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動BBC的阿大葱油餅被取締，弱勢羣體的權利該如何維護。這一次的新聞主角是葱油餅。被BBC關注的上海著名小吃“阿大葱油餅”因無證經營，被監管部門責令停業，現在店鋪已關門。“偌大的上海，容不下一張葱油餅嗎?”這不是一張餅的事，這是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小商販積極謀生的訴求。
要點速讀1取締無證店鋪，似乎讓人無話可説，但看不見一絲對人的關懷。2既不給自由，也不給福利，積極謀生的人會走投無路。不好意思，不允許自力更生
生爐子，揉麪，醒面，撒一大把香葱，加豬油和肉糜，先在鐵板上雙面煎至微黃，再到爐子裏明火烘烤，這一張葱油餅，阿大從1982年做到了今天。
阿大和他的葱油餅
一天出爐300個的葱油餅，對別人而言，只是一口有幸福感的吃食;對阿大來説，這是他的全部營生。可是，這份經營34年的小事業，危在旦夕。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證實，阿大小吃鋪屬無證經營，已責令其停止經營活動。
在事件發生後，由於批評聲激烈，監管部門的態度已然發生了變化。先説要取締，要停業(措辭強硬)，後來又説已經聯繫街道，希望街道能幫助阿大找一個租金便宜的地方，取得證照後再營業。問題是，他這小買賣在上海租餐飲場地，未必能撐下來。
根據今天早晨最新的媒體採訪，阿大以前在菜場做葱油餅，營業執照、税務登記證等許可證都有，隨着菜場的拆遷，阿大不得不把攤頭擺回家裏。而利用民宅從事經營活動，因為“居改非”(將居住房改為非居住使用)的性質，是無法辦出執照的。
阿大的成名，得益於口碑和媒體的傳播。阿大的橫禍，也和媒體有關。這次監管部門出手，完全是因為bbc報道後引起的轟動效應。而這樣的事，在上海已不是一例。有一檔比較火的舊屋改造節目，將上海老城廂裏一家賣餛飩的小店，改造成商住兩用的全新“夢花街餛飩店”。節目播出幾天後，這家開了20年的餛飩店被關停了，也是因為無證。
福利和自由，一個都不給
一般來説，如果不給自由，就要給福利。香港對小攤小販的管理很嚴格，自由相對少，但自由限制了，就要給福利。2013年，港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2.3億港元，這筆錢給了4300個小販，讓他們搬遷，離開居民區，每户小販最高可獲6.4萬港元資助。
香港居民區樓下的商販被要求搬遷，但政府掏錢
如果不給福利，就要給自由。像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發生的悲慘故事一樣，印度街頭小販和擁有生殺予奪大權的警察、市政公司(類似於中國的城管)水火不容。嚴加管理並沒有消滅小販，反而增加了小販的生存難度——多了一筆行賄警察的費用。
2014年，印度總統簽署了“街頭小販法”，該法案規定，在沒有搞清小販的生存狀態前，禁止強行清除擺攤者，並將為小販頒發營業許可。可以發現，該法的起草、籌備工作，由印度政府住房與城市減貧部負責。
對，“減貧”。印度政府認為，小販為居民生活提供了便捷，受到民眾的歡迎。同時，他們的經營是在自謀生路，這不僅減輕了就業壓力，也減少了社會不安定因素。既然政府目前無力去幫扶全部貧困人羣，那麼就放手給他們自由。
而像上海黃浦區監管部門這種“既不給自由，也不給福利”的做法，自然是最不能接受的。這種做法，不僅體現在對小攤小販的監管上，而是一種行政基因，在橫掃城中村、驅趕流動人口等方面皆有體現。
發一個證，就這麼難嗎?
無證，一定是不對的。尤其開在居民區裏，煙油確實是個問題。但經營多年，被市場廣泛認可，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老牌小吃店，關停是唯一選擇?
更何況，阿大的駝背，其實是一種叫做“脊柱側彎”的疾病(4級殘疾);開餛飩店的姐妹三人都下崗，餛飩店是一家的生計。這些本屬弱勢羣體，又自立自強，不給社會添負擔，不給政府找麻煩的人，要不要正視他們存在的合理性，及背後的謀生訴求?
阿大的駝背是一種疾病，不是行為習慣的問題
要問一句，真的不能在現有場地，給阿大頒發一個執照嗎?有沒有問過周圍居民的意見?他們是覺得困擾，還是感到便捷?食品安全博士鍾凱説，“我吃過的最好吃的小吃，都不在有證餐飲，各種犄角旮旯的地方才好吃。科普或者接受採訪的時候我會説，一定要去有證的地方吃。但另一句沒説，真正的吃貨才不管有沒有證呢。”這種觀點或許能夠代表最普遍的民意。
上海社科院社會研究所所長楊雄認為，情法之間的兩難，更能反映出相關部門的管理水平。一刀切是最沒有水平的管理模式。
上海有很多“弄堂小店”，這是上海的特色，這是上海區別於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風情，這是很多人喜歡上海的原因。能不能對有歷史淵源、解決本市就業、沒有出過衞生事故的小店，頒發特許經營資格?發了牌照後，定期抽查，一旦發現問題再整改，甚至關閉也可以啊。
應該提倡一種低成本、高效率、人人受益的管理模式。阿大自主創業，政府插手圍觀，民眾飽享口福，大家都贏。
小販的權利不是憑空而來
阿大還算好的，畢竟有個固定的經營場所，不會被城管趕得滿街跑，更需要關注的是那些流動攤販。他們的謀生意願可能更強，生存狀態可能更差。
國內的小商小販，隨時遭遇滅頂之災的根本原因是：他們缺乏發聲渠道，是社會中的隱形人。印度替小販制定國家政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一個叫做自我就業婦女協會(SEWA)的社會團體，從1972年開始，替他們奔走疾呼。
2003年，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NASVI)成立。這個組織的成名一戰是2010年狀告政府。由於要舉辦英聯邦運動會，政府擔心市容受損，要求小販停業。最後法院裁決NASVI勝訴，這就是著名的“權利第一，市容第二”。
談小商小販，不能不談中國台灣地區。現在去台灣旅遊，吃，成了頭等要務。尤其是各種夜市，遍佈台灣各大城市，不僅方便了當地人，也成了旅遊業的招牌。
小販繁榮背後，既有放權也有管理。而平衡的基礎，是各種攤販管理自治條例。比如《台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非常詳細的一一列明，台北哪裏可以擺攤，營業時間從幾點到幾點。而在故宮博物院周圍、中山北路、中正路等重要街道不能設攤。在有序管理的同時，也積極主動地給商販發放牌照，並允許他們成立自治會，一些具體事務管理，由攤販組織自己負責。
每一個羣體，都要有自己的發聲渠道，否則，他們註定是被損害的。
在成名的阿大身後，還站着成千上萬生意做得並不好、艱難維生的攤販。在秉公執法時，是否可以體察每個人具體的生存狀態，正視他們自食其力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