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駕生意越來越好不敢酒駕者越來越多
代駕司機眼裏的酒駕現象之變
製圖/李曉軍
編者的話
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將在北京召開。
五年前的深秋時節，黨的十八大在北京召開。黨的十八大報告鮮明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自此，法治中國建設奏響新的樂章。
三年前的金秋十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大幕拉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以法治為議題的中央全會。
至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和戰略部署全面展現在世人眼前。
五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重視依法治國，更加註重法治在現代化建設和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任務，並把全面依法治國提到“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新高度，開啓了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徵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新成就。
五年來法治建設的成就如春雨潤物，給人民羣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紅利”。這些“紅利”表現在何處？《法制日報》視點版從今日起推出“依法治國五年 我們身邊的變化”系列報道，聽普通羣眾講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
正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太陽的光輝，普通人身邊的小故事亦能折射出五年來法治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
□ 本報記者 趙麗
他叫李軍，在北京做代駕司機3年了。
每當夜幕降臨，李軍總會穿梭在北京的各大商圈，為聚餐飲酒的朋友提供代駕服務。
做代駕時間久了，李軍經常會遇到熟客，老楊便是其中一位。老楊是一家公司的銷售總監，經常在北京市麗都飯店附近招待客户。老楊一般都是喝得微醉上車，有他在車上從不缺話題，久而久之，李軍和老楊慢慢成了朋友。
最近兩年，老楊叫車的頻率明顯比以前高了不少。以前，老楊一週也就一兩次叫車，現在幾乎每週都要和李軍見上兩三次，而這還是在提前預約，並且李軍也有空的情況下。
李軍和老楊聊天，問他，一個星期叫幾次代駕，是因為生意越來越好了嗎？老楊搖搖頭，“真的不敢酒後駕駛了”。
老楊家離頤和園不算遠，他自認為從頤和園到家的那段路比較“偏僻”，一般不會遇到交警查酒駕。“以前要是在頤和園附近談生意，喝點酒只要不醉，我還真就自己開車回家了。現在，就算是15分鐘的車程也要找代駕”。
老楊的變化，在於他的一次經歷。去年，老楊在他居住的小區附近遇到了交警查酒駕。“誰會想到交警會來這麼偏的地方查。幸虧那天飛機晚點，我直接回家了，要不然，後果有點糟糕。”老楊還是搖着頭，繼而又用調侃的語氣對李軍説，“所以我們倆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多了。”
李軍相信老楊的説法，一來，老楊的微信朋友圈裏有這麼兩句話――“酒後駕車――危險”“又進去一個不怕死的，看來還是得抓，抓得越嚴，敢頂風作案的越少”。二來，李軍發現，這幾年，像老楊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了，他的生意也越來越好了。
一般而言，每天19時30分至22時30分是代駕高峯期。“收費主要與路程遠近、用車時段有關，22時前起步費35元，24時後起步費就是95元了。超過10公里，每10公里還要增加25元。”李軍説，在代駕司機的每一筆收入中，平台都要收取20%作為信息溝通服務費。“我每天19時開工，一直做到凌晨3時，實際開車時間也就兩三個小時，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單、與夥伴們聊聊天，強度不算大，一個月也能賺8000元到1.2萬元”。
李軍説，自己的收入比原來高了，生意比以前好了，足以説明大家都認同“酒後不開車”。
餘建與李軍有着同樣的體會。
餘建説自己是代駕行裏的老輩，從2010年開始從事代駕工作。他清晰記得從業之初這個行業的狀況：“生意很少，大多數人都只是兼職幹。到了晚上，大家就在酒店、KTV門口等着，或者跟酒店合作，他們給我們拉客户，我們給酒店提成。”
“那時候，代駕的概念還沒有得到推廣，代駕行業也沒有形成規模。大部分都是幾個人一湊，就組成了一個代駕公司，很不規範。”餘建説，“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那時候，大家覺得酒後開車不是什麼大事。”
餘建對兩次世界盃期間的生意行情記憶深刻。他告訴記者，世界盃期間，夜裏喝酒看球的人不少。按理説，喝了酒應該找代駕，但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盃期，即便是在半決賽環節以後，他每晚最多隻能接到兩三單活兒。2014年世界盃期間的生意就不同了，業務量幾乎翻倍，每晚都有六七單。
在老楊的印象中，大概也是在2014年前後，身邊的“酒肉朋友”漸漸對酒駕有了“芥蒂”，“那之前，只要能走道，一般都是自己開車回家，身邊也就那麼幾個朋友酒後從來不開車的”。
在代駕司機李軍等人看來，這些變化與近幾年治理酒後駕駛交通違法的嚴格執法有着密切關係。
“我們算是親歷者，親眼見過不少醉駕司機，也對嚴格執法的效果看得很清楚。”李軍説。
餘建向記者回憶説，他在酒吧門口趴活時，曾有試圖酒駕回家者説過這樣的話――“不是不在乎被查處，關鍵是酒後駕車遇到交警的概率也很低”。“在很多司機的潛意識裏，酒後駕車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懲罰力度不夠，而是被懲罰的概率太低。當時我們就覺得，當務之急是提高對酒後駕車的執法檢查力度。對於酒後駕車，即使不能做到‘必然被發現’,也要力爭做到‘極可能被發現’,而不是‘偶爾被發現’。”餘建説，這幾年的事實説明，酒駕“極有可能被發現”已成為現實。
也是在2015年之後，李軍不止一次遇到此前從未遇到過的事。“一家三口晚上九點多叫的代駕，後來聊開了才知道因為丈夫喝了半杯啤酒。這種情況在以前是不可能叫代駕的，會被認為‘花冤枉錢’。”李軍説，他至今記得那名喝了半杯啤酒丈夫説的話，“他説‘我知道半杯啤酒對我來説跟喝白水沒什麼區別，但現在到處都是查酒駕的，停牌扣分不是什麼小事，尤其是醉酒駕駛需要面臨15天拘留，一關就是15天，瞞誰都瞞不過去，忒丟人。再説，上班的人缺勤15天絕對是大事，説不定工作都沒了。就算是自己做生意，消失15天也説不定錯失多少機會、蒙受多大損失呢’”。
幾年下來，李軍跟各種各樣的車主打交道，越發感覺“客人對酒駕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原來是怕被查，現在是主動避免，代駕員自然單量越接越多，工作時間越來越長”。
“基本上一個單剛結束，下個單就來了。”李軍説，當初公司平台的代駕只有2500多人，現在達到兩萬人。即便如此，高峯期要加價才能叫到代駕，“從這一點看，杜絕酒駕的意識的確是增強了。”
□ 記者手記
2013年以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交規出台後，代駕的需求量猛增。每當夜幕降臨，很多像李軍這樣的代駕司機活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全職，也有兼職。他們大多騎着電動滑板車或是摺疊自行車，代駕時就把車收起來放入客人汽車的後備廂。
清華大學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團隊近日發佈的《代駕行業發展白皮書》顯示，經歷了緩慢初創期，如今的代駕行業已進入了成長期。在“醉駕入刑”和酒文化盛行的背景下，“酒後找代駕”很快成為一種消費習慣。
2016年至今，代駕服務需求和市場規模迅速增長。去年，全國代駕行業的總訂單已超過2.53億單，總產值達154億元。
上述“白皮書”顯示，酒後代駕仍是用户最大的使用場景，佔比為97.8%。在“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時，代駕行業的價值也得到了充分體現。據推算，代駕行業去年減少因醉酒駕駛引發的交通事故350萬起，使83萬人免受刑法制裁，減少財產損失462億元。
代駕行業的快速發展無疑説明了治理酒駕取得的成效，説明公民守法意識的提升。
代駕能創造這麼多“紅利”，主要是因為“醉駕入刑”以及各地交警部門的嚴格執法，倒逼很多人養成了“酒後找代駕”的習慣。
“醉駕入刑”帶動中國酒後駕駛問題發生巨大變化。公安部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4月底，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酒後駕駛機動車違法行為247萬餘起，酒駕、醉駕已得到有效遏制。全國因酒駕、醉駕導致的交通事故起數、死亡人數，較法律實施前5年相比分別下降18%、18.3%，“喝酒不開車，開車不飲酒”已成共識。“醉駕入刑”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