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年前，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華兒女不應忘記淞滬會戰這段歷史！
“一寸山河一寸血”，出自黃維，淞滬會戰時，黃維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第67師師長，他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淞滬戰爭》一文中寫道：“就在拂曉時，日軍開始炮擊，向我陣地發動全線進攻，羅店全鎮毀於炮火，成為一片焦土。我軍經常趁敵機不能活動的晚間，發動夜戰以奪回白天喪失的陣地，有時進行肉搏戰，雙方傷亡都很大，第67師傷亡過半。”淞滬會戰中，羅店戰場異常殘酷，有“血肉磨坊”之稱。黃維的67師在羅店打了一個星期，打到最後黃維手下的三個團長，一人戰死二人重傷，師部除一個電報員，連文書、炊事員都拿槍上去了，戰後整編，活着的人連一個團都湊不夠。
十八軍是蔣介石的主力王牌，堪稱當時最精鋭的中國軍隊，尚且打得如此慘烈，遑論其他裝備低劣的部隊。淞滬會戰持續了3個月，中國軍隊先後投入步兵48個師、15個獨立旅、9個暫編旅、税警總團、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憲兵1個團，以及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江蘇省保安團4個團，炮兵7個團，70餘萬人參加戰鬥，死傷30餘萬人。日軍投入20餘萬人，傷亡4萬餘人。
這些部隊來自全國各地。今天回顧歷史，很難忘記一些中國軍人的身影：
1937年9月1日，駐貴州安順的川軍二十軍出發了，在軍長楊森帶領下，二十軍士兵穿着自己打的草鞋，戴着竹斗笠，有的還帶着油紙傘，他們沿湘黔公路徒步行軍，到湖南辰溪乘船到長沙，換乘火車經粵漢路到武昌徐家棚車站，連夜渡江到漢口，再由漢口到浦口換京滬線火車……整整花了41天時間，於10月12日抵達上海南翔火車站集結，設立軍部指揮所，隨後部隊轉入大場、藴藻浜、陳家行一帶前線陣地。戰鬥之前，楊森發表全軍動員講話：“我們一定要抵住敵人的進攻。如果上海這一仗抵不住，我們就要亡國。我們要為國犧牲，這是最光榮的！”
10月14日，戰鬥打響，二十軍官兵與日寇激戰五天三夜，大量殺傷敵人有生力量，牢牢守住大場陣地。二十軍也付出了慘重的犧牲，換防後，全軍只剩下了5000人。134師802團的千餘名官兵，打得只剩下200人，團長林相候衝出戰壕殺敵時頭部中彈犧牲，他是川軍在淞滬戰場上為國捐軀的第一位團長。804團團長向文彬，與日軍血戰20多個小時，全團官兵，營長只剩一人，連長非死即傷，無一倖免，排長只剩4人，士兵只剩120餘人。火線上，向文彬在一天內的三個小時內，軍銜從中校升為上校，又由上校升為少將……二十軍以血肉之軀保住一寸陣地不失，還奪回了中央軍二十三師丟掉的陳家行陣地。794團換防之際，日本趁機發動進攻，他們決定先把日軍打下去再移交陣地，一個團，最終只剩40多個士兵。
多年後曾親歷淞滬會戰的二十軍駐上海辦事處少將處長杜重石回憶説：“敵人火力很猛，我在戰壕裏用刺刀把一頂軍帽撐出去，轉眼間帽子上就被打了十幾個洞。”他還説：“我們的隊伍每天一個師一個師地加入前線，有的師上前線3個鐘頭就減員一半，有的支持了5個鐘頭就減員2/3······戰場就像個大爐，人一填進去就被熔化了。”
另一支川軍，43軍26師防守大場，他們的裝備更差：每個連只有一挺輕機槍和五六十支步槍，有的槍使用過久，連瞄準的來復線都沒有了；還有少數步槍扳機柄，要用麻繩拴着以防掉落······但就是這麼一支武器窳劣的部隊，與敵鏖戰七晝夜，力保陣地不失，全師4個團長，兩個陣亡，14個營長，傷亡13個，連排長共傷亡250多名，每個連活下來的士兵，少的僅三五人······換防之後統計倖存者，全師4000多人，僅剩下600餘人。
戰後評點，26師成為淞滬戰場戰績最優的5個師之一。
在淞滬戰場上，除了中央軍嫡系部隊外，還有川軍、桂軍、黔軍、湘軍、滇軍、西北軍……其實，面對日寇，他們只有一個名字：中國軍隊。
進入民國以來，軍閥混戰，無有寧日，從之前的直系、奉系、皖系，到後來的晉系、滇系、桂系、黔系、湘系、川系、西北軍、東北軍……民國只是名義的統一，就在日軍侵佔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前一年，晉系閻錫山、桂系李宗仁和西北系馮玉祥結盟，跟蔣介石大打出手，史稱“中原大戰”，歷時7個月，雙方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
各地軍閥，擁兵自重，爭奪地盤，更是混戰不休：雲南是唐繼堯打龍雲，貴州的王家烈打毛光翔，山東的韓復榘打劉珍年，四川更是山頭林立、混戰不斷。據不完全統計，從1912年“省門之亂”到1935年中央軍入川，四川地區“大小戰爭達四百次以上”，其中“規模較大的戰爭就達到二十九次”，幾乎每年都有大規模的混戰發生。
在各種混戰吞併之後，四川漸漸形成楊森、鄧錫侯、田頌堯、劉湘、劉文輝、劉成勳、賴心輝、劉存厚等幾個軍閥巨頭，名義上雖已易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軍閥本質沒有改變，爭奪防區，混戰不休，將四川瓜分為各自大大小小的地盤，“我的地盤我做主”，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官員，關卡林立，捐税苛重。
1937年，“七七事變”，中華民族全面抗戰正式拉開帷幕，“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籲：“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曾在大學圖書館《被遺忘的抗戰史：四川大抗戰》一書，讀到過這麼一個細節：1937年7月6日，川軍整軍會議在重慶行營禮堂開幕，軍閥們吵成一團，既互相打嘴仗，又跟南京派來的代表何應欽討價還價，不歡而散。7月8日一早，繼續開會，與會者以為一定會劍拔弩張，火藥味更濃時，何應欽通報了“七七事變”的消息，“形勢急轉直下！正在參加整軍會議的將領們本來是‘各懷鬼胎’，這時卻如炸響油鍋，霎時同仇敵愾紛紛高吼：‘我們願率所部，參加對日作戰！’‘川軍願在省主席劉湘統率下，同心協力共禦外侮’！”
家國情懷，民族大義，在國難之際，被喚醒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派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人也出席了南京國防會議，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過去一切嫌怨，共同對付強敵。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8月25日，淞滬會戰爆發12天后，中共發佈《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同時，中共中央發佈改編命令，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編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轄3個師和1個特務團，共4.6萬人，開往華北抗日。主力紅軍在人數未減情況下編制級別大大降低，由原來的三個方面軍改為三個師，許多紅軍幹部“連降三級”。
此外，紅軍將士要“穿國民黨軍服”“戴國民黨帽徽”，很多戰士想不明白，紅軍將領們帶頭做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弟兄兩人正在鬧矛盾，突然進來一個強盜，我們是繼續打架還是聯合起來對付強盜呢？”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在抗日誓師大會上帶頭戴上了綴有國民黨帽徽的軍帽，他帶領全師官兵宣誓：
“同志們，為了救中國，暫時和紅軍帽告別吧！我們一定要抗戰到底，把侵略者趕出去！”
來自廣西的驍勇士兵，挺着刺刀向坦克進攻，這是淞滬會戰中的悲壯一幕。
桂軍素以勇猛著稱，衝鋒時人人奮勇當先，唯恐落在別人身後，挺着身子，沒有人匍匐前進，沒有人利用地形掩護，甚至不彎腰，士兵端着刺刀衝向日軍的坦克和彈雨，成排成排地被掃倒，其狀慘不忍睹。飛機來了不卧倒也不隱蔽，還指着日機大罵，白白送了性命。174師一個團，初上戰場不知厲害，拂曉時集結在一片竹林中做戰前動員，結果被日軍偵察機發現，招來大批飛機低空掃射，全團人馬未投入戰鬥即死傷大半。
淞滬會戰，是中國軍隊第一次面對現代立體戰爭，也是一個農業國家對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工業國家的奮起反抗。戰場上，人人爭相報國，浴血殺敵，但血氣之勇，很難彌補武器之劣，犧牲慘烈。淞滬會戰開始時，中國軍隊佔了絕對優勢，但是，因為火力缺乏，始終未能攻佔其堅固工事，固守的日軍，等來了源源不斷的援軍，戰局開始膠着，而後日軍憑藉海陸空強大火力，佔據了戰場優勢。中國士兵從各地前來增援，一批批補充到前線，一批批倒下······用國民黨將領陳誠的話來説：“人海戰術，難敵火海戰術。”
就這樣，苦戰三個月，以慘重代價，粉碎了日軍“3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值得強調的是：這三個月，也為中國民族工業內遷，保存中國經濟血脈，贏得了時間。
記得在蘇智良《去大後方──中國抗戰內遷實錄》一書中，詳細描寫了這場史詩般的大遷徙：“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前後，各路大軍從全國各地尤其是從中部、西部湧至上海，而另一股潮流，從上海、東南沿海，一路向西，政府官員、大學教授、工商企業主、小工苦力······挈婦帶幼，從海邊走向大山，從富饒的江南奔赴偏遠的西南。
為了延續民族的血脈，他們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信仰、不分黨派，走上了艱苦卓絕的遷移之路。崎嶇的公路，綿延的小道，浩浩的大江，到處是轉移的人流，他們在向西、向西，再向西！
上海大鑫鋼鐵廠，是一家民族工業企業，抗戰全面爆發後，日軍對大鑫廠垂涎三尺，廠主餘名鈺決定內遷，下令連夜拆運工廠設備，先行搶運到租界，在戰爭激烈進行中，將機器及物資運出上海，其困難可想而知。當時長江下游鎮江以下江面已經封鎖，陸路運輸也不可能，火車被軍隊徵用，唯一的運輸路線，就是用木船裝載，循蘇州河至蘇州，再以小火輪船拖運至鎮江，然後再轉輪船駛往武漢。
但1937年10月底，上海閘北已被日軍攻佔，蘇州河暴露在日軍的槍炮之下，不得已，內遷船隊只好改經黃浦江繞道松江轉往蘇州至鎮江再往武漢。不久，杭州灣又遭攻陷，松江告急，因此內遷船隊又改由黃浦江租裝外輪，先運抵南通，再駁裝木船至鎮江，最後逆水而上武漢。
但是千辛萬苦到達武漢後，武漢戰事也吃緊。於是，從1937年12月起，又分五批遷往重慶。1938年2月，終於在重慶的土灣重新建廠投產，成為後方最大的民營鋼鐵廠，生產了大量軍火與民用產品。
蘇智良在書中寫道，近代中國工業發展不但十分落後，而且佈局十分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沿海各城市，內陸的一些省份幾乎沒有現代化工廠。據1937年國民政府實業部的統計，當時全國已登記工廠共3849家，集中在沿海地區的竟超過了3300家，其中上海佔了1279家。工業如此集中於沿海地區，一旦遭遇戰爭破壞，將會給中國的工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去大後方──中國抗戰內遷實錄》寫道：據統計，截至1940年底，民營工廠內遷639家，由國民政府助遷者448家。其中鋼鐵工業2家，機械工業230家，電器製造業41家，化學工業62家，紡織工業115家，飲食品工業46家，教育用品工業81家，礦業8家，其他工業54家，遷器材共計12萬噸。內遷至四川的有250家，佔55.8%，湖南121家，佔27%，其他還有遷往陝西、廣西等地的。
在這些數字後面，有多少艱辛與曲折，多少血和汗？很多內遷企業都像大鑫廠這樣，先遷至武漢，武漢戰事吃緊時，再遷至四川。“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從宜昌到重慶一段，水急灘多，更何況是在戰爭年代。無數的機器，是裝在木船裏“螞蟻搬家”般一點點入川的。船多縴夫少，內遷的工人背起了纖繩，在危險地段，一隻船往往需要一二百名工人拉縴。他們不但要提防長江的急流、險灘，還要提防天上的敵機掃射······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以上海為首的戰時工廠大內遷，是整個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最嚴重的民族生存危機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發生的。這次民族工業的遷徙，幾乎涉及了所有主要的工業地區；遷徙的企業種類之多，幾乎涵蓋了當時中國工業的所有部門；跋涉路途之遙遠，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的東西南北；歷時之長久，從1937年到1940年底，前後持續了近4年；至於動員力量之大、輾轉周折之艱險，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上更是絕無僅有的。
千辛萬苦，赴湯蹈火，就為了保存民族的血脈，這也是一次中華民族的總動員！
持續三個月的淞滬會戰，以中國軍隊失敗告終。11月5日拂曉，日本重兵杭州灣金山衞突然登陸，包抄淞滬中國軍隊防線南方的背後。8日晚，蔣介石下令進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隊撤出上海戰鬥，分兩路退向南京、蘇州—嘉興以西地區。11日，上海市長俞鴻鈞發表告市民書，沉痛宣告上海淪陷。
1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體上海同胞書聲明：“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令人痛惜的是，因為指揮失誤，撤退最終變成了潰退，在淞滬會戰慘重的犧牲之外，又造成了十萬人的傷亡。
對於淞滬會戰，歷史已有公論。淞滬會戰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速戰速亡中國的野心，為保存國家的經濟實力，掩護國家進入戰時體制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同時，淞滬會戰也暴露了中國軍隊在戰役策劃、指揮、調度上的弱點，以及軍隊在作戰素質、後勤供給與互相協調上的缺陷，特別是會戰最後階段的潰退，表明中國軍隊距離打一場現代化戰爭的要求差距甚大，同時也預示着中國的對日作戰未來將更加殘酷和艱苦。”
今天回看淞滬抗戰，能清晰地看到，民族精神的覺醒，中國人的團結。
這不僅是中國軍隊的一次總動員，也是中國人的一次總動員。在上海，社會各界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文人志士，棄筆從戎；愛國少年，赴湯蹈火；工商業界，實業救國；藝術名伶，唱響海內；華僑友人，共襄義舉。戰地服務團、救護隊、慰勞團等四處活躍，捐款捐物、搶救傷員、運輸軍需、助築工事、護送難民······在全國，億萬國人關心戰況，同仇敵愾，送子參軍，支援前線，《八百壯士歌》更是廣為傳唱：“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
是的，在淞滬會戰血流成河的三個月當中，全中國上下凝聚出了一個共識：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縱使戰到一兵一槍，亦絕不終止抗戰。”在民族危難時刻，中華民族做出了歷史上最為悲壯的決定，整個民族決心以全面的犧牲來面對歷史危機的挑戰。
淞滬會戰爆發後，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國軍力無法抵抗日本發動的軍事進攻，甚至認為抗戰簡直是發瘋。但中國軍隊通過數月艱苦卓絕地浴血奮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作為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特使，海軍陸戰隊上尉埃文思·卡爾遜在淞滬大戰最激烈時來到上海，後來他向羅斯福總統這樣報告：“我簡直難以相信，中國人民在這樣危急的時刻是那樣齊心協力。就我在中國將近十年的觀察，我從未見過中國人像今天這樣團結，為共同的事業奮鬥。”
只有抵抗，只有血戰，只有團結，才能生存！這是中國人的共識。就在淞滬會戰關鍵時刻，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在華北，新改編的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配合，進行了太原會戰忻口戰役，殲滅日軍2萬餘人，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在軍事上配合的一次成功範例，國共指揮官分別為衞立煌和朱德。
刊登在1937年11月1日美國《時代》週刊的一張圖片，向世界呈現了一幅意味深長又震撼人心的畫面：被懸賞緝拿的將軍和曾率軍圍剿他的對手，朱德與衞立煌，並肩站在了同一個戰壕，《時代週刊》寫道：“中國游擊戰最近廣泛得到運用，已明顯切斷了日軍的供給線。他們的指揮官衞立煌和朱德來到南京，介紹了兩週前的戰鬥情況。儘管四年前，中國政府曾懸賞十萬大洋活捉朱德，懸賞八萬殺死他；衞將軍也在圍剿朱德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戰鬥中打過不少勝仗。”
沒有人再敢輕視團結起來的中國。王樹增在《抗日戰爭》中寫道：“淞滬會戰最大的收穫，是中國全民戰鬥精神和戰鬥意志的提升。中國軍隊面對強悍的侵略者拼死作戰，沒有絲毫的妥協與屈服，幾十萬官兵在註定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作戰中頑強勇敢，其錚錚鐵骨令人對那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歷史肅然起敬。
近代以來的中國，面對異族入侵的所有‘抵抗’，在世界的眼中無論其作戰樣式、武器裝備、軍事素質以及軍與民的精神狀態，都如同一部荒誕的歷史滑稽劇。但是，一九三七年，在中國的淞滬戰場上，無論軍與民，中國人終讓侵略者看到了他們憤怒的容顏以及不屈的身軀！”
從“七七事變”到“八一三”淞滬抗戰，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在民族生存或死亡的選擇題前，選擇了殊死搏鬥，實現了鳳凰涅槃式的覺醒、再生。誠如學者金一南的評價：這場災難深重的戰爭，真正喚醒了中華民族，而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是我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最重要、最關鍵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