地方很複雜，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因此，單辦一張報，不能滿足各種人的需要。大型日報保留了四家，各有“分工”。還要一張晚報。就是因為各有各的老讀者。讓各報發揮各自“專長”，聯繫一批老讀者。按分工，各有特色，各有讀者，不愁沒有銷路。
2、上海是有一幫人，是不看大型日報，專看小報的。這些人是什麼愛好，喜歡看些什麼，你們是有經驗的，很清楚的。因此，考慮到要滿足這幫人的需要，所以同意辦兩張小報。當然，不能像解放以前那樣亂搞。但亦不希望辦得跟大型日報一樣，板起面孔講政治道理。這樣辦，原來的小報讀者是不要看的。應該發揮小報的特色，要軟些。
3、你們兩家之間要互相合作，不要像解放以前那樣互相觸壁腳。解放以前有那麼多小報，現在只辦兩張該小報，按理説，銷路是不成問題的。不必搶生意。
4、關於兩報要求政府派幹部參加的問題，政府現在不考慮。因為既然批准辦，就是相信你們。你們這幾個人，我是熟悉的，不然亦不會批准你們。
這份材料從字裏行間透出夏衍對小報從業者的格外眷顧，同時透出柔性領導風範。而從席間的點撥，也可視為新政權對小報如何革新，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其中有些話講得語重心長，令人欽服。
由此，使我聯想起沈毓剛曾以“其佩”筆名，撰文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期，龔、唐兩位請夏衍、姚溱、陳虞孫等宣傳文化系統的領導們所吃的另一頓飯。吃飯的地點，説是“一位富有者的私人廚房，菜很精緻。”此正與陳虞孫所述相對應。席間張愛玲也出現了。只可惜那次飯局，其目的除了雙方聯絡感情，夏衍還想託龔、唐勸勸“張愛玲不要去香港”。因此，“那次飯也吃得有點尷尬，誰也沒有説多少話。之方兄擅長交際，大郎兄妙語如珠，那晚都沒施展出來。大家斯斯文文地吃飯，我也不記得張愛玲説過什麼話”。
（《也説張愛玲》，1988年6月4日《新民晚報》）
左惲逸羣，右陳虞孫
隨着1952年上海新聞界思想改造運動的完成，唐大郎進入了新民晚報社。此運動由市委宣傳部直接領導，具體來説，先由宣傳部長谷牧親自作了動員報告，並在姚溱副部長領導下，由陳虞孫、束紉秋、歐陽文彬組成小組推進。陳虞孫寫道：“當時，夏衍是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他對撤銷兩張小報是不贊成的。但是由於谷牧的堅持，沒有反對掉。夏衍就強調對於兩報的幾個主要人員一定要安排好。因此，像唐大郎進新民晚報後，其地位待遇一直比較高的。”若問唐大郎的待遇究竟高到何種程度呢？則聽吳承惠老先生説是行政十一級，與報社正副社長趙超構、程大千，總編輯束紉秋平級。
綜合分析上述種種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窺見夏衍的辦事風格和決策過程，他不搞一言堂，遇事集思廣益，充分聽取旁人的意見與建議。具體到對於小報界的管理，先是得到周總理的指示，以之為總方針，選任久經考驗，得到市場認可，且政治上可靠的唐大郎、龔之方、陳蝶衣、陳靈犀等人，給予寬鬆的發展空間，讓其繼續從事本業。同時約法三章，務求革除陋習，融入新社會。而唐大郎也在此後積極改造思想，奔赴北京西苑就讀於華北革命大學，在八個多月裏摸爬滾打，逐漸脱胎換骨，成為新人。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