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女生徐玉玉，遭遇“助學金”電信詐騙騙局後，不幸因心臟驟停猝死。而今，六名嫌犯悉數落網。媒體報道里，他們身上有兩個標籤，一是基本和一個被稱之為“詐騙之鄉”的小城市有牽連，二是年輕且貧窮、人生不順。針對這兩方面都有充分的報道和討論。詐騙加害者人羣的社會化特徵，確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緯度。那麼，到底該怪貧窮呢?還是該怪地域呢?恐怕沒這麼簡單。…[詳細]
要點速讀1不管是基層單位也好，還是基層組織也好，往往都因為各種各樣的目的，而縱容了電信詐騙。在十多年間形成了非常深厚的基礎，乃至氛圍。2“大魚”早就賺得盆滿缽滿，朝着更高一級跑去，新加入的“小魚”們抱着想發財的願望，成為最低階的操作人，他們甚至不知道上家是誰。3這些青年人從小對詐騙的氛圍耳濡目染，同時又缺乏靠得住的有前景的謀生手段。所謂的“電信詐騙之鄉”其實有非常嚴厲的打擊措施
六名犯罪嫌疑人，五人籍貫福建，一人雖説是重慶人，可也打小起就和父母一起在福建生活。他們共同活動的地方是福建泉州市，三人來自下屬的安溪縣，另兩人所在的縣份也和安溪毗鄰。安溪是一個在十多年前的媒體報道中就和電信詐騙聯繫在一起的城市。所以，嫌犯身份一經曝光，關於“電信詐騙之鄉”的種種前塵往事和現今光景全部都被挖了個底朝天。
然而，這些赫赫有名的“電信詐騙之鄉”早就被再三地點名和打擊，措施不可謂不嚴厲、不細緻。例如，封面新聞的報道里一位村長這麼説，“除了派發宣傳冊外、張貼標語，我們村也成立了一個老年協會，每隔2天，請老年人到挨家挨户看看，有哪些年輕人不在家，幹什麼去了。如果離開家了，我們要聯繫他們，還要向鄉上彙報。”而據法制日報，在近年來泉州市和安溪始終保持對電信詐騙的高壓嚴打態勢。所以儘管因為電信詐騙而出名，但是今年公安部開展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拔釘子”專項行動中，安溪並沒有上“黑名單”。説明情況是好多了。
安溪這次沒有上重點打擊的黑名單
不止安溪，全國有好幾個所謂的“電信詐騙之鄉”，每個地方都有着極其嚴厲的措施，且多部門聯合實施。對管理者而言，一不小心就被一票否決了，對於普通人而言，則和詐騙沾邊便寸步難行。2014年2月，安溪尚卿鄉黨委、政府和派出所因整治電信詐騙不力，被縣綜治委“一票否決”，直接影響到該鄉領導幹部的升遷。而被確立為全國第一批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項行動重點整治的七個地區之一的湖南雙峯對個人都“一票否決”——對涉嫌制販假證及短信詐騙者，銀行部門不得為其辦理貸款業務;計生部門不得為其辦理二胎準生證;國土部門不得為其辦理建房批地手續;民政、社保、醫保及農村合作醫療等部門不得為其辦理社會福利保障……方方面面，寸步難行。
“電信詐騙之鄉”地方政府的打擊其實很嚴厲
然而，舊有的經濟困境助推着詐騙氛圍，形成了很難根治的積弊
一説到“詐騙之鄉”總是容易和貧窮等詞語聯繫在一起的。這個貧窮不光是具體人家的貧窮，也有地域的普遍貧窮。例如，安溪在80年代曾經是國家級的貧困縣。然而，根據一份名為《發展壯大安溪縣域經濟的實踐與思考》的官方背景文件，安溪在1996年起就進入到福建省經濟發展十佳縣，2002年更是進入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一個貧困縣不僅摘了帽子，還成了優等生。這期間的一個背景是，電信詐騙最早是在台灣流行，為了逃避打壓，當地詐騙分子流竄到大陸作案，而安溪是一個大本營。後來，針對島內的詐騙少了，可當地人也習得了技能，對象也變為了大陸民眾。當然不能説安溪的脱貧摘帽行動得益於電信詐騙這樣的灰色利益。但是，出於對GDP的瘋狂追逐，確實會有一些單位動作變形。2004年，《瞭望東方週刊》已經詳細地揭秘過安溪的電信詐騙問題，起因是一夥安溪人在當年2月利用虛假中獎信息，引誘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退休老教授上當，該教授在先後8次累計被騙14.7萬元後，憤然投書中央領導。文中寫道，“據稱，設在魁鬥鎮的移動電話通信基站曾經是‘全亞洲最繁忙的基站’，安溪縣移動公司曾數次對這裏的通信基站進行了擴容，但還是難以滿足通信需要。據安溪縣移動公司的一份內部統計資料，在短信詐騙高峯期間，安溪境內一天發出的手機短信達上百萬條之多。”不管是通信公司還是銀行，在電信詐騙中都存在利益鏈的問題，如下圖——
電信和銀行在電信詐騙中存在利益問題
因此，不管是基層單位也好，還是基層組織也好，往往都因為各種各樣的目的，而縱容了電信詐騙。在十多年間形成了非常深厚的基礎，乃至氛圍。比如有的報道説，有些地方人們根本不以詐騙為恥，相反，覺得這是“本事”。當一個不好的事情在一個地方形成了普遍風氣之後，所謂的道德感也被弱化了許多。
新的窘境是，“大魚”紛紛往上游，“小魚”集體跳下海
如今要打擊電信詐騙非常困難，儘管是地域化的，可這個地域化早就不是指的在某一個地方，家家户户小作坊式電信詐騙了，而是如同莆田系一般，全國開花。當地人也只是在過年過節特殊時候才開着豪車回家。所以澎湃新聞的記者實地探訪發現——“位於縣城更遠的長坑鄉有寬闊的水泥馬路，別墅豪宅、百萬跑車不計其數。”之所以豪車多，是暑假要結束，開車接孩子去外地上學。
隨着時代發展電信詐騙早已經團伙化、企業化，甚至有着高度細分的鏈條，打電話騙人者，只是其中一環而已。具體的分工如下圖——
最簡單的電信詐騙至少有這五個分工
每一環都盤根錯節，而“大魚”早就賺得盆滿缽滿，朝着更高一級跑去，新加入的“小魚”們抱着想發財的願望，成為了“打手”，最低階的操作人，他們甚至不知道上家是誰。封面新聞的記者在福建安溪縣找到兩位正在服緩刑的電信詐騙犯。事實上他們都下家得不能再下家。其中一位這麼描述上級，“他打過來的電話，聲音是經過處理了的，也聽不出來是哪裏人”。而出了事情，他們成為首當其衝的責任人。要找到上家非常難，一般都是跨國犯罪，最大的幕後黑手通過種種手段隱匿住自己的身份。當然，還有一些金盆洗手者從事更賺錢的業務去了，例如網絡賭博，據稱這個來錢更快。
因此，徐玉玉案儘管六個一線的嫌犯都落網了，可這些人背後顯然還有更大的犯罪分子和集團，否則單憑他們的力量做不到那麼多的事情。這個集團到底是怎麼樣的，通信商和銀行等機構在其中又有什麼樣的責任，必須一直追究下去。
多抓“大魚”，預防“小魚”下水，是解決困境的必要對策
無論一二十年前電信詐騙為當地經濟帶來了什麼，而今這頂“詐騙之鄉”的帽子對於地域來説都是負累。地方打掉電信詐騙團伙的願望和決心看起來都很強烈。只是，光靠他們是不夠的。就好像莆田系醫院開滿全國，可靠着莆田政府關不了。兔子不吃窩邊草，在“詐騙之鄉”本地，騙當地人的騙局很少很少。協調起來抓住更多的“大魚”，這非常困難，但又是必須的。
另一方面，讓“大魚”沒有“小魚”可用，也是必要的。什麼樣的人容易當“小魚”呢?不管是徐玉玉案的六名嫌犯還是前述的封面新聞所採訪的那兩名正在服緩刑者，多有這樣的特徵——年輕、貧窮、人生不順、缺乏持續性的謀生本領，希望賺“快錢”，看到同鄉發財就動心。他們讓“大魚”們在幕後笑開懷，也另類地延續着“詐騙之鄉”的帽子。這些青年人從小對詐騙的氛圍耳濡目染，同時又缺乏靠得住的有前景的謀生手段。他們的故事，恐怕是困境青年的一個極端體現。史耀疆、馬躍等學者聯合發表了論文《中國農村中學輟學調查》，結論是“農村地區整個中學階段的累計輟學率高達63%。也就是，如果最初有100名學生進入初中，那麼其中只有37名學生會從普通高中或中職畢業。”很多底層輟學年輕人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和生存技能，同時也容易悲觀絕望。一被引誘，誤入歧途。究竟如何才能擺脱困境呢?光是給予學雜費上的優惠還不夠，更多人自己根本就是不想讀書，因為成績倍受打擊，也不覺得繼續讀書能夠擺脱泥潭。因此，發展真正的有質量的、培養技能的中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流於形式、疏於技能的中職教育。史耀疆等人寫道：“我們採訪的許多在初中或者初中一畢業就輟學的學生表示如果能上質量高的中職的話，他們就願意去學習一些職業技能。”
一名嫌犯家貧如洗
打擊可惡的電信詐騙，要做的實在太多。對“小魚”，司法震懾是必須的，但也要防患於未然，去改善他們整個生存的社會體系，防止他們成為“大魚”的誘人下線。對於“大魚”，則要堅決地挖出來，端起來。而當然，對於電信系統也好，銀行系統也好，個人信息亂蒐集與泄露也好，都該有個明確的説法了，不能追責只追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