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如今的發達國家，便會發現，其對死刑的態度始終都是慎之又慎。
作為一個始終堅持依法治國的國家，中國對死刑的適用也十分嚴肅，像如今的最高人民法院，就擁有最終的死刑複核權。其實，中國對死刑的嚴肅態度也是有一定歷史溯源的。在遙遠的古代，囚犯被判死刑是要經過重重審核才能定性的，且其執行過程也是極為縝密。
可以説，中國的死刑複核制度，在古代就已經十分完備了。
其實，古代死刑複核制度，主要包括“死刑複核”和“復奏”。
前者是指：將擬判死刑的案件交由相關部門複查，並在最終定案前，奏請皇帝裁決。
而後者則是指：將那些已被判為死刑的案件，在行刑前再次交由皇帝核准，史稱“報囚”。
據史料記載，中國的死刑複核制度約起源於漢代。在那個時代，這一制度僅是皇帝為了裁決高官生死而建立的。只有年俸祿達到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其在被執行死刑前才會被皇帝複核，所以，這種死刑複核制度，在當時適用的範圍極小。
到了北魏時期，朝廷對死刑的判決愈加謹慎了。凡擬判處死刑的案件，刑部需三次向皇帝上奏審核，以確保最終判決的公正性，而之後，這一制度也被當作慣例延續了下來。隋朝時期，朝廷正式確立了死刑復奏制度，即：死刑案件在執行前，需三次奏請皇帝核准。
因為，每個死刑案件都要復奏三次，所以，這一制度也被稱作“三複奏”。《隋書》中提到的“開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便是指當時的死刑復奏制度。
到了唐朝，不僅沿用了隋朝的死刑複核制度，還特別區分出了“三複奏”及“五復奏”這兩種形式。通常來説，“三複奏”只適用於地方死刑案件，只有京師的死刑案才適用於“五復奏”。至於為何要將隋朝的“三複奏”改用為“五復奏”，這恐怕要從發生於貞觀年間的一樁命案説起。
相傳，在唐貞觀年間，坊間有一人名叫李好德，因其逢人便説“大唐氣數將盡”，所以，被官府以“妖言惑眾罪”關入了大牢。當刑部將這一案件上奏給皇帝時，唐太宗只掃了一眼説道：“按律當斬，無需多言。”但是，大唐律法中曾規定，有三類人可免除死刑，即：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十歲以下的幼童，以及身患頑疾的病人。而這個被判死刑的李好德，則剛好屬於第三類。
李好德被判死刑後，同為相州人的大理丞張藴古，曾以此為據為其辯駁，奈何被御史權萬紀以包庇同鄉之罪彈劾。震怒之下，唐太宗處死了張藴古。後來，經過一番調查後，皇帝發現：李好德果然有精神病。出於懊悔，他便頒佈了一道指令，即：今後所有的死刑案件都需在執行前上奏五次，若有官員擅自行刑，則其也要接受刑事處罰。
眾所周知，古代交通不便，一些偏遠之地若離京師太遠，行刑前施行“五復奏”顯然是不現實的。於是，為了在避免冤假錯案的同時提高辦事效率，唐太宗又頒佈了地方死刑案適用“三複奏”，京師死刑案適用“五復奏”的規定。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死刑案件，都需要經過如此複雜的複核過程。
在大唐律法中，有幾類惡性案件只需經過一次複核，便可直接行刑。若有人犯“違逆”之罪，即：毆打或謀殺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外祖父母等親眷者，或身為賤民卻謀殺主人者，即可在複核一次後，直接執行死刑。自此，唐朝的這種幾近完備的死刑複核制度，也一直被後世所沿用。
到了明朝時期，統治者又對死刑案件做了進一步的細分，即：分為“斬立決”和“秋後決”。在大明律例中，“斬立決”也被稱作“絞立決”，而“秋後決”則被稱作“斬監侯”。但是，一般只有性質極為惡劣的死刑案件，才會被判為“斬立決”，譬如：謀反、殺人、或是犯嚴重強盜罪者，必須判為“立決”。
而其它的普通死刑案件，則一般都是“秋後問斬”。
話雖如此，但“斬立決”和“秋後決”這兩類死刑案件，都需要經過皇帝和司法部門的核準。
對於“立決”案件，朝廷一般會派刑部先行審定，再派督察院審核，大理寺審允，最終，由三法司交由皇帝核准。而對於“秋後決”案件，明朝專門設置了“朝審”制度，即：每年霜降後，朝廷統一審核監侯案件。這一制度頒佈於天順二年，施行於天順三年。
可以説，正是從那時開始，“朝審”才成為了每年統治者處理“秋後決”重囚的例行制度。到了清朝，統治者又在“朝審”的基礎上增加了“秋審”，即：當時所有的“斬監侯”與“絞監侯”案件都需要經過“秋審”和“朝審”。但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秋審”只審核地方審判的監侯案件，而“朝審”則負責審核刑部審判的監侯案件，兩者職能則有着明顯的劃分。
其實，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對於死刑案件都應該嚴肅對待。畢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即使被判刑者罪有應得，也應該對其負責，做到公平公正，以尊重生命。
【來源：江山社】
聲明：轉載此文是出於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註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繫，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郵箱地址：[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