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從年初的“《查理週刊》事件”到今天的巴黎恐怖之夜，不到一年的時間，法國接連成為恐怖主義的襲擊目標。每一次恐怖襲擊發生後，都有人將之比作“9·11事件”。不同的是，美國在“9·11事件”發生後就果斷出兵阿富汗，摧毀了塔利班政權，並堅持不懈十餘年，追殺了本拉登。而歐洲卻只能在一次次的展示團結和眼淚。
細算起來，歐洲是恐怖襲擊最活躍的地區。從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到2014年比利時博物館血案，從年初的《查理週刊》到8月的列車槍擊案。據統計，2007年-2013年，歐盟成員國共發生2208起恐怖襲擊(包含所有成功的、失敗的和被阻止的恐襲)事件。
早在2005年，德國作家亨裏克·布羅德就曾説：“歐洲，你的名字叫綏靖。”面對一次又一次來自外部的恐怖襲擊，歐洲的反擊為什麼總是綿軟無力?
●“多元化”是歐洲的政治正確，問題再多也沒人敢觸碰
根據前英國工黨勞工大臣、歐盟委員會主席羅伊·詹金斯在20世紀60年代所下的定義，“多元文化社會”是指相互包容的環境中的文化多樣性，官方對公民的宗教身份認同等不加關心，並且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個政府之下能夠和睦相處。
在歐洲人看來，宗教信仰是個體或私人行為，因而應當允許各團體信奉自己的宗教，但這些宗教信仰應與公眾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干。這是“多元文化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然而這樣的努力卻失敗了，因為在一些族羣看來，“政”與“教”之間區分是荒謬和難以理解的。
一些族羣也越來越善於利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手段來達到強化自己獨特的宗教民族認同的目的。他們越來越多地要求在歐洲社會中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甚至還要求從歐洲國家政府得到特別的資助。
在歐洲許多國家，穆斯林與主流社會隔離開來。年輕一代則通過家庭(傳統習俗)安排，與共同宗教和種族背景、特別是祖國來的人結成配偶。這樣一來，他們便在新的祖國建立了一個個事實上的“獨立社區”。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中，人們不再共享文化、宗教、甚至國籍和語言，各自獨立的社區越來越突出了族羣文化的符號特徵。(陳季冰：《歐洲“伊斯蘭化”與“多元文化”的失敗》)
現在的歐洲正處於一個難題之中，“多元化”的政策可以説已經失敗，但作為一項政治正確，卻又鮮有批評的聲音。
直到2010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次發言中表示：“不説德語，就不能融入德國社會。”默克爾是第一個站出來發表這種觀點的政治家，她的言論立刻贏得了歐盟另外兩大國領導人——英國首相卡梅倫和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強烈附和。但總的來説，歐洲社會輿論對這類問題的回應並不熱烈。
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裏，歐洲是最忠於理想主義的大陸。“大熔爐”一詞就起源於法國，最初被法國人用來形容本國人口結構多元，這也是在過去一些年令法國人洋洋得意的事情。而在二戰之後，西歐的政治光譜歷來比美國偏左的多。
●綏靖是今天歐洲的普遍心態
有什麼詞比綏靖更能體現歐洲當前的普遍心態。這種綏靖就像是二戰之前，希望能夠通過對納粹德國的妥協，來維持相對安定的生活。
在歷史上，歐洲是一個威脅不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各國必須通過保持實力來維持和平。然而，二戰之後這70年，美國充當了“守夜人”的角色，歐洲依賴美國來維持和平。要知道，無論是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到普法戰爭爆發，或者是從普法戰爭結束到一戰爆發，還有一戰結束到二戰爆發，都遠遠不到70年。
在北約28個成員國中，只有6個國家國防開支佔到GDP的2%——這是北約的指導水平，更多的歐洲國家把錢省下來，投入到美好的生活中去。
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儲殷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歐洲已經病了，在美國人的保護下，過了太久的和平日子，習慣了太長時間的小確幸，連最起碼的自我保護的勇氣都已經喪失。胭脂氣、娘娘腔已經成為了歐洲的特徵。可是問題在於，歐洲人也許正面臨一個空前的恐怖時代。”
面對恐怖襲擊，歐洲人選擇最多的就是妥協，就像是西班牙在2004年遭遇恐怖襲擊後宣佈從伊拉克撤軍。
●反恐措施非常鬆弛落後
儘管是最容易遭到恐怖襲擊的地區，但是歐洲很多國家對於恐怖主義的防控，遠遠不夠上心。
以“《查理週刊》事件”為例，在襲擊發生前，恐怖襲擊者庫阿希兄弟早已被美國和法國情報部門列入了涉恐“黑名單”多年，只是如此具有恐怖襲擊傾向的兩人，並未曾引起法國安全部門的重視。
而在今年夏天，成千上萬的難民湧入歐洲，有人擔心這將給歐洲的安全帶來威脅。BBC記者專門去保加利亞進行調查，採訪了一個剛剛從保加利亞秘密情報部門離職的工作人員，這個工作人員説：
“在保加利亞有個外國人，我們很懷疑。他是歐洲人，可以自由往來。我們決定跟蹤監視。但是，過了整整一個月，才拿到他祖國秘密情報部門提供的我們所需要的信息。你能想象嗎?不是幾個小時，而是幾個星期!”
效率如此之低，這裏又涉及到反恐與人權保障難題。歐洲人對隱私權的重視連美國人都無法望其項背，歐洲議會議員克勞德·莫拉説：“歐洲人普遍認同一點，即在隱私權問題上，他們與美國人存在分歧：如果美國人視言論自由為不可剝奪的權利，有時可以凌駕於隱私權之上，那麼在歐洲，隱私權是一項最基本的權利，所有國家法律都必須承認這一點。”
●一個沒有政治家的時代
年初發生的“《查理週刊》事件”曾經給奧朗德和整個法國一次反思和調整的機遇，被稱為“第五共和國曆史上最不受歡迎總統”的奧朗德因為在應對中的表現而廣受好評，民意支持率也顯著上升。
當國家、國民安全面臨着嚴重威脅的時候，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一次又一次的哀悼、一次又一次的遊行，一次又一次的展現信心，卻缺少有效的反擊措施，這不得不説是法國乃至歐洲的失敗。
歷史需要人有所作為，然而歐洲現在恰恰正處於這樣一個平庸的年代中，媒體人陳季冰曾説：“當歐洲最需要政治家們拿出振奮人心的行動綱領、推動適應時代的重大變革之時，他們卻在抱怨自己生活在‘反政治’時代、做任何‘對的事情’都只會得罪選民……彷彿這樣就能逃避自己身上的責任。放眼當下的歐洲，別説是撒切爾、科爾或密特朗那樣胸懷大志的政治家，就連薩科齊和貝盧斯科尼這樣稍稍擁有一些個人魅力的政治家都幾乎難以尋覓。”
這次巴黎的街頭的慘劇，能讓歐洲人的勇氣和血性迴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