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博士畢業生黃國平的論文致謝意外走紅的那兩天，我恰好看了幾集描述中產家長“雞娃”現象的電視劇《小捨得》。如果照着城市教育競爭“軍備競賽化”的勢頭髮展下去，今後像黃國平這樣無依無怙、“一路風雨泥濘”的鄉村少年，還能剩下多少通過唸書改變命運的希望？我這還真不是小知識分子的無病呻吟瞎聯想。這個問題在階層分化嚴重的美國已經很露骨了，受教育程度和階層身份的關聯性越來越高。美國近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較高社會階層中哪怕是認知水平吊車尾的孩子，上大學的可能性都比低階層中最聰明的那撥孩子高。如何避免社會分化代際遞增，是每一個社會都需要思考的命題。
這些年在看到新聞裏報道苦孩子的命運故事，我都儘可能多關注一陣。比如茂名的逃婚少女小閒。去年夏天，17歲的小閒在“婚禮”的前一天去鎮政府舉報了逼她成婚的父母。後來她如願“退婚”、考入高中，但父母始終不情願支持她。今年2月，媒體又報道了小閒患上重度抑鬱的消息。
前些日子，四川雅安一個17歲的女孩自殺身亡。儘管網傳的“被母親賣兩次，逃回家後遭毆打”多半不屬實，但當地公安提供的信息足以讓人目瞪口呆：女孩14歲那年就和涼山一名男子“按照彝族風俗”結婚了，“丈夫”那時候也才18歲。據當地人説，兩人去年還生了個女兒。本來兩家人商量“離婚”，誰知還沒開始談女孩就自殺了。
和上過熱搜的小閒不同，這個默默委頓的四川女孩並沒有引起多少熱議，新聞報道里，她甚至連個化名都沒有。之所以對她格外注意，一方面是因為她彷彿一個馴服版的小閒，在鄉親的描述中，她結婚生育幾乎是“自願”的；另一方面是，當地似乎更多將這個慘案視作“家庭糾紛”，強調兩家人在彩禮一事上的分歧，對這樁童婚態度漠然。這無法不讓人疑心，莫非又是一個傳説中的《婚姻法》“法外之地”？
為什麼是“又”呢？近幾年，已經有學者和媒體注意到了個別地區早婚乃至童婚現象抬頭的情況。大約2000年開始，15歲至19歲女性青少年事實婚姻率和生育率出現反彈性上升。2016年，新華社記者探訪過海南的一個“少女媽媽”村，衞生院10個月內的108個產婦中，20歲以下的有19個，而且其中大多數都是生二胎。低齡婚育對少女意味着什麼？正好前幾天讀到一則科普，在此轉述：19歲生育的綜合風險要高過35歲，14歲生育的綜合風險甚至比40歲還要高。更別説過早承擔家庭責任，幾乎剝奪了少女繼續接受教育的可能，扼殺了她們發展的潛力。問題是，這些淺顯的道理，有誰不懂嗎？
或許你也觀察到了，近些年，一些貌似早該銷聲匿跡的醜惡違法現象在個別地方找到了滋生的土壤。童婚談不上成氣候，但絕非個例，而且明顯看得出，地方職能部門除了處罰和教育，並沒有多少有效的遏制辦法。這恐怕不是簡單的“貧窮”可以解釋的。從這幾年冒出的童婚事件、童婚現象中，我大致發現了一些共同的關鍵詞：偏遠，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留守兒童。當然最根本的，還是落後的性別觀念，在一些地區，女性依舊被視作工具和附庸。像小閒的家鄉茂名，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廣東省內都算表現不俗，但在坊間卻素有“重男輕女”的惡名，尤其是農村地區。小閒家不算窮，對弟弟的教育並不馬虎。但除了一直在精神上鼓勵她的爺爺，家裏人對“女孩子讀書”這件事都很冷漠。父母在輿論壓力下才給她轉了3000元學費，姑姑因為她補課的時候不情願按老師要求上交手機，就斷定她不想上學、難管教，“那就嫁到別人家調教一下嘛”。鄉村振興，可不光是提升經濟，在脱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後尤其如此。就説遏制早婚、童婚現象，最有效的途徑當然是發展教育，把弱勢的女孩留在學校。不僅是義務教育，也要加大對高中教育的投資，以更多政策支持農村女性拓寬個人發展空間。
黃國平的“逆襲”對渴望善、追求公平的人而言，是極大的鼓舞和慰藉。但必須看到，他的內心之強大，恐怕也是多數人難以企及的。身處逆境的底層青少年其實很脆弱，風雨泥濘足以扯斷他們的命運之弦。早早陷入婚姻、又早早香消玉殞的四川女孩很脆弱，勇於抗爭的小閒其實也很脆弱。為他們創造更善意更公平的環境，是起碼的人道，也是社會長足進步的基本要求。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靜雯
來源：團結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