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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7年10月25日下午，歷史學家林甘泉先生在京逝世。林甘泉，男，1931年11月生，福建省石獅人，中共黨員，1949年4月廈門大學歷史系肄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專業方向為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秦漢史。主要代表作：《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論稿》、《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合著）、《郭沫若與中國史學》（主編）。
本文作者楊振紅早年師從林甘泉先生，她曾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現為南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在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建所六十週年（2014年）之時，她曾撰文介紹林先生的為人與治學，文字樸實，情真意重，感人至深。經楊振紅教授授權，澎湃私家歷史欄目轉載該文，藉此紀念林甘泉先生。
林甘泉
初次見到林先生是在1986年10月安徽蕪湖召開的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三次年會上。中國秦漢史研究會1981年成立，林先生是第一任、第二任會長。此次年會，林先生從會長職位上卸任，被聘為研究會顧問。當時我22歲，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碩士研究生，即將進入二年級課程。對於我這樣一個初入史學之門、矇昧無知的青年學生而言，林先生是高山仰止的大家，故不敢冒昧拜謁求教。會後遊覽黃山，途中，我們一行數人遇到林先生一行。林先生身着中山裝，風度儒雅，笑呵呵地和同行的唐贊功先生打招呼，這一印象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1988年8月，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歷史所工作。林先生時任歷史所黨委書記。一天，林先生讓我去他的辦公室，説有事要跟我談。我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林先生辦公室，林先生態度平易，讓我坐，我頓時便沒有了緊張感。他談到，198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七五”計劃重點課題“中國經濟通史”立項，他負責“秦漢卷”工作。因為我的專業方向是秦漢經濟史，碩士論文題目為《兩漢時期的鐵犁牛耕與“火耕水耨”》，因此希望我參加這個項目，負責“農田與水利”、“農業生產”、“畜牧業”三章的撰寫。他簡單介紹了課題的基本設計和要求，以及參加人員。當時已參加這個項目的有李祖德、田人隆、陳紹棣、李孔懷、王子今、馬怡、孫曉先生。我當時雖不十分清楚這個項目的重要性和艱鉅性，但剛剛參加工作，便得到這樣一個學習提高的機會，自然十分高興地應允了。林先生説，這個課題組你最年輕，課題組的事情你也幫忙做一下吧。
我來所時不滿25歲，無論哪方面都不成熟，對於自己今後的發展甚至都沒有規劃和設想。林先生給了我這樣一個任務，又能和我的碩士階段銜接起來，一下子讓我有了方向感。現在想來，這對我的成長幫助至大，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研究能力，而且避免了轉型期的迷茫，節省了為尋找新的研究方向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
然而，這項工作最初進展得並不順利。我首先選擇了“畜牧業”一章，開始蒐集資料。當時沒有電子檢索工具，面對浩如煙海的史籍，頗有些渺無頭緒、不知所措的感覺。現在想來，實際上是當時自己對於歷史研究方法還沒有完全掌握，以至茫然失措。在懵懂狀態下完成初稿。林先生看過之後找我談話。他先給予肯定，然後建議我多參考前人研究成果，並給出一些具體意見。林先生雖然説得委婉，但我明白他對我寫的不滿意。我便按照他的指引，重新選擇較為熟悉的“農業生產”一章，認真查閲前人論著，藉助各種工具搜檢史料。在這一過程中，我對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逐漸清晰了秦漢時期農業生產的基本狀況和寫作思路。將完成的一章交給林先生後不久，林先生打電話給我，説除了個別詞句還需要斟酌外，整體寫得不錯。但是有一條材料可能有問題，他説你是否使用的是二手資料，沒有回查。我聽了十分羞慚。當時我從別人論著中見到這條材料，因為不是常見史料，一時查不到，就偷懶直接轉引了，沒想到一下子就被林先生慧眼識破。下星期上班時，我到林先生辦公室去取稿子，看到林先生在我的稿子上密密麻麻修改了很多。後來我瞭解到，但凡林先生主編的書，都經過他逐字逐句的審讀、修改。我拿回去，認真讀了幾遍，發現只要是經林先生改動的，無論是對觀點的闡釋還是材料的把握都更為穩妥，邏輯更為清晰，語句也更為流暢。有了林先生批閲的稿子為樣板，我開始撰寫“農田與水利”一章。寫作過程中，認真核查每一條史料，不敢有半點懈怠。這次，林先生改動明顯少了。“畜牧業”一章時，林先生幾乎沒有怎麼改動。在這樣一個寫作過程中，我學習、成長了很多。
在這期間，我曾去日本一段時間。其間曾給林先生寫過一封信，一是彙報自己在日本的情況，二是告訴他我延長了留日時間。我知道林先生身為歷史所領導，事務工作和研究工作都很繁忙，本沒有期待他回信，但沒成想不久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不長，囑我好好利用這次機會，瞭解日本學界的研究狀況，學習日語。這讓身在異鄉的我十分感動。
經過這些年的接觸，林先生成了我最熟悉的老先生。林先生理論水平高，思維敏捷，思想深刻，常常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一針見血。所以我非常喜歡和他聊天，聊自己在學問中的心得和想法，希望得到他的點撥、理解和支持。林先生雖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又是所領導，但為人平易，心胸開闊，完全沒有架子。他也很喜歡與年輕人聊天，希望瞭解年輕人的想法。我性格比較急躁，有時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常常忘了禮節，不等他説完便搶過話頭，噼裏啪啦説一通。他從來不生氣，若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等我説完，才闡明自己的態度。若是同意我的看法，他就不再説什麼。向林先生請教學問，是我到歷史所後最重要的精神寄託之一。
1998年我有了讀博的打算，讀博的一個初衷就是能夠跟隨林先生系統學習。2000年我通過了博士生入學考試。那一年考林先生的學生最多，有六、七位。面試時，林先生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你們認為漢代有沒有社區？改革開放後，社會學重新興起，“社區”概念和西方社區管理模式開始得到重視。1993年北京始在西城區試點社區建設，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社區”仍是一個新鮮事物。“文革”時期歷史學的八股化十分嚴重，我們闡釋歷史的理論、方法、視角甚至語言基本上是一個模式。改革開放後，雖然主張解放思想、開拓創新，但是真正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不僅是當時，即使是現在也少有以“社區”為題研究中國歷史的。林先生的問題一出，我們開始都有些發愣，回答五花八門，比較靠譜的是談到漢代的“父老僤”和“社”。
後來我才知道，這正是當時林先生思考研究的課題。他為此撰寫了《秦漢帝國的民間社區和民間組織》一文，發表於《燕京學報》新8期（2000年5月）。林先生認為，秦漢時期的鄉里是從此前的聚落共同體演變而來，具有基層行政組織和民間社區的雙重屬性，民間社區有一定自治功能。秦漢社會中，除了民間社區之外，還有“父老僤”、遊俠、豪強等民間組織，它們分為制度內和制度外兩種屬性，並由此規定了它們與國家秩序的關係。
林先生這一研究可以很好地反映林先生治學的特點：第一，將歷史研究與現實緊密結合。從現實出發尋找歷史研究的新視角、新問題，通過歷史研究探尋今日中國的歷史淵源。第二，關注宏觀、理論問題。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後，除了皇權控制的鄉里組織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民間組織；鄉里除了承擔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能外，是否還負有自治、互助功能；秦漢時期，以血緣為中心的家族公社或農村公社雖然瓦解了，但是血緣關係並沒有因此消失，那麼，它在秦漢基層社會中到底佔有怎樣的地位？這一系列問題都是中國歷史中的大問題，是探索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和特色的關鍵。第三，視野開闊，兼容幷蓄。林先生的這篇文章並不長，但卻參閲了大量前沿研究成果，包括法國年鑑學派費爾南·布羅代爾、日本學者增淵龍夫、台灣學者杜正勝、大陸學者俞偉超、寧可等先生的論著，並經過長時間的深入思考撰寫而成。
2000年9月，我正式進入博士課程，跟隨林先生學習。和我同時入學的還有現在也在室裏工作的趙凱。林先生是一位十分負責的老師，他當時已69歲，仍堅持給我們兩人授課。當時我們已從日壇路六號搬回到原來的小樓（後來李鐵映當院長時，拆了建成現在的食堂）。因為辦公室緊張，林先生也沒有單獨的辦公室，就借了二樓禮堂講台後面的小儲藏室進行授課。房間裏除了堆放的桌椅等雜物外，只能放一張桌子，幾把椅子。林先生即使是給我們兩人上課，也認真寫教案，在四百字的稿紙上整齊地按格書寫。授課的主題是“秦漢時期的國家秩序與民間秩序”，這是《秦漢帝國的民間社區和民間組織》研究的進一步拓展。這樣的選題和視角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和新鮮感。在林先生影響下，我選定了博士論文題目：秦漢社會基層組織與秦漢社會結構研究。雖然後來因為其他原因，改了題目，但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課題，我希望今後能在林先生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這一研究。順帶提及，目前歷史所正在開展的創新工程項目“中國古代的國家與社會”，實際上也是受了林先生的影響和啓發。
2001年底，學界期盼已久的張家山漢簡釋文公佈，其中《二年律令·户律》關於田宅制度的律文引起我的極大興趣，甚至可用震驚來形容。眾所周知，戰國秦漢時期土地制度的形態及其性質，自上世紀20年代社會史論戰以來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長期爭論不決。林先生是戰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説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所著《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是中國土地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長期以來我的思想深受這一學説的影響。然而，讀了《二年律令》後，我的看法有所改變，於是開始撰寫《秦漢“名田宅制”説——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一文。我認為，商鞅變法至漢文帝時期實行的是以爵位名田宅制，以二十等爵劃分佔有田宅的標準，以户為單位名有田宅，田宅主要通過國家授予、繼承、買賣等手段獲得。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只是以承認現有土地佔有狀況為前提，對全國土地佔有狀況進行的一次普查登記，而非在全國推行土地私有化的舉措。土地的繼承、轉讓和買賣都不能視為土地私有制的標誌。西晉佔田制和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無論是從觀念上還是制度設計上，都直接淵源於名田制。
在文章的撰寫過程中，我曾和林先生談到《二年律令》的內容，以及自己的初步感覺。林先生聽了後，囑我幫他買一本《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他要看一看。我大約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完成論文，然後投給《中國史研究》雜誌。投稿之前並沒有給林先生看，大概的心理還是有些顧慮自己的觀點與老師相左。數月後，時任主編的辛德勇先生告知我，稿子已通過專家審稿。一次跟林先生聊天，林先生提到，《中國史研究》編輯部讓他審一篇關於秦漢“名田宅制”説的文章，問是不是我的，我説是的。林先生對我説，希望我能夠充分結合傳世文獻，做進一步的討論。我十分感動，學者對自己的研究都十分珍視，很少有老師心胸能夠如此寬闊，不僅對學生持異説不生氣，反而給予最大的支持和肯定。林先生讓我真正領略了虛懷若谷、兼容幷包的大家風範。
進入21世紀後，林先生雖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仍然精神矍鑠，筆耕不輟。發表了一系列重磅文章：《世紀之交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雲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及其早期歷史行程》（《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從“歐洲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論”——對西方學者中國經濟史研究新趨向的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孔子與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2008年第7期）；《“封建”與“封建社會”的歷史考察——評馮天瑜的〈“封建”考論〉》（《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等。這些文章均是針對目前學界熱議的重大宏觀、理論問題以及歷史認識所寫，與歷史學的發展關係至大，在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林先生在論文發表前，有時會把文章給我們這些學生看，讓我們提意見。這對我們來説，不僅是極好的學習機會，而且可以先睹為快。年輕時讀林先生的文章，尚不能完全領會其奧妙精髓，近年來隨着年齡增長，才逐漸體會到其思致之高遠，以及強烈的人文、現實關懷。林先生的文章邏輯性極強，語言曉暢準確，一般很難提出意見。但師命難違，我們還會提出一些意見。例如《“封建”與“封建社會”的歷史考察》一文，林先生第一段引用了馮天瑜《“封建”考論》“題記”所寫旅行德國萊因河中游時聯想到“封建”概念之事作引子，我認為刪去為宜，沒想到林先生居然採納了。後來聽趙凱説，他也提了一點意見，認為文章的語氣可以和緩些，也被林先生採納了。
林先生和我們聊天時，最喜歡談的是兩件事，一是學生時期參加中共閩浙贛省委（區黨委）城市工作部（簡稱“城工部”）地下黨的經歷，二是對於當今歷史學發展趨向的看法。1947年9月和1948年4月城工部曾兩次遭受“左”的思潮的嚴重破壞，許多成員冤屈而死，林先生僥倖生存下來，並因此經香港北上，走上學術研究之路。林先生常常感慨，現在我們的生活的確是無數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我們應當珍惜。他也感慨命運的力量，如果不是因為這段經歷，他這輩子很可能不會從事歷史研究。林先生是如此熱愛歷史研究，他一生沒有任何愛好，除了行政工作外，他把所有的時間都奉獻給了歷史研究，像一個清心寡慾的清教徒。林先生時刻關注着歷史學的發展態勢，近年來對於歷史學的碎片化、去理論化現象尤其感到憂慮。他認為歷史研究應該多一些現實關懷，歷史所這樣的單位應該多組織一些與現實關係密切的集體課題，發揮歷史所“國家隊”的優勢和作用。他還常常設計一些課題，建議我們去做，例如歷史上的三農問題、城鎮化問題、城鄉關係問題等等。
時間飛逝，歷史所馬上就要迎來建所六十週年慶典。林先生也已進入耄耋之年。近兩年，他的脊椎病加重，對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一定影響。他開始時很着急，對我們説，若不能工作，活着也沒有什麼意義。這讓我想起，他曾經多次給我們講到，賀昌羣先生説：“像我們這樣的人，應該是伏案而死的！”林先生之所以一再提及賀先生這句話，一定是因為他懷有強烈的認同感。現在他仍然堅持每天伏案，哪怕是一刻鐘、半個小時。每每想起此事，就不由得讓我肅然起敬，心生憐惜。
衷心祝願老師健康長壽，在學術事業上繼續綻放光彩。
責任編輯：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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