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
2012年荷蘭女王節，阿姆斯特丹的街頭攤販。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馮婧 圖
4月30日曾是荷蘭的女王節，也是荷蘭最盛大的節日。不過在2014年荷蘭女王退位後，改成了國王節，並根據國王的生日改到了4月27日。當天，身着橙色元素的荷蘭人會上街狂歡，此外，大家還可以免費擺地攤，地點隨便挑。這一天，荷蘭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巨型的跳蚤市場。
2013年，在我決定離開荷蘭回國時，我和幾個同學收拾了一些不用的物品，打算嘗試下襬地攤。那是我們第一次擺地攤，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對於留學生來説，我們真的是把所有不需要的、還能用的、能搬得動的東西都帶去擺攤了——除了衣服鞋包，還有各種筆、文具、數據線、插頭，甚至租房公司留下的捲尺也沒有放過，同學還帶去了中國畫和絲巾。其實，我們平常在跳蚤市場也是什麼都能見到，攤主就像是打開自己家的櫃子，一股腦擺了出來，而且荷蘭人更是以節儉而出名。
鹿特丹市中心運河邊的一條街道擺滿了小攤。
帶着鸚鵡來擺攤的鹿特丹居民，不知道是否打算把鸚鵡賣了。
我們一大早就來到鹿特丹市中心一條沿着運河的街道，學着周圍的人，把東西一件件擺好，然後就等人來逛了。我們的定價對當地人來説算實惠，比如3支彩筆1歐元，一件舊大衣5歐元。當然，這個價格在中國沒有任何優勢。我們當時還開玩笑説過，應該去義烏買些橙色的小物品，在女王節這天，三五歐一個賣出去，也能大賺一筆。後來，我在義烏小商品城看到橙色的東西時，就想起了荷蘭女王節。
我們也沒有吆喝，路過的人通常會停下來看看，因為我們的東西雜，色彩豐富，搞清楚都是些什麼，眼睛需要停留些時間。如果東西品類少，掃一眼就看完了，路人也就走過去了。這是我們無意中發現的擺攤技巧。
2013年荷蘭女王節，我們的攤位，現在很難想象這些東西能賣出去。
在女王節當天，收穫最大的攤主應該是兒童，他們終於有機會把不喜歡的玩具名正言順地換成新玩具——雖然是二手玩具。不過，在孩子眼裏，不在乎一手二手，只在乎是否好玩。
那天具體賣掉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但我記得最後賺了40多歐。本來就想玩一下，真是沒想到，那些即將成為垃圾的東西還能賣出去。這也讓我明白了，擺攤是可以賺到錢的，而且門檻低。
2012年女王節當天，阿姆斯特丹街邊的攤位也有不少異國情調的物品。
2012年女王節當天，阿姆斯特丹的很多居民就在自家門口擺攤。
在出國讀書前，我曾租住在北京一個城中村——八家對面的小區，那裏有一條神奇的街道，每天下午，菜場的小販會把剩餘的菜堆在路邊，一堆一塊錢，雖然不夠新鮮，但對於剛畢業的我來説，真是太實惠了，一天幾塊錢就能填飽肚子。除了菜攤，路邊還有各種便宜的小攤、大排檔，會一直熱鬧到午夜。而離這裏不遠的“宇宙中心”五道口，一到晚上就變成了夜市，那邊的攤位更時尚一些，但也很便宜，適合學生羣體。
不過，等我畢業回國時，那個城中村已經被拆了，那條街道邊自然也沒了攤販，五道口的夜市也消失了。曾經可以維持畢業生及打工者廉價生活的服務實施都消失了。
2010年，北京城中村街道上夜裏的水果攤，小卡車既能運輸，又是攤位。由於路上很多地方沒有路燈，水果攤的燈光為路人照亮前進的方向。
在荷蘭，雖然沒有廉價的地攤和夜市，但有二手店。二手店常常由社會救助對象來運營，大家可以把自己不用的東西賣給或送給店主，這些二手店通常都很大。我當時在荷蘭使用的大部分物品都是在二手店買的，因為新物品的價格相比國內來説太貴了。比如，商店裏的自行車至少要100多歐，而且是兒童款，而我在二手店買的類似鳳凰老式28寸自行車，80歐，陪我度過了留學時光，回國時又送給了朋友。當然，後來修自行車的錢遠超自行車的價格，因為人工成本太高。再如，我和室友們一起買了二手微波爐，還帶烤箱功能，只花了7歐，我們離開荷蘭時，又把它“高價”賣了出去。
逛二手店和跳蚤市場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會發現各種神奇的東西，有時像參觀別人家的抽屜，有時像在偷窺別人的隱私，有時也會好奇為什麼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賣，但又在不經意間，買了一些不知道能用來幹嘛的東西。反正每到一個新的城市，就想去逛那裏的跳蚤市場和二手店。回國後，沒有了二手店和跳蚤市場，就去逛菜市場和路邊攤。不過隨着城市管理的正規化，攤販越來越少，菜市場也越來越精緻，非正規經濟生存的空間在縮小，而正規經濟意味着要投資更多的經營成本。
我也和朋友討論過，為什麼國內沒什麼二手店？
一方面，廉價的新商品太多了，比國外的二手店還便宜，這些廉價商品源自其生產方式，在我走訪各地的淘寶村後對此深有體會，而且這些廉價商品不是為了長久使用，而是為了不斷消費；另一方面，從商品到垃圾的成本太低，在垃圾分類和末端處理體系尚在完善時，扔一個電器，扔一個牀墊，還不需要消費者或生產商負擔處理費用，所以，也不需要二手店來消化不能隨便扔或不捨得扔的東西。
當然，我們生活在消費社會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需要人們去消費。而在後疫情的經濟背景下，消費已經從個人的行為，變成一個要去完成的任務，一個為社會做貢獻的方法，一個維持機器正常運轉的手段。
在某種程度上，二手店是對消費的反思，是讓物品迴歸使用本質的場所。比如在東京高圓寺，社會活動家松本哉創造了以“素人之亂”為名的二手連鎖店，他們在2006年因反對PSE審查法案而走進公眾視野，該法案規定所有二手電器要通過審查才能出售，這將嚴重影響二手店的生意。所幸，他們派對狂歡式的抗議阻止了法案，並進而吸引了一批反對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青年聚集在高圓寺，踐行他們所倡導的“笨蛋”生活。
今年受疫情影響，荷蘭國王節取消了户外活動，改為“居家慶祝，網絡狂歡”，跳蚤市場也變成了“在線交易平台”，王后和三位公主也把自己的舊衣服放到網上售賣。而在中國，沒想到疫情後，多年來被逐步驅散和取締的“地攤”有了重生的機會，當小販接到城管電話時，不斷重複“哪有這麼好的事？”
現在大家聊天，不免會談到，你覺得疫情後會有哪些變化。我所聽到的觀點大概有兩種，一種是悲觀的，疫情讓人們更依賴封閉的小區，依賴私家車，與人保持距離，退回到個人空間，似乎需要一個私有空間包裹在身體外；還有一種是樂觀的，疫情讓人們更依賴身邊的人，比如鄰居，人們更渴望與人交流，甚至期盼更多公共性的出現。
地攤大概屬於後一種，可以給生計受影響的人一個低成本的就業機會，當然前提是有合理的落地措施，同時可以創造一個公共空間，讓人們隨便逛逛。你不知道地攤上會賣什麼，就總會帶着一種期待，希望能淘到物美價廉的東西。有時候僅僅是看到攤主獨特的擺貨方式，也會會心一笑，更不用擔心口袋裏的錢不夠消費。而圍繞着這些地攤，也會慢慢聚集起人氣，聊天嘮嗑，打發時光。
2017年延邊龍井街邊的攤販，人們常常圍着攤位周邊聊天
疫情讓我們看到了肉眼看不到的病毒的威力，也讓我們看到普通人團結互助的能量。把非正式經濟請回來，把小攤販們請回來，希望不是硬性的指標需求，而是一個看見彼此，尊重彼此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