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人記錄731部隊工廠苦難經歷 三個手指被截斷

  九旬老人記錄731部隊工廠苦難經歷

九旬老人記錄731部隊工廠苦難經歷 三個手指被截斷

  昨天是“九一八”事變86週年,家住瀋陽市鐵西區重工街的九旬老人胥金和,翻出一本筆記本。燙金的封面上印着鳳凰,翻開,是密密麻麻的圓珠筆字。

  這一天,年屆九旬的胥金和重啓一段記憶:1944年秋天,“優級小學”畢業生胥金和,在家鄉黑龍江省肇州縣,被騙入哈爾濱郊區一處關東軍下屬工廠,成為“少年見習工”,從事軍用濾水器生產。這一工廠的上級部門,即為在中國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

  1945年3月,在付出左手三個手指截斷的代價後,胥金和在中國勞工幫助下逃回家鄉。從瀋陽市質監局高級工程師崗位上退休的胥金和,將這段親身經歷寫成文字,至今已經超過萬字。

  “少年見習工”

  胥金和出生於1928年,按照黑龍江老家的算法,他今年已經90歲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三省淪陷。在胥金和的記憶裏,遠在黑龍江肇州縣大同鎮的老家,也很快被戰爭波及。最直觀的是,縣城裏的日本人漸漸多起來,穿着皮靴的日本兵開始在街上走來走去。隨之,教育制度也徹底“日化”。

  九旬老人胥金和寫出上萬字回憶錄,記錄自己少年時被騙入日軍731部隊下屬工廠的經歷。

九旬老人記錄731部隊工廠苦難經歷 三個手指被截斷

  胥金和上萬字的“個人回憶錄”均由手寫完成。

  1937年,偽滿洲國公佈新學制,仿照日本教育體制,學生從四年制的“國民學校”(初等小學)畢業後,即升入兩年制的“國民優級學校”(高等小學)。“優級學校”畢業後,可升入“國民高等學校”(中學)。

  按照胥金和的説法,入讀國民高等學校,需要自行承擔學雜費及住宿費。對於普通家庭出身、無錢升學的學生來説,“優級學校”畢業即是學業終點。

  胥金和也不例外。1944年,16歲的胥金和從大同鎮上的優級學校畢業。此時,這批畢業生正處在升學無力,找工作又年紀過小的境況。就在此時,一個人稱“宮藤”主任的日本人來到鎮上,為一座軍用工廠招工。

  “當時説有工資、住樓房,還能學技術,我們一幫小孩就這樣連哄帶騙,被招進了廠,拉到哈爾濱。”胥金和説,直到進入這座位於哈爾濱郊區的工廠後,這羣年齡最小13歲,總數30人的“少年見習工”才發現,現實並沒有承諾的那麼美好。

  從哈爾濱城內的火車站出發,30個半大小子步行往郊區走。黑龍江的秋天已經寒風陣陣,胥金和説,自己越走“心越涼”,直到見到鐵絲網內的幾間小草房,他忽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三個手指傷殘

  胥金和們的終點,是一處生產濾水器的工廠。入廠後不久,他從軍官口中得知,這座工廠隸屬於“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日後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其所生產的濾水器,在《日本七三一部隊罪惡史》一書中有所記載。

  16歲的胥金和並不明白這些背景,他的直觀感受是,同樣在一座工廠內勞作,日籍工人待遇明顯好於少年見習工,後者的生活,相比於數量更為龐大的中國籍勞工,又要好一些。尤其到吃飯時,這種等級差異體現得尤為明顯:日本工人有大米飯和魚肉,中國少年見習工和勞工,只能吃小米飯和大豆湯;日本工人能夠睡在工廠宿舍,中國少年見習工和勞工只能睡在工廠外草房的涼炕上,“冬天不能脱衣服,冷”。

  工廠裏,胥金和負責給日本師傅打下手。1945年3月,胥金和的日本師傅生病,駐廠日軍強迫胥金和上機操作。此前從未單獨作業的胥金和,在日本兵的“不做就打”的威脅下操作機器,僅僅幾分鐘後,手指頭就被軋入模具中,當場昏厥。

  胥金和告訴新京報記者,被工友抬入工廠醫院後,日本醫生只是簡單做了包紮,便要求其繼續返回工作崗位。由於沒有得到妥善處置,十天後,胥金和受傷的手出現感染症狀。

  如今,胥金和仍然時常會端詳左手,他沒有想到的是,這隻三個手指均有傷殘的手,最終幫助他逃出工廠,回到正常生活。

  上萬字的回憶錄

  受傷後的胥金和,仍然被要求呆在工廠內,並配合日本師傅工作。眼看着因為沒有得到消炎藥品,因感染而日漸腫大的手指,他覺得前途一片灰暗。

  “再不出去,不截肢也得死在這裏。”胥金和告訴新京報記者,看守少年見習工宿舍的,是中國人,對自己遭遇都十分同情。在偷偷向家裏報信後,胥金和的一位叔叔來到哈爾濱“接應”。最終,在工廠內中國勞工的幫助下,胥金和趁着夜色逃離工廠,與叔叔兩人連夜趕回了肇州老家。

  由於已經嚴重感染髮炎,胥金和的三個手指都被砍去一節。經過三個多月治療後,情況得到了控制。疼痛折磨了胥金和一輩子,他説,至今到陰天下雨時節,自己的手指還會作痛。

  由於是偷偷跑出,胥金和一直呆在家裏。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他重又開始學習鈑金技術。1947年,胥金和在解放區法院工作,1954年調入瀋陽,成為一名法官。之後,胥金和進入瀋陽市質量技術監督檢驗局工作,並以高級工程師身份退休。

  2004年開始,胥金和陸續將自己在731部隊下屬工廠的經歷進行記錄,“想起來一點就寫一點”。如今,這些用藍色圓珠筆,寫在一本筆記本上的回憶材料,已經超過萬字。此外,退休後的胥金和,收集了大量侵華日軍在東北的暴行資料。

  胥金和説,每年到9月18日這一天,自己都會將回憶錄翻出來,戴上老花鏡,慢慢往下翻。“有時候真不願意想起來,但就是不能忘。”

  ■ 對話

  胥金和:我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

  胥金和如今住在瀋陽,生活安穩。昨日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只要一提起那段往事,他仍然會顯得很激動,老人希望,自己的回憶錄能夠為還原歷史“出份力”。

  新京報:回想起在日軍工廠的經歷,是什麼感覺?

  胥金和:就是四個字,不堪回首。當時年紀小,被連哄帶騙拉進去,去了以後發現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但是你的自由被剝奪了,沒有那麼容易出來的,就一直幹活。

  新京報:在工廠裏主要承擔什麼工作?

  胥金和:我們都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哪有什麼技術,只能是給日本師傅服務,拉個電閘遞個鉗子,語言不通,跟日本人也沒有什麼交流,他們也不怎麼願意跟我們交流。

  新京報:到了工廠後發現被騙了?

  胥金和:根本沒有什麼工錢,也沒有樓房住。吃不飽,一天就一碗小米飯,喝的湯有點黃豆粒泡着。大米飯有,但那是日本人吃的,跟我們沒有關係。十五六歲的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一天天的餓,那種滋味一輩子都忘不了。

  新京報:日常工作會受到處罰嗎?

  胥金和:説錯話,或者沒有按照日本人的規矩做事,都要受罰。打個比方,有一次,偽滿海軍學校畢業生到工廠參觀,都是准尉軍銜。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我們幹活就幹活,不能抬頭看,當時我剛去,不明白這個規矩,抬了頭。這批參觀學員走了後,被廠裏的日本兵用腳踢,用鞭子打,打得很兇。

  新京報:為什麼幾十年後,還要將這樣不堪的經歷記錄下來?

  胥金和:日本731部隊的暴行不斷被披露出來,我算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想把自己的經歷記下來,未來留給後人做參考也好,成為起訴日軍暴行的證據也好,能出一份力就行。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王煜

  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袁靜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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