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準戰爭中的最大敗績——雍正九年(1731年)的和通泊之戰，網絡上常有損兵三萬，五萬，北京旗人家家戴孝的説法。但根據原始檔案記錄，清軍此戰出兵總共一萬人，其中陣亡、被俘7226名，損失在70?上，逃出者也大多帶傷。才損失了7000多人，為什麼此戰還被美國的中亞史學家斯塔爾認為，是19世紀以前清軍最大的一次敗仗呢？
僅僅損失7000人，就使得大清王朝上下震動，似很奇怪。然而雍正八年春，負責屯兵科布多之地察罕叟爾北路清軍的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曾計劃分兵四路，每路設兵2000，經布拉罕（bulagan）、布魯爾（burul）、庫列圖（kuriyetu）、奇蘭（kiran）道穿越阿爾泰山，直抵準噶爾本土，憑藉8000精兵出其不意，與西路的嶽鍾琪夾擊準噶爾，對準部造成致命打擊；只是因為偷襲計劃泄露，行動才不得不中止。可見由於西域險遠，供給糧餉不易，不得不採取精兵戰術。而雍正帝和麾下諸將也對清王朝精兵的戰鬥力頗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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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征討準噶爾，南路戰兵1.6萬，輔兵1.7萬，合計3.3萬人，北路戰兵1.2萬，輔兵1.3萬，合計2.5萬人，總計戰兵不到3萬，而一年需糧14萬石，因為路途遙遠，一石需白銀30-100兩，僅僅因為轉運糧食，準部之役前後八年就耗費了至少3000萬兩以上白銀，尚不計武器盔甲之費，馬匹草料之資，士卒餉銀賞賜之耗等等。因此康熙晚年征討策妄阿拉布坦，除了驅準保藏，西藏失而復得，強化控制力之外，只落得海內虛耗。以準噶爾動員力論之，計其本部及土爾扈特、杜爾伯特、輝特、和碩特諸台吉屬人，人口在50萬以上，戰兵4-6萬，但由於西線要與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乃至俄羅斯對峙，能用於與清廷對抗的不過其半國之兵。準部雖然奴役着多達百萬的維吾爾人，可以收取貢賦，強化武備，但軍隊占人口如此高比例，兵員也斷不及以舉國之力供應的清軍裝備精良、訓練整齊。和通泊之戰戰前，清軍仍如康熙末年進討一樣分西北兩路。其中北路由滿臣傅爾丹率領，在科布多之地的察罕叟爾設大營；西路則由漢臣嶽鍾琪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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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十二月，準噶爾搶先出招，大將小策零敦多布率5000兵力劫掠西路科舍圖（ke?etu）牧場，兵鋒直抵哈密城外的塔爾納沁（tal nacin）。清軍陣亡漢蒙官兵3243人，折損牲畜高達122557頭。穆瑚立（muhūli）宰桑也率領1000兵力在青海取勝，哈吉爾（hajir）卡倫被攻陷，牧於德布特爾（debter）馬畜盡失，札薩克策零納木扎爾（cering namjar）以下百餘人被俘。雍正被迫調兵馳援巴爾庫爾，並增兵青海，嚴守噶斯（gas）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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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雖然準軍單兵戰鬥力不如清軍精鋭部隊，但是卻已經徹底碾壓了清王朝的雜牌軍，這顯示出三徵噶爾丹之役後，清軍的快速退化。與噶爾丹對決時，烏爾會河之戰中清朝雜牌軍至少還能與準軍作戰甚久，此時卻完全不堪一擊了。在雍正帝看來，北路傅爾丹兵強，西路嶽鍾琪兵弱。準噶爾在西路獲勝，必將更注重於西路，因此令傅爾丹抓緊在阿爾泰山北面科布多築城，而後相機進討，攻打準部側後。科布多築畢後不久，傅爾丹便收到消息，有兩萬多準噶爾軍隊集結在阿爾泰山方向，準備用科舍圖牧場的故伎，偷襲其薄弱部隊，劫奪清軍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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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劫奪牧場，斷不需這麼多兵力。然而傅爾丹軍遊騎所捕得準噶爾俘虜，及當年十月（和通泊之戰後數月）投奔清朝的土爾扈特人巴圖都是如此説法，可見準軍對軍隊內部是如此宣傳的。筆者觀點，準軍統帥大策凌敦多布素以足智多謀著稱，他知道清軍精鋭裝備遠勝準噶爾軍，且有科布多城依託，主動進攻不可能討到任何便宜，於是將己方全軍也騙過了，只説是去劫奪清軍牧場。傅爾丹認為準軍既然是來劫奪牧場，一定沒有做好打硬仗準備，此時正處於拉長隊形的疏散行軍狀態。己方兵精，正可以雷霆萬鈞之勢突入，殲其一部。當時北路共有兵丁2萬人，輔兵不詳。傅爾丹挑選京旗、右衞、盛京、烏喇駐防精鋭，及索倫鳥槍騎兵2000人，合計一萬人。這一萬人可以説是當時大清國最精良善戰的隊伍。此外，傅爾丹又安排都統袞泰、總兵胡杰率滿洲兵1300、綠旗兵6000守衞並搶築科布多城；以名將費揚古（fiyanggū）之子，參贊大臣陳泰（centai）、副都統阿三（asan）領滿兵2000扼守科布多河東，準備接應即將到來的察哈爾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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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傅爾丹接近準噶爾軍，在博克託（bokto）嶺下通過突襲擊敗了正分散遊牧的圖爾巴圖淖爾部，卻發現戰果極為有限。原來老練的大策凌敦多布將主力屯於博克託嶺山上，數量劣勢的清軍根本沒有突襲機會，也不敢越過博克託嶺攻打阿爾泰山更深處遊牧的部眾。傅爾丹無可奈何，下令移營到有水草處，藉此引誘準軍來攻，準備憑藉火力和裝備優勢，打防禦反擊戰。前鋒統領定壽（ding?eo）、參贊大臣·副都統蘇圖（sutu）、覺羅海蘭（gioro hailan）、副都統常祿（canglu）在東，塔爾岱、副都統馬爾齊（marci）在西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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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夜正好雨雹大作，準軍便自各遊牧地迅速集結，突擊清軍殿後部隊。由於地形複雜，殿後部隊和本軍被分隔。準軍快速衝出山谷，將定壽部2000人截斷，塔爾岱部2000人前去馳援，也陷入混戰當中。由雙方隨後陷入激烈的火器對轟來看，暴風雨很快便停止了。清軍精鋭的戰鬥力令人咋舌，區區4000人被分隔為數段，竟然還幾次將準噶爾軍隊打得不利；當然，這一是出於困獸之鬥，二是由於投入的資源確實遠好於準軍。最後，準方第一勇將小策凌敦多布率領100多具裝騎兵奮勇殺入清軍陣列，才將清軍的誓死反撲壓制。清軍由於火器射程不及準軍，彈藥消耗極快，很快耗盡。到22日，斷後的4000清軍全部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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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嶽鍾琪對於雙方火器就發表看法説：對敵之際，我軍若用子母炮擊賊，而賊用此大鳥槍， 則擊遠更過於子母炮。況賊中之大鳥槍甚多，且行走便捷，是我子母炮擊遠輕便不及賊之大鳥槍。準軍遂得以攻打在和通泊紮營的清軍大營，此處地勢相對平坦，準軍得以更好展開利用兵力優勢，但傅爾丹也建立了穩固營盤，照理正可以打預先計劃的防禦反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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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清軍分作三營，滿洲兵分一營，蒙古兵分一營，索倫兵分一營。康熙晚年，由於滿洲八旗日漸腐朽，可戰之兵減少，就已經開始抽調黑龍江的索倫兵來補充兵源。乾隆朝時彪悍的索倫兵已經成為清朝武力的依仗，但此時索倫兵對清廷尚未產生太多認同感，忠誠度較低，見敵眾我寡，慌亂之下，待準軍射程極遠的贊巴拉克火槍紛紛向營內發射，就轟然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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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倫兵的崩潰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次日察哈爾、土默特、喀喇沁等部蒙古兵也崩潰，歸化城土默特副都統袞布（gumbu）、營總裏查布（licab）率兵逃逸，後投降準噶爾，盡告清軍虛實。25日，傅爾丹率殘餘的4000名滿洲八旗兵列成步兵方陣突圍，以火器及弓箭在陣中防護，與羅馬人的龜甲陣頗為相似。清軍雖然火器射程不如準軍，但火力強悍，還擁有準軍所沒有的重炮（準部只有輕型和中型炮），因此準噶爾騎兵只能圍着鐵桶一般的清軍綴而追之，這也印證了缺乏具裝騎兵的輕裝騎兵部隊，很難衝破陣列有素的步兵方陣的道理。不過這種追擊戰也頗為激烈，鰲拜後裔——參贊大臣·公達福（dafu）斷後戰死。後來乾隆也感嘆：雖年少者亦死戰不退，是以盡忠者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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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步兵方陣對抗騎射部隊時，箭矢彈藥的消耗速度一般要超過對手。二十八日，清軍抵哈爾哈納（harhana）河時，箭矢、彈藥全部耗盡，失去反射擊能力，終於鬥志崩潰，無法維持陣列，被迫丟棄行裝，全力突圍。傅爾丹把軍隊分成兩隊，登上山嶺突出，傅爾丹一隊損失慘重之後，於七月初一抵達科布多，另一隊由副將軍巴賽、查弼納統率，在準噶爾兵追擊下全隊覆沒。算上之前逃出的黑龍江索倫兵，僅有2000多人得以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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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泊之役的慘敗，昭示着康熙晚期制定的築城進逼之策徹底化為泡影。所損失7000多人幾乎都是精鋭中的精鋭（如果算上輔兵的損失，這一戰實際損失上萬），還有查弼納、巴賽、達福、馬爾薩、舒楞額等14位高級將領戰死。準噶爾深入喀爾喀，切斷驛站，四處搶掠，清軍不敢出戰，雍正在好幾個地方編練新軍，還派人修築長城，防備準噶爾可能的入塞進攻。率2000滿兵留守後方的費揚古之子參贊大臣陳泰心膽皆落，不敢救援，藉口“我兵者，乃討伐行走之兵也，不可去爾築城處”，裹脅新到1000察哈爾兵逃往扎布堪。當然，事實上，以京旗、右衞、索倫兵以一當十的勁勇，尚且幾乎全軍覆沒。陳泰若帶着麾下兵去救，怕也只是徒然送死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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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清一朝的歷史上，往往有希望憑藉兵員精鋭、資源優勢來以寡擊眾進行軍事冒險的例子。衡陽之戰中的尼堪是如此，和通泊之戰中的傅爾丹也是如此。結果則是眾所周知。在當時清王朝武力退化已經非常嚴重，和通泊之戰可以説是令清朝損失了舉國精鋭之半。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清軍精鋭單兵戰鬥力確實出眾，但因為往往缺乏優秀指揮官，所以軍事冒險往往以慘敗告終，只有集結優勢兵力才能獲得勝利。明初沐英不等朱元璋派出的援軍趕到，便以3萬步騎於定邊之戰擊破麓川8萬大軍這種軍事冒險成功，我們很難在清朝歷史上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