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只要隨手在社交媒體上輸入“高鐵上”，下方隨後就可能彈出一連串與“熊孩子”關聯的熱搜。隔不了多久，網上就會出現一條關於熊孩子搗蛋的新聞，其中高鐵應屬熊孩子“出沒”概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前不久，有孩子狂踹前座的視頻引發了最新一波網絡吐槽。為此，還有人建議在高鐵上設置“親子車廂”。
微博關鍵詞“高鐵上”搜索關聯結果（搜索時間：9月6日）。
幾乎每個“熊孩子出沒”新聞都會提到坐視不管的家長。玩耍打鬧是孩子的天性則成為一種辯護，比如家長可能會認為“只是個孩子”“又沒有多嚴重”“誰沒有年輕過”。廣大網友不會接受這種沒有道理的辯護。
有意思的是，在社交媒體上還有“六零後”站出來吐槽如今吐槽“熊孩子”的年輕人們，説他們當年也四處搗亂、搞破壞，長大成年後反倒遺忘了一段童年曆史。看來，關於“熊孩子”這個問題的爭議在短期內是不會停止了。
極少有人會否認最關鍵的責任人是家長。這一點並不需要過多討論。我們在本文打算從火車這個機械，以及乘客與它的關係中做點討論。
撰文 | 羅東
19世紀中葉，法國畫家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因為給但丁《神曲》、塞萬提斯《堂吉柯德》和巴爾扎克小説繪製插圖，在整個歐洲名聲鵲起。他去世時，年僅51歲，而在短暫的一生中，他奇蹟般地創作了數以萬計的版畫、雕刻和插圖，有不少成為經典之作，不斷被後來人談論和效仿，比如為《小紅帽》所作的一幅。
古斯塔夫·多雷作品，《小紅帽》局部。
但接下來這幅就沒有這等“熱鬧”的命運了。
古斯塔夫·多雷作品，三等車廂的乘車場景。
這一幅作品描繪的是三等車廂，其線條勾勒效果並沒有多雷本人其他作品那樣飽滿，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試圖記錄的是人物羣像。乘客不是某個具體的、有故事情節的人，而只是被視為羣像的成員或構圖要素，是可替換的、可複製的。
有的困頓疲乏，仰天半躺在座椅上；有的好奇地探出頭，觀看窗外一晃而過的風景；有的撥弄樂器，彈奏曲子。在他們中間，還有一個小孩站在母親的腿上，大概剛哭鬧了一陣，此時抱着瓶子喝水。左右兩側的大人都望着這個小孩。他們可能是同行者，也可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在不同站上車，也將在不同站下車。總之，他們在交談，參與跟孩子的互動，而這讓嘈雜聲此起彼伏，並在一眼能望到頭的、沒有障礙的車廂中瀰漫開來。
作為大畫家的多雷，或許是某天離開常住地巴黎時，突發奇想買了一張三等車票，也或許，其實他像往常一樣購買的是一等車票，習慣性地坐在寬鬆而沉寂的包廂，在無聊之際跑到了三等車廂。畢竟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希弗爾佈施在《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中引用過一本叫《德國人在德國旅行的反思》的冊子，裏面有這樣一段話：
“當一個人旅行，和不可能對話的人一起旅行時，我會常常嫉妒那些三、四等車廂的旅客，愉快的交談和笑聲會從那些坐得滿當當的車廂裏，一路傳到我那個孤立、無聊的小間裏。”
《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德]沃爾夫岡·希弗爾佈施 著，金毅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8年7月。
假如換個時間，像以上這樣的想法在我們這個年代簡直匪夷所思。當你拖着疲憊的身子終於找到座位號坐下，等列車開動，盼着借這遠離繁瑣事務（比如永遠回覆不完的消息）的時間段找回一些自由時間，最渴望的是能安靜地放空幾個小時，無論怎樣也不可能接受被嘈雜圍繞的乘車環境。
影視劇中的東方快車包廂。圖為《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2017）劇照。
美國有一位鐵路作家叫西·沃曼，到歐洲乘車也有同樣的心理。1895年，他乘坐當時有火車天花板之稱的東方快車，興奮地稱讚有獨立包廂的卧鋪車：
“一個包廂裏可以容納兩個或者四個人，並且通常旅行者只需付出恰如其分的幾個法郎，就能享受一個人獨處的包廂，彷彿置身於珀爾曼列車上的高級包廂裏一樣隱秘舒適。”
他説的“珀爾曼列車”是美國鐵路運營的火車，在他看來，它們彷彿就是粗糙不堪的，在鐵軌上粗暴移動的學校宿舍，因為隱私只可以通過一些簾子得到少許保證。關於火車餐食的文集《流動的餐桌》在提到他時——西·沃曼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本人做過火車司機——還整理了他對東方快車餐車的斷言，“在任何國家都是最優秀的”。這確實才是乘客嚮往的車廂，它內部的設施、聲音和景觀都處在現代技術理性的把握之下，整潔、安靜而有序。那麼，坐在包廂裏的一等座乘客，誰會不可思議地跑到三等或四等車廂呢？
《流動的餐桌》，[美]莎朗·哈金斯 主編，徐唯薇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啓真館，2021年4月。
站在21世紀的我們，根本無法想象在歐洲火車投入載客運營（火車最早用來運輸煤）早期，一等座、二等座的乘客究竟有多麼承受不了孤寂。這是火車讓他們經歷的從未有過的乘坐感受。
在此前，人們騎着馬或坐着馬車在農村鄉間和城市街道奔走，與路過的人擦肩而過，有時遇見熟人，有時到路邊商店買點糧食，補給水，免不了與人交談，也免不了聽見由鼎沸的人聲和鳥叫聲組成的環境音。何況，乘客坐在馬車上與司機和同行乘客相互交談，雖説不上是什麼必然之舉，但或多或少也是尋常的。而在此後，他們頭一次打開門，進入一個半封閉（側面有車窗）的包廂空間，和陌生人面對面坐下來，面面相覷，無話可説。
而有此遭遇的也包括孩子。比如，《流動的餐桌》講了一個故事：在二戰前夕，有一個叫雷德格瑞夫的九歲小孩（後來成為英國陸軍少將）第一次坐上火車，他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獨自走進餐車，也沒有辦法選個餐桌在完全陌生的人面前坐下來。結果，他只吃餅乾和巧克力棒，就此熬了兩天。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他在這個年齡為何沒有半點鬧騰，反而表現得像是沉默而羞澀的，並有點“社恐”的成年人。除了那些因為年齡過小而無法承受火車速度的孩子，大概，許多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在當時都是尚未被完全火車化的一代乘客。這個“尚未被完全火車化”的説法，或許可以用來形容任何歷史時期——包括現在——第一次出門乘坐火車的孩子們。在這等情形下，一個原本鬧騰的孩子初次進入陌生的、快速移動的車廂，也未必會表現出打鬧這種做派。
當然，這裏並不是用這個例子來説明為什麼有的孩子是“熊孩子”而有的不是。“尚未被完全火車化”的基本問題是，早期一代的乘客無法與火車速度、陌生人和無聊共處。
按照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公共領域的關係》中的説法，乘客可以望向窗外，儘量縮短目光停留在其他乘客身上的時長，從而增加一點私人空間，來消除他們在車廂這種公共空間的“水土不服”。還有個更常見的做法是看書讀報，因為人在發出這個動作時，是低着頭，目光向下，能成功避免與其他乘客的對視。一等或二等座的中產階級和社會精英在火車上閲讀，成為一時的風尚。
豪華列車上的沙龍與餐廳，匿名插圖，法國《畫報》，1899年。
當被稱作“現代旅行文學之父”的保羅·索魯（Paul Theroux）在上世紀80年代來到中國乘坐火車時，他每次出發，行李包裹裏都必然裝有一本書，上車後，除了點餐吃飯、與人們交談，頻率還比較高的動作就是翻開一本書讀。這是他在旅行文學集子《在中國大地上》裏經常提到的一件事。他是作家，也是讀書人，隨身攜書十分正常。只不過在火車旅行史上，在某個意義上，乘車看書其實也是“無法適應火車機械”的一種後遺症。據《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統計的資料，在那個時候，乘車看書被諸多報刊列為危害身體健康的“不良行為”之一，依據是這加重了大腦的負擔。當然在今天看來這其實並無多少道理。
這就不難理解在火車載人早期，為什麼有部分包廂乘客在心理上嚮往三等四等車廂的熱鬧、喧囂。在歐洲，車廂有歐式之説，設有包廂的車廂彷彿是把馬車挨個放在軌道上，讓一等二等乘客在感受上認為這不是在坐那個原來主要用來運輸煤的火車，還是曾經舒適的馬車。包廂就如酒店套房，將乘客按組隔開，當他們坐下來，只需要處理與對面人的關係，與其他乘客則已經完全“井水不犯河水”了。在轟隆隆的火車機身聲響之中，乘客聽不見嘈雜的喧鬧、哭鬧和打鬧聲。只要某個包廂沒有出現搗蛋鬼，那麼這個包廂就維繫了它的一般秩序。對於一些乘客而言，他們的首要任務還是尋找聲音或景觀，分散注意力，熬完枯燥無味的旅程。照此推理，縱然有小孩哭鬧或打鬧——何況並不多見，彼時的孩子和大人們一樣尚未被完全火車化——也並不必然被當成“熊孩子”，而這實際上完全不是因為他們比現今的人“更包容”，也不是因為他們就不在乎有人搗亂。他們只是實在無聊了。
那麼，讓他們嚮往的三等四等車廂究竟是怎樣的？
開篇提到的法國畫家多雷去過。但除了好奇和破產之後不得已的選擇，大概是沒有幾個人會有此實際行動的。像三等和四等這樣的次等車廂，最初就是按照運輸貨物的形式在運載人，並無什麼講究。《流動的餐桌》提到一個統計史料，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在加拿大，數以百萬的移民被作為一種貨物，以最廉價的方式進行運輸。隨着車廂條件的改善，在二戰後，這樣的車廂開始消失。而不變的是，乘客擠在一個快速移動的空間，將他們在火車外的習慣習俗一併帶了進來，與人交談，逗樂孩子——甚至是以某種沒有人際邊界的方式。
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城鄉之間開啓了人口大流動，一批接一批的勞動力通過搭乘火車、汽車來到城市謀生。在當年的硬座車廂，多雷曾經描繪的法國三等車廂場景，也以差不多的面貌方式出現了。有過鐵路工作經歷的攝影師王福春（2021年3月逝世）到全國各地乘坐火車，打開照相機，拍下了火車上的人們。
在他的集子《火車上的中國人》中，有下面這樣一張照片。
王福春攝影作品。
這是他1995年在廣州到上海的列車上拍下的。男孩脱了鞋，赤腳坐在座椅靠背上，雙手拉着行李架，在他下方，另有一個男孩躺在座椅上。他們和身後的成年男子一樣，朝着鏡頭做出表情。而王福春作為記錄這一刻的攝影師，其本人在拍攝這一過程中實際上也參與到交談和互動中。
從兩個孩子的乘車衣服來看，這應該是個夏季，或是夏初或夏末秋初。在這個季節，大多數火車上的孩子比例可能都是最高的，他們的父母在城市打工，到了暑期，為了緩解相思之苦，往往把他們接到城市生活幾十天，再送回老家。有時，父母可能無法脱身，最終會把這項接送事務委託給在同一個城市打工的老鄉，以此也降低了成本。1996年，社會學家李培林在《社會學研究》第4期發表《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一文，他以山東為例發現，95%都是依靠家人、親戚或老鄉等關係獲得招工信息，而和他們一起打工的則佔到一半以上。家人、親戚和老鄉來自於一個封閉半封閉的熟人社會。這意味着，在那個年代，有的孩子可能是和老家的人一起坐上火車，安靜的孩子沉默一路，活躍的孩子則有玩伴和成年人説話。
王福春攝影作品。
除了這部分乘客，其實無論是硬座車廂還是卧鋪車廂，無論是來自農村還是城市，坐在車廂的乘客都不斷在找辦法消磨乘車時光。有的在彈奏樂器，有的圍着一個孩子嬉笑。
絕大多數中國火車的座位面向都為歐式，乘客與乘客面對面坐下。這種設置在早期歐洲火車史上，在包廂讓乘客經常不知所措，在三等四等車廂反倒讓乘客們交談了起來，在中國當代火車史上也形成過熱鬧的景象。如果當年的火車在座位設計上使用美式，座位都統一面向同一個方向（減少面面相覷的尷尬），是否就有另一種乘車歷史記憶未可知。或許也依然擋不住乘客側過頭和兩側的人交談，甚至轉過身、趴在靠背和後面前面的人説幾句。而他們中可能就有小孩。其實如今，這種假設在高鐵上已經成為現實，不同的是，現在的乘客早已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批乘客。整個世界的乘客也都改變了。
短片《火車進站》（L'arrivée d'un train à La Ciotat 1896）畫面。
過去説的“尚未被完全火車化”的幾代乘客幾乎快成為歷史，其實隨着火車和軌道的發展，乘客已經越來越火車化，而長久以來，這一直是個看得見的演變趨勢。比如1948年，在英國，“飛翔的蘇格蘭人”號火車淘汰了19世紀的設置，推出了一種新式快餐吧兼酒廊車廂，其中包括一個近7米長的吧枱，並配有吧凳，由此成為整個列車人來人往的社交中心。1977年，在南非，豪華列車“非洲之傲”號據稱提供了世界上最寬敞的鐵路住宿空間，其皇家套房有一張固定的牀，一個帶有咖啡和茶具托盤的櫥櫃，此外還有淋浴間。在今天的高鐵上，即便不是坐卧鋪包廂，在普通車廂，座位的間距也都朝着同一個方向擴大了。無法適應無聊的乘客越來越少了，人們追求的是封閉的、寧靜的、寬敞的空間，若有社交需求，則改到專門的車廂。
在這個過程中，火車和乘客都在變得更加理性。
火車從一開始就是技術理性的象徵。曾經，在19世紀早期，鐵路運輸差點以另一種方式開展。就跟在高速公路行駛的汽車一樣，一個人只要有火車，支付過路費就能通行。這一幕並沒有發生。這是因為火車在根本上與汽車不一樣，軌道的有限性，使得鐵路運輸必須依靠統一的統籌協調製度，也因為這個緣故，火車和鐵路融為一體，這個龐大的、複雜的機械大物是現代技術理性的高度表現。
乘客也隨之火車化，越來越適應鐵路的技術理性系統，不再畏懼速度和無聊——手機發揮了某種功能——也不再為窗外呼嘯而過的風景驚詫。文明的進程也在此顯現。乘客與乘客在某個時間段，在車廂這一空間共處，他們之間有性格、嗓門、忙閒程度和偏好等多方面的不同，為了避免衝突，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形成文明規範。乘客和火車一起建造安靜而高效的鐵路理性系統。他們擔心的再也不是無聊枯燥了，而是有人喧鬧。然而，我們無法回到以前，回到那個有嘈雜聲和交談聲的，人們還將半熟人關係帶進車廂的鐵路年代。若是整個車廂能安靜下來，每個乘客都不會被打擾，都可以按其需要或興趣做事，當然是在不發出聲音的前提下。此時，與孩子交談的人際範圍，不可避免地從過去前後左右的乘客縮減到只剩下家長了，而他們無法像其他乘客那樣往後退。
保羅·索魯見過的一個家長，即便在今天也可以算是參考式人物了。
1986年，索魯到中國坐火車，其間在北京快線“16次列車”看見一個在哭泣的孩子。孩子哭得越來越厲害。男子給他裹了一層被子，用手輕拍安撫，不僅餵奶、換尿布，還逗他玩。男子在照料中，為了不影響其他乘客，沒有打開隔間裏的燈，而是借了過道上的光。
“他真的是一位耐心的父親。”索魯説。
文/羅東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