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説明中國不僅有能力，而且有氣度去開創一個新“世界”，這是中華文明自強的必然結果。
崛起的中國會走向何方？這個問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近年來，隨着世界經濟重心東移，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樞紐”，已成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環。
中國與世界如何相處？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嗎？為什麼説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絕不是新殖民主義？這些問題，大多可從歷史和文化中找到答案。中新社“東西問”專欄近日專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筠，從中華文明基因中嘗試解碼“開放”元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歷史維度，您怎麼樣看中華文明基因中的開放的元素？
李筠：其實中華文明一直是很開放的。從地理意義上看，必然是有“東西南北”才有“中”，所以中國的國名以及最重要的文化符號“中”字就假設了，我們是跟別人在一起的，別人也向我們彙集。
地理概念之外，以“中”字作文化符號，也是把人性、把中華文明“如何看待人”都集成其中。比如《中庸》裏説：“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另外，中國的文化根性裏面埋着很多開放的意象。比如，孔子周遊列國，他知道蠻夷的存在，告訴大家：“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即：不要以自我為中心，我們不是獨自存在的。
2000多年前，開放的文化基因就被深深種到了中華文明根性當中。比如《論語》説“三人行必有我師”，就是向別人學習的這樣一個開放態度。
北京孔廟，小學生誦讀國學經典。中新社發 張浩 攝
孔子之後的文化先賢大都繼承了這樣的基因。比如《史記》以列傳方式記述了朝鮮、大宛、東越等中原文化的周邊世界。其後，《二十四史》涵蓋了更廣闊的世界。這説明，中國的正統史書，不是隻寫中原，而是將更廣大的地域都納入視野，並且作為傳統留存下來。所以，開放性在中華文化根性上就是非常豐沛的。
中新社記者：人類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文明，有人説，中華文明是唯一能延續千年而不斷的文明。您認為開放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李筠：其實，未必只有中華文明沒有中斷。以什麼衡量“不斷”，人種、文化、地域還是歷史？對於長達千年的文明而言，人種會更換，或和其他民族混血，很難保證誰純而又純。最重要的還是留存下文化的精華。
比如説，希臘人留下理性，羅馬人留下了共和，雖然希臘城邦世界滅亡了，羅馬共和也被帝制取代了，但這些人類的好東西都留存了下來。
有的文明看似消失了，但其精華已被另一個文明融合進去。在悠長的歷史中，各種文明互相繼承，互相交融，每一個文明的軀體都悦納了別人的靈魂，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中華文明本身就彙集了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華文明的連續不單是自己的成就，也是開放包容，主動悦納的結果。
中新社記者：具體而言，開放是怎樣塑造中華文明的？
李筠：粗略地講，從周秦之變、漢唐之變和明清之變這三個階段可以看出開放的中華文明是如何一步步擴容升級的。
一變：最初中華文明只集中在所謂中原，但是到了秦統一，原來與中原文化異質的元素就融和進來了。
周代版圖中，除中原外，東邊齊國形成了海洋性的商貿文化，西邊秦國形成尚武的風格，南邊楚國帶有巫術文化的特點。在周秦時，這些文化融會為一流，中國不再是一個文化單質，而是“化合物”了。
端午節賽龍舟起源於帶有巫術文化的古楚國。中新社記者 盧文偉 攝
二變：這種開放和融匯到隋唐時期進一步擴容。匈奴、鮮卑、羯、氐、羌，全部匯入中華文明中，南北混居也達到了新高峯，和秦皇漢武“北拒匈奴”相比，格局已大不相同。
三變：到明清，地理上形成了現在人們熟悉的類似大公雞的中國版圖。除滿蒙漢藏回，還有更多民族納入其中，文化的這種“化合物”相比隋唐又再次擴容。
可見，每一個民族、每種所謂的異質因素，當我們開放悦納，並且達成一種穩定互惠、共同認同時，中華文明就擴容升級了。這樣的過程不斷重複，中華文明才變得宏富，變得雍容。
中新社記者：在現代的交通工具出現之前，中國已經有了絲綢之路。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您怎麼樣看待絲路跨越時空的傳承？
李筠：古代的絲綢之路其實不能把它簡單理解成單向的貿易。它是一個有貿易、政治、宗教、軍事等各種內容的複合體。它不光是一條路，還是一個“世界”。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説明中國不僅有能力，而且有氣度去開創一個新“世界”，這是中華文明自強的必然結果。任何大國想要發展起來，一定需要“走出去”。新時代，“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走出去”的方式之一。
它既是尋找商機和夥伴的過程，更重要的也是中華文明在新時代重新打磨自我的進化過程。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説從文化基因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絕不是新殖民主義？
李筠：中國的這種“走出去”不會是“殖民主義”。一方面，這與我們的文化基因有關。無論是孔子的教誨還是中國曆代帝國，從未有過以殖民主義方式佔新地盤、掠奪資源。而且在近代，中國被人欺負過，瞭解這種痛苦，不會以這種方式再去欺負別人。
另一方面，中國實際上是有某種“缺陷”的。中國根本就沒有過殖民統治的經驗和技法，既然不會，就使不出來。
殖民主義的遊戲有它特定的規則和條件。首先，政治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並以常備軍、官僚税收隊伍以及一系列國家“硬機器”為主心骨。
第二，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是重要動機。
第三，需要資本主義核心國、原料供給地和商品傾銷地幾方在生產環節上的扣合。
這些條件中國在近代時都不具備。所以一些錯誤甚至邪惡的東西，中國並沒有沾染上。
印尼中爪哇省首府“三寶壟”這個城市名源於鄭和。圖為當地著名景點三保公廟內高高豎立鄭和塑像。中新社記者 劉可耕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曾經歷過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開放的反面帶來了哪些教訓？中華文明是怎樣吸取這一教訓的？
李筠：按照對現代世界的理解，通常會想到閉關鎖國帶來的是經濟規模的限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開篇就講，市場經濟的有效性和其規模成正比，規模越大，分工越細密，勞動力生產率越高，競爭力就越強。
如果畫地為牢，自限規模，一國經濟競爭力自然比一個開放系統差，遲早被超越。
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於，封閉會造成心智閉塞，想象力和知識匱乏，導致目中無人、剛愎自用。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潰》裏寫過道光皇帝在鴉片戰爭已經輸給英國人、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之後，還問英吉利在哪，是個什麼蠻夷？
反映鴉片戰爭的繪畫作品。中新社發 郭俊鋒 攝
輸掉了戰爭都不知道對手是誰，這是明清數百年來封閉的惡果。
所以，近代以來，在封閉受傷之後，層出不窮的仁人志士也在重新找回開放、多元、包容悦納的狀態。比如：魏源寫《海國圖志》就從“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
中新社記者：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在改革開放中快速發展，這一過程中是否強化了開放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民眾認知中的分量？
李筠：當然是的，這40多年來的開放，可以説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最大尺度的、最深刻的開放。
歷史上很多開放是懵懂的、被動的，而改革開放這40年的開放是從一開始就是非常自覺的。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活實踐當中去理解、觸碰、感知、擁抱開放。
經過40多年開放歷程，“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世界是有中國的世界”，已成為一種共識。現在我們與世界同悲同歡，同頻共振。比如：前年籃球運動員科比意外墜機死亡時，中國球迷覺得傷心；去年梅西離隊，中國球迷也覺得憤怒。
上海南京路展示的致敬NBA球星科比的典藏球衣。中新社發 陳玉宇 攝
所以，開放對中國人來講，已是一個習慣成自然的狀態，並不需要在理論上刻畫出什麼高端的哲學或者政治學，它就是每一個人日常而不自知的狀態。從歷史發展的長週期來看，作為一個以開放為文明基因的民族，這個大門一旦打開，就不會再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