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全國廣播公司報道，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的時候站在旁邊的警官是亞裔美國人，一位美國苗族組織人士告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亞裔美國頻道：“人們對什麼是反黑人根本沒有一個最基本的瞭解。” （苗族，分佈在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國家，譯者注）
黑人和亞裔社區之間緊張關係長期存在
上週一，喬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警方羈押期間去世，現已被解僱的苗族美國警官陶濤（Tou Thao，音譯）轉過身來，站在那裏。這張照片引發了一場關於如何處理亞裔美國人社區反黑人的問題。
活動人士稱，在弗洛伊德死後，陶濤被視為亞裔美國人共謀反黑人的象徵。弗洛伊德是一名黑人，當時在乞求饒命，警官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用膝蓋壓住他的脖子。
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確認，前警官托馬斯·萊恩（Thomas Lane）和 J·亞歷山大·庫恩（J. Alexander Kueng）也參與了拘留弗洛伊德的行動。
一些專家表示，這是亞裔美國人以有效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時刻，首先要通過直面反黑人背後的歷史背景，揭開自己社區的偏見。自由公司（Freedom Inc.）是一家旨在結束針對少數族裔、女性和 LGBTQ 羣體的暴力行為的非營利組織，其創始人卡布扎格·瓦吉（Kabzuag Vaj）強調了承認這一點的重要性，即在亞裔美國人面對自身被壓迫時，這種壓迫與黑人羣體所面臨的不可同日而語。
“人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反黑人，”瓦吉説，她是一個苗族美國人。“是的，我們（亞裔美國人）有痛苦，我們遭受壓迫、歧視和種族主義。黑人外在另一個狀況。除此之外，他們與警察的鬥爭，至少在這個國家，已經有400年的控制和佔領歷史。我認為，對我們來説，承認這一點非常重要。”
黑人和亞裔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長期存在。瓦吉説，兩個族裔緊張的關係部分原因在於，在整個美國曆史上，兩者始終處於對立狀態。其中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洛杉磯暴亂，四名白人警察因為在毆打黑人建築工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的錄像中過度使用武力而被無罪釋放。當地企業遭受了約10億美元的損失，其中大約一半為韓國企業所有。韓國移民企業主與黑人顧客之間的分歧進一步擴大。
苗族美國組織人士瓦吉本人來自一個難民家庭，她説她可以回顧最近她自己在美國的歷程作為證據。當美國在越戰後重新安置東南亞難民時，許多人被安置在資金匱乏、基礎設施匱乏的城市地區，比如加利福尼亞州的長灘（Long Beach）和斯托克頓（Stockton），或者紐約州的布朗克斯，那裏已經存在黑人和棕色人種的社區。
“當你陷入這種情況，你生活在其他貧窮的黑人和棕色人種之間，資源非常有限，社區之間存在一種緊張關係，必須為同樣的資源而鬥爭。”瓦吉説，“東西不夠你們所有人吃。”
此外，重新安置的努力並不包括在難民和他們現在居住的社區之間進行充分的交流，瓦吉説。她補充説，向新移民提供的信息往往沒有針對有色人種社區而更人性化。
白人至上主義助長
對黑人社區的剝削和破壞
“你所學到的一切，都是通過白人至上主義的鏡頭學到的。這就是這個國家的基礎。”即使是現在，該組織人士説她也收到了來自她所在社區的一些成員的辱罵性評論和批評，因為那些人站在黑人社區一邊。
歷史學家、《成功的顏色：亞裔美國人與模範少數民族的起源》（The Color of Success: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l Minority）一書的作者埃倫·吳（Ellen Wu）與瓦吉的許多想法重疊。她指出，白人至上主義歷史上助長了對黑人社區的剝削和破壞。
隨着亞裔美國人開始來到美國，白人至上主義也開始攻擊這個羣體。政府通過了種族主義立法，比如排華法案，並推動了20世紀早期的反日運動。
但是吳解釋説，隨着時間的推移，白人至上主義採取了其他形式。白人自由主義者擔心，反亞洲的種族主義可能會危及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領導地位，阻礙美國在海外的帝國擴張，他們試圖在二戰期間和之後廢除排斥亞洲人的立法和做法。
“換句話説，他們希望通過承認亞裔美國人是‘模範公民’來獲得地緣政治上的回報，”吳説。
在20世紀60年代，白人自由主義者利用模範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來扼殺黑人社會運動，利用亞裔美國人作為精英統治和有色人種機會平等的“證據”。正如她在書中提到的那樣，政客們在二戰後將日裔美國人的“成功故事”武器化，作為重塑日裔美國人被監禁的過程和削弱民權運動的一種策略。政治家們希望表明，服從而非反對國家，將帶來回報。
“這種暗示是，努力工作，以及對政府和自由民主的堅定信念，而不是政治抗議，是克服種族障礙、獲得完整公民身份的關鍵，”吳寫道。
吳説，白人至上主義不斷演變的形式，給了亞洲人更多的社會流動空間。
“然而，這些成就是有代價的：與白人至上主義串通一氣。”
美國的國家暴力也影響了亞裔美國人
吳教授指出，亞裔美國人在動員支持和反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利益方面有着複雜的歷史。2014年，紐約警察彼得·梁（Peter Liang）槍殺了28歲的黑人父親阿凱·格利（Akai Gurley） ，許多華裔美國人支持梁。他們團結在梁的周圍，把他描述成檢察官的替罪羊，而不是為格利和其他面臨濫用暴力的人伸張正義，吳説。相反，來自舊金山灣區的“亞洲人為黑人生命”（#Asians4BlackLives）運動與同年的黑人團結在一起。其他歷史性的運動，包括20世紀60年代的農場工人運動，部分是由菲律賓農場工人領導的，比如傳奇人物拉里·伊利昂（Larry Itliong），他和拉丁裔工人一起組織了歷史性的德拉諾葡萄罷工（Delano Grape Strike）。
吳還澄清説，亞裔美國人是一個多元化的羣體，其子羣體擁有各種權力和特權。東南亞資源行動中心（Southeast Asia Resource Action Center）執行主任奎因·丁（Quyen Dinh）説，自從大約45年前初次定居美國以來，包括苗族在內的東南亞人一直在應對貧困社區的痛苦，以及在現有種族不公的背景下得不到充分支持的問題。
不平等現象一直延續到今天。該中心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苗族美國人的公共醫療保險註冊率與美國黑人相似，分別為39% 和38% 。在教育方面，近30% 的東南亞裔美國人沒有完成高中學業或通過高中畢業文憑（GED）考試。相比之下，這個數字是全國平均水平13% 的兩倍多。
“當聚合的數據將我們獨特的故事整合成一個繁榮的模範少數民族的虛假神話時，整個社區的生活經歷就變得不可見了，”丁説。“這種看法淡化和否定了東南亞亞裔美國人難民社區對更多資源和支持的迫切需求，並掩蓋了我們的家庭在過去45年裏被迫克服的系統性障礙。”
其他擁護者承認，反黑人是一個必要的話題，但對於社區中的許多人來説，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話題。迪帕·伊耶（Deepa Iyer）是《我們也唱歌的美國：南亞、阿拉伯、穆斯林和錫克族移民塑造了我們多種族的未來》(We Too Sing America; South Asian，Arab，Muslim and Sikh Immigrants Shape Our Multiracial Future)一書的作者，也是種族正義倡導者。他説，亞裔美國人應該審視治安和監禁對有色人種社區，特別是黑人社區的影響。
研究表明，對於黑人男性來説，他們一生中被警察殺害的幾率是千分之一。相比之下，在一般人羣中，被警察殺害的平均一生幾率，男性估計為1 / 2000，女性估計為1 / 33000。
“我們不要忘記，美國的國家暴力也影響了亞裔美國人，”伊耶説。
她指出，在2006年，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警官傑森·安德森（Jason Andersen）開槍打死了一名19歲的苗族美國人李芳（Fong Lee），當時他正在和朋友一起騎自行車。一個全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裁定，聲稱看到李拿着槍的安德森沒有對李過度使用武力，因此免除了他的罪責。57歲的印度祖父蘇瑞斯巴伊·帕特爾（Sureshbhai Patel）在拜訪兒子的家人時，被阿拉巴馬警官埃裏克·帕克（Eric Parker）摔倒在地，導致部分癱瘓。
儘管針對亞裔美國人的過度使用暴力事件並不像針對黑人那樣頻繁發生，但我們不能否認，存在過度使用暴力和歧視性的以不成比例的、令人擔憂的使用警察暴力針對黑人和棕色人種的情況。
許多權利是黑人運動的結果”
除了提供一些歷史觀點，吳説亞裔美國人可以提醒他們自己的社區，他們參與的許多權利是黑人運動的結果。
從教育到就業，黑人社區已經努力擴大少數種族的入學機會，包括亞裔美國人。這位歷史學家提到，美國黑人在二戰期間動員起來，向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施壓，要求建立公平就業實踐委員會。戰後，全國範圍內都在推動公平就業立法，這最終為20世紀60年代平權法案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吳説。
她説：“到20世紀70年代，聯邦政府擴大了平權法案和相關少數族裔權利的範圍，將亞裔美國人納入其中，從而為他們在不同部門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許多專家指出，在這段時間裏，許多亞裔美國人對黑人社區有着明顯的支持，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死亡這樣的悲劇發生之後。艾耶指出，一些組織、學生和活動家創建了工具包、運動和討論會，以進一步加強黑人和亞洲社區之間的團結實踐。她還提到，她看到一些年輕人蔘與黑人社區亞裔便利店老闆和黑人居民之間的談話。
然而，變化需要持續的承諾，投入時間和耐心到這些社區，瓦吉説。她提到，她的組織為那些遭受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人，包括許多老年人提供服務。她從自己的經歷中知道，儘管許多老一代的亞裔美國人對改變抱有成見，或者不願接受令人不安的事實，但她知道的卻不一樣。
“沒有在這裏長大的柬埔寨老年人是種族滅絕的倖存者，如果我能讓一位76歲的祖母理解愛，接受一個性別不一致的黑人、怪異的青少年作為家人，理解並接受他們的本來面目，我知道改變是可以發生的。”瓦吉説，“這需要時間。這需要愛，需要組織和政治教育。”
南亞裔美國人共同領導組織的執行董事拉克什米·斯里達蘭（Lakshmi Sridaran）解釋説，對於亞裔美國人來説，避免討論種族問題會帶來危險的後果。特別是當社區觀察到反亞裔的仇恨暴力和種族主義在新冠疫情期間上升時，他們必須質問自己對執法的依賴和信任。她指出，一些社區希望通過刑事司法系統來減輕仇恨。
“人際暴力和國家暴力共同決定了這些複雜的關係。”她解釋説，“如果我們迴避這些討論，那麼我們將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白人至上主義中的地位，並繼續危及其他有色人種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