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字數：2585字
閲讀時間：6 分鐘
周恩來(中)在日本留學期間留影
提起周恩來總理與日本的淵源，或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京都嵐山腳下著名的“雨中嵐山”詩碑。然而事實上，周恩來自1917年9月東渡日本至1919年4月歸國的一年半左右的日本留學生活軌跡，絕大部分都留在了東京。而留下“雨中嵐山”一詩的京都之行，只是他1919年自東京前往神户乘船歸國途中的短暫駐足。
周恩來1918年1月1日日記的影印本
建國後的1950年代，周恩來留學日本期間1918年一整年的日記被發現並交還到總理手中。在1910年1月1日的日記中，周恩來寫道：“我的日記就從今日記起，但願自今日往後一天不缺，留個紀念等着老年的時候想起幼時的光景，翻一翻這本日記想着或者有點兒趣味”（見下圖）。從這段記敍中可以推測，周恩來記日記的習慣，正是自留日期間開始的。本篇小文便以已公開的周恩來留日期間的日記為線索，追尋留學期間周恩來在東京的生活軌跡。
年輕時的周恩來
1917年6月，從天津的私立中學南開學校畢業的周恩來決定前往日本留學。甲午戰後，文字相通、旅途近便、學資低廉的日本成為了中國留學生的熱門選擇。各專業的公私費中國留日學生數量一時暴增。因赴日留學的花銷較歐美低廉許多，加之以各帝國大學為首的部分日本學校有公費留學的名額，使得當時一些貧寒人家的子弟在獲得少許資助之後也可以獲得赴日留學的機會。周恩來之所以選擇赴日留學，首要原因也正在於此。
家境並不寬裕的周恩來，一直是靠着四伯父周貽賡的支持在南開學校讀書。然而即使赴日的路途並不算太遙遠，周的伯父也難以支付這筆路費。當時周恩來是靠着以南開學校創始人嚴修為首的諸多師長的資助，才勉強湊齊了赴日的費用。
1917年9月，周恩來抵達東京，入讀東亞高等預備學校。這所位於如今神保町的學校，是專門面向中國赴日留學生，針對一高（第一高等學校，當時帝國大學的預科學校）等高等教育機關的入學考試，對其進行備考教育，性質上有些類似於如今的語言學校。該校由熱衷於中國留學生教育事業的松本龜次郎所創立，在校中國留學生數量常年超過1000名，是日本規模最大的中國留學生教育機關。在東京神保町的舊址之處，曾有一座「周恩來ここにまなぶ」的石碑，來紀念曾於此求學的周恩來，但不知為何最近筆者前往該處時公園的石碑已被撤除。
曾經位於神保町的「周恩來ここにに學ぶ」的石碑，
筆者最近前往之時，石碑已不見蹤影。
初到東京的周恩來和天津南開學校時代的學友張蓬仙同住在如今早稻田大學附近的山吹町。據日本學者考證，當時周恩來所租住的房間位於山吹町金島市太郎經營的一間襖屋的二層。據當年見過青年周恩來的一些日本老人回憶，當時周居住的房間約有六畳大小，他每日從山吹町步行至江户川橋，再從那裏乘坐電車前往神田駿河台上學。或許正是因為上學路途遙遠，在山吹町居住到了1917年末後，周恩來便暫時搬到了神保町學校附近的一家名為玉津館的旅店居住。因旅店的食宿費用高昂，周恩來只在這裏短期居住了一個月左右便再次搬離。
早稻田山吹町，當年周恩來客居的襖屋，經歷關東大地震和戰火，如今原址已經變成了一座立體停車場。
當時周恩來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搬離旅店之後，周恩來在日記中寫到：“自從搬離玉津館後，每天吃飯總是在外面零吃的，接連着望各處食堂去試試口味，有時候覺得很不好吃，不過錢是比（旅館的）包飯省多了”。但不久之後周恩來便連在外吃飯的閒錢都沒有了，只能每日在家自炊。甚至長時間採取“廢止朝食，不食葷食兩主義”，來節約日常的開支。即便如此，他仍經常被房東催討房租，不得不接受經濟比較寬裕的同學好友資助的生活。
周恩來(後排右一)在日本留學期間與同學的留影
從玉津館搬離後，周恩來租到了神保町附近的一間6畳每月5日元的屋子。這個房租相比之前每天80錢（1日元=100錢）的旅館費來説是便宜很多了。周恩來也在日記中説：“窗户向着西南，下午太陽光可以照進屋子，空氣還好。房主是一個男子，待我還不錯”。“如今我搬到這兒間來，用度既省，地方又幹淨，正好是我埋頭用功的日子”。可見周恩來對於這間房子的條件是比較滿意了。然而事與願違，這間房子的房主不知為何在周恩來入住不久後決定停止出租。周恩來不得不在入住不足一個月後於2月1日再次搬家。得知這一消息後，南開學校創始人嚴修的兒子，當時在東京美術學校（如今上野的東京藝術大學）留學的嚴智開，便邀周恩來2月與他一起暫住在如今台東區谷中的寺院靈梅院當中。在這裏，周恩來還結識了嚴智開在美術學校的同學，日本人保田重右衞門。此後周恩來時常與保田見面，甚至在日後周恩來旅法之時，兩人還在巴黎見過面，可見兩人之間有着深厚的友誼。據周恩來日記記載，在靈梅院居住期間，保田還為其畫過一副肖像畫。這幅畫在兩人去世後的1999年被保田家後人發現，如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中。日方也曾經以兩人結識的故事為背景，改編了一部電視劇《鄰人的肖像》在日本播出。
1918年2月， 保田所畫的周恩來素描肖像
周恩來客居的谷中靈梅院
自3月從靈梅院搬出後至次年離開東京為止，周恩來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神田三崎町，南開學校時代的好友王樸山所租房屋的二樓。在這裏，周恩來經受了留學生活中的兩次大的打擊。這一年的3月和7月，周恩來分別參加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和一高的入學考試，但兩次均落榜，這意味着周恩來想成為政府公費留學生的希望基本破滅。在一高落榜之後，周恩來也在日記中寫道：“試驗失敗，心中難堪異常，負友負我，自暴自棄，不勝悲矣！”。
1919年春天，周恩來(前排左二)即將離開日本時
在京都與新中學會會友的合影
周恩來在日期間，學習刻苦，為了準備一高的入學考試，他為自己制定了每天學習13個半小時，休息雜務3個半小時，睡眠7小時的作息表。當時周恩來學習上的難點，在於日語問題，周恩來在國內上學時使用的均是英文教材，而在日本考試則必須用日語答題。在7月參加一高的入學考試之後，周恩來還在日記中寫道：“來到日本還説不好日本話，豈不是太羞恥了嗎，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麼國呢，愛什麼家呢！”。可見當時周恩來的日語水平仍不理想，這應是他諸次考學失敗的重要原因了。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自責的同時，周恩來仍不忘“救國”這一留學的初衷。實際上，周恩來在日本留學期間，曾參與王希天等開展的，反對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賣國條約的“拒約運動”，也參加了諸如“新中學會”等日本的救國團體的活動。這些愛國主義活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佔用他複習備考的時間，但對其日後的思想和人格的形成，以及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無疑有着巨大影響。
作者簡介
賀申傑
東京大學日本史專業博士課程在讀。專業方向為日本近代史，特別是日本近代皇室制度和近代造船業相關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