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網站10月15日文章
原題：中國，我怎麼害怕你？讓我道來
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正令（澳大利亞）試圖恢復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任何可能行動複雜化。
正如保羅·基廷最近所説，澳大利亞貿易路線易受自然災害或全球政治變化破壞，“這使我們恐懼。”我們不知道誰是真正的朋友。事實上，澳外交政策在保衞這片大陸同幫助盟友打仗之間搖擺不定。遙遠的戰爭並沒保護澳土地，而是增加了我們的脆弱性。難怪我們感到不安全。
知名經濟學家海因茨·阿爾恩特説：“多數澳大利亞人仍對亞洲人抱有隱約的恐懼和懷疑。澳媒以亞洲人權衞士自居，卻很少錯過冒犯我們亞洲鄰國的機會。”
50年前，惠特拉姆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標誌着澳外交政策的根本轉變。他在給澳首任駐華大使的指示中寫道：“我們尋求與中國建立一種基於友誼、合作和互信的關係，類似於我們和其他大國已經或尋求建立的關係。”惠特拉姆的願景被馬爾科姆·弗雷澤所繼承，後者成立了澳中理事會，為兩國關係發展出謀劃策。今天，我們更需要這種忠告。
1973年我在當時的海外貿易部負責處理公眾有關中國信件的任務。收到關於建交後可能帶來的貿易機會的大量評論和建議。有人説中國人很會用筷子，因此容易教他們使用編織針和澳大利亞羊毛織毛衣。由此可見當時（澳大利亞）對與中國關係的天真熱情。後來，當中國從市場轉變為重要的地區甚至全球大國時，澳公眾態度發生變化。
西方人有種不切實際的期望：隨着變富，中國會更像我們。但北京領導人決定中國不會變得像西方，強調中國是不同的、獨特的。這讓我們震驚。我們害怕不同，所以害怕中國。瞭解文化對爭議雙方的影響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給予雙方平等的地位。在對華關係中，我們應試着去理解中國重視什麼，包括對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強調。我們無需放棄民主和人權價值，但可以丟掉一些“恐懼”。（作者梅卓琳是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前文化參贊，喬恆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