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消息，今年是阿鳳姐在北京做外賣騎手第三年，在此之前，她從未想過會以“騎手”的身份開始北漂生活。
來北京之前，她和丈夫在老家湖北武漢經營一家汽車美容店，算上汽車美容設備的投入、損耗、工人工資和每年近10萬元的店面租金，一天掙兩三萬才能保本。由於掙錢的速度趕不上虧錢的速度，阿鳳姐關停了汽車美容店，欠下了十多萬的債務。
2019年，為了還債，以及逃離創業潰敗的窘迫，阿鳳姐和丈夫決定北漂，找一份掙錢多的工作。42歲的阿鳳姐，是80年代金融專業畢業的本科生，曾考入家鄉體制內的崗位，又辭職創業。
她説：“我想着我有學歷，年齡也不算太大，在網上投遞簡歷試試，哪知道是跑外賣？”
和阿鳳姐有着相似人生境遇的女騎手不在少數。她們人到中年，面臨事業、婚姻、育兒等多重困境，為了從“一團糟”的生活裏掙扎出來，她們穿上外賣騎手工服，戴上頭盔，騎上電動車馳騁於城市街頭。
在這個男性主導的行業裏，她們經歷過在220多人的工作羣裏，只有零星幾個同類的孤獨，體會過在體力、速度等多方面被男騎手碾壓的挫敗，也有過面對外界審視時的自卑。騎手的工作或許並非最終的落腳點，在這個不穩定的職業裏，她們試圖尋找自己的位置，與生活搏鬥。
臨時“落腳點”
阿鳳姐和丈夫租住在北京西城區一個月租一千多元的小單間裏，15歲的女兒留在老家由親戚照料。
為了維持生計和按時還上每月兩千元的債務，阿鳳姐希望找一份按時發工資的工作。丈夫目前沒有工作，每天騎共享單車四處尋找投資的機會，想用手頭的積蓄在北京做點小生意。但阿鳳姐不贊成，“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她面試過超市領班崗位，對方開出的薪資6500元，不包吃住，職責包括點貨出貨、物品分類、排班，還要會用電腦。這些她都能勝任，但卡在了“年齡要求38歲以下”這一條。後來，她再接到超市的面試邀約，都先問對方“有沒有年齡要求？”但大多數超市要求的年齡上限是35歲。
有房地產公司給她拋出橄欖枝，銷售崗位，底薪2000元一個月，提成另算。她偷偷詢問門店裏一個幹了兩年的女孩，對方告訴她，薪資穩定在4000元/月，打消了她入職的念頭。
接到招聘外賣騎手的電話時，她有些意外。對方告訴她：“好好幹六七千，努力幹八九千，使勁幹月薪過萬。”只要會騎電動車，下載一個導航和一個外賣接單平台APP，隨時都能上崗，這讓她感到心動。
今年32歲的柳青在天津做外賣騎手，同樣是迫於生計。在成為外賣騎手之前，柳青和丈夫在天津經營一家小飯館。由於新冠疫情暴發，客流量鋭減，夫妻倆在2020年關停了飯館，丈夫去了其他餐館打工，她則回河南信陽老家坐月子。
柳青已經有一個7歲的女兒，但在她的老家，大多數的家庭都有兩三個孩子，家裏人也希望她再生一個兒子。
孕育二胎的過程並不順利，在她懷孕五個月的時候，產檢發現胎兒有60%的幾率發育不良。柳青不敢冒險生下孩子，“如果孩子真有病，不是我這樣的家庭能承受的”，迫於無奈，她在胎兒七個月大的時候選擇打胎。
柳青在老家休息了一年，2021年5月回到天津後，她時常感到焦慮。“錢也沒掙到，小孩也沒有照顧好，感覺自己很沒用。”
平日裏丈夫在飯店工作，每天晚上10點才下班，回家躺下就睡了，節假日也不休息。她一個人照顧女兒，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她嘗試過做小時工，但最繁忙的飯點，她要去學校接女兒放學，節假日活兒忙的時候，她又要在家給女兒做飯，輔導孩子功課。
但就算再難，她也不願意把孩子送回老家做留守兒童。“因為我上小學的時候，父母出去打工，我留守過一段時間，我知道那種滋味，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帶在身邊。
柳青每天早上8點送女兒去學校，晚上5點30分再去接女兒下晚託班，生活的重心始終在孩子身上。去年9月，女兒上小學一年級，她才有時間出來工作。
她在外賣平台做眾包騎手，“時間自由一點，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和柳青一樣，為了照顧孩子選擇做眾包騎手的的女性不在少數。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和她的團隊，曾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訪談過30位女性外賣員，其中有8人出於照顧孩子的需求選擇從事眾包送單。
在孫萍看來，女性騎手大多從農村出來，在傳統的家庭裏，女性往往揹負着更多的家庭責任，外賣員的工作靈活性更強，能夠兼顧教育、照料孩子的職責，繼而成了一部分女性迫於無奈的一種就業選擇。
根據孫萍的觀察，近兩年女性外賣員數量明顯增多。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外貿出口行業、旅遊行業、教培行業等女性從業者聚集的行業受到的衝擊明顯，不少從業者面臨被裁員、降薪，或生意停擺，她們迫切需要一份入行門檻低、有薪資優勢，且薪資發放及時的工作，外賣行業成了她們的臨時“落腳點”。
在“男性系統”裏生存
不少外賣騎手喜歡接晚上的訂單，因為晚上9點以後路面上車輛少，且配送費用更高。
但一提到深夜遠單，阿鳳姐寧願自己添幾塊錢配送費，也要轉給別人。她深刻記得剛做騎手不久，被派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公墓附近送單，顧客分三次下單了小龍蝦之類的夜宵，配送費60多元。
當她導航到距離目的地幾百米的地方，前面修路，只能繞小路過去。“小路上沒有路燈，沒有指路牌，有一個拉土大貨車‘突突’地在我前面開，吃了我一臉灰。”轉彎時，藉着貨車的燈光，她看到旁邊立着公墓的牌子，嚇出一身冷汗。
“特別害怕有野狼、野狗，或者電動車在這拋錨了。”為了壯膽，原路返回時，她打給男同事，一直開着免提通話，直到看見有燈的地方。
除了擔心深夜遠單的潛在危險，生理期也是阿鳳姐的煩惱之一。
在成為騎手以前，她喜歡穿緊身牛仔褲、破洞褲、開叉裙。但為了避免送單路上突然來臨的生理期，她只敢穿着深色褲子工作。“因為有時候在路上沒有廁所來不及處理，弄髒了褲子挺尷尬的。”
此外，阿鳳姐的生理期反應厲害，“渾身沒勁，疼得躺在牀上飯都不想吃。”每次到了生理期，她都要臨時向站長請假，在家休息兩天。而她所在的外賣平台，專送騎手每個月只有兩天的輪休，這使得她一直沒有機會在身體舒服、天氣好的假期，穿裙子去公園溜達一趟。
一般情況下，外賣騎手接到3公里內的訂單，需要在30分鐘內完成取餐、等餐、送餐全部流程。2019年，孫萍的團隊曾做過一個實驗，在不超速、遵守交通規則的情況下送外賣，會顯示訂單超時。受訪的3名外賣騎手都表示，為了不超時，以及完成更多的訂單配送，“沒有騎手的電動車是沒有被改裝過的。”
阿鳳姐發現，同行中很多男騎手騎摩托車送外賣，車速快的時候達到80km/h，但女騎手幾乎都沒有摩托車駕駛證，清一色騎電動車，買車的時候即使調大了限速，但最快也只能開40km/h。
由於摩托車車頭重，大多數女騎手手勁不夠，無法控制好方向。此外，摩托車百公里油耗一般在2.5-3升，意味着百公里僅油耗就將近25元。如果騎手單位時間裏跑單的數量少，則不及使用電動車划算。
阿鳳姐跑10單的時間，男騎手能跑15單。為了爭一口氣，她曾有一段時間在別人休息吃飯的時候，繼續跑單，想把被落下的5單掙回來。“結果自己沒有吃好，沒有喝好，也沒有休息好。後來我一想算了，不能為了三四十塊錢和自己較真。”
現在，她每天完成了自己設定的300元的目標就收工，不再拿自己和男騎手作比較，或詢問對方“今天跑了多少單？”
柳青也有過為自己車速太慢而焦慮的時刻。
她沒有摩托車駕駛證，也害怕出事故，電動車不敢開得太快。遇到顧客催單，要靠邊停車後才敢接電話。在非機動車道，如果有騎手想要超車，也會主動避讓。但她經常見到男騎手一隻手扶車把，一隻手接電話，速度像飛一樣。“看他們騎車，我都害怕，在路上真的是玩命。”
大型超市的門口，通常聚集着很多騎手。一些重量在二十公斤以上的超市訂單，配送費用能達到10-15元，比如配送成箱的桶裝水、1.5升的食用油、大米、西瓜等。接過幾次這樣的訂單後，柳青渾身痠痛，肩膀、後背貼上膏藥，好久緩不過來，她主動將目光投向藥房、便利店配送費用3-5元的訂單。
柳青曾做過一個調查問卷：“搶訂單的時候，你最希望看到訂單上顯示什麼信息？”她回答：“我唯一的願望是顯示訂單重量。”
孫萍形容，外賣系統的算法體系是按照男性的身體和氣概打造的，在勞動強度、管理規則等方面具有非常明顯的男性氣質。“算法後台的數據來源，大部分是基於男性數據制定的標準，那麼越來越多女性加入這個行業就會有明顯的不適。”
有些地方的外賣站點會根據配送難度分等級。孫萍解釋，比如有的站點工作強度大，高峯時段訂單特別多，訂單重量大，特別容易超時，各種各樣的條件限制比較多，訂單的配送價格也更高。女性面臨一些先天短板，跑10元/單的訂單很辛苦，她們會自動下沉到訂單價格低，相對輕鬆的站點。就算她們去到難度等級高的站點應聘，站點的騎手也會説，“這個地方你幹不了”，“我們之前沒有女騎手，我們招的都是精幹厲害的男性來乾的。”
相比起體力上的弱勢，如何“平衡”好照顧女兒和騎手工作，更讓柳青感到一種“分身乏術”的無力感。
“有時候孩子放假，帶着她送餐，就算心裏着急，也寧可慢一點，不會闖紅燈或者逆行。”柳青帶女兒送單時，她一次只搶一到兩單，遇到有遊樂設施的小區，還會陪女兒多逗留一會兒。這也意味着帶女兒送餐，一天的收入只有平常的一半，不到一百塊錢。
同時，她害怕被人説閒話——“還帶着孩子送外賣？”以及旁人的特殊照顧。比如，商場的保安看到她帶着孩子取餐，勸她：“錢是掙不完的。”等紅綠燈時，交警也責怪她：“帶着孩子送外賣多不安全？”
有一次下雨天平台做活動，配送費用更高，她讓女兒站在旁邊銀行的門檐下避雨，自己去店裏取餐。回來後，發現女兒手裏抱着一件好心人留下的外套。
柳青時常感到內疚，但她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她的父母和公婆都在老家，丈夫在餐館工作，每天晚上10點下班。如果她不帶着女兒出門送外賣，她怕女兒因為害怕衚衕裏的野貓，不敢出門上廁所；怕女兒出門和小朋友玩，走失了；也怕女兒吃不上一口熱飯。
在她的印象裏，有一次給獨自在家的女兒訂了外賣，由於女兒沒看到外賣盒旁邊密封的開口，把蓋子快砸爛了也沒打開。午高峯時，女兒給她打了五六個電話，她心疼女兒，卻只能説：“不要再給我打電話了，我趕緊送完就能回家。”
還有一次，女兒獨自在家，去了同學家玩，她回來時找遍了周圍有孩子的人家，也沒看到女兒，害怕得報了警。她説：“從那次以後，我再沒有把女兒一個人留在家裏。”
“去性別化”與“示弱勞動”
在孫萍的觀察裏，女騎手們為了適應男性化的工作環境，通常採用兩種生存策略：第一種是開啓“hard”模式，用男性氣質包裝自己，強調自己具備在這個特別糙、特別需要吃苦耐勞的行業生存下來的能力。
第二種是展現“笑臉迎人、嘴甜、慢慢説、包容心大”等女性氣質，將性別身份與騎手身份進行對接和融合，從而實現“性別翻盤”，將“示弱勞動”轉化為“優勢勞動”。
“去性別化”像是女騎手在外賣行業的一層保護色，在上海寶山區做外賣騎手的張玲，採取的是第一種模式。她經常自嘲“男騎手都不把我當女的”。
2021年年底入行外賣騎手以前，她在傢俱廠的食堂上過班，“愛美”是她留給別人的第一印象。其他人穿圍裙做飯，她則從來不穿，而是喜歡穿高腰的超短裙，每天上班都要化妝。
但成為外賣騎手以後，她所在的外賣平台要求騎手每天穿統一的工服，佩戴頭盔，“想講究也講究不起來。”上海的冬天有些濕冷，她常常把自己裹成粽子，外面套着肥大的工服。由於要佩戴頭盔，畫了眉毛也會被頭盔遮住，她索性只抹一層防曬出門。遠遠望去，如果不是一撮露出頭盔的馬尾辮，很難分辨出她的性別。
張玲所在的站點有70多名騎手，她在站點的排名常常位居前三。每次騎手排名更新，都有男騎手在羣裏議論：“你們這些大老爺們，還不如一個女的。”
選擇外賣騎手這份工作，張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多掙錢。她的老家在四川農村，14歲的女兒和8歲的兒子都在唸書的年紀，家裏前幾年裝修房子，欠下不少外債，她説：“只要能掙錢，你叫我去洗廁所我都願意，我都不在乎。”
為了在這個男性優勢的行業裏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機會，她每天早上7點多上線接單，比多數騎手提前上線一小時，搶後台積壓派不出去的訂單。趕上送餐的高峯時段，即使顧客所在的小區有電梯，如果樓層不高，她都會爬樓梯送餐，為了節約等電梯的時間。在4月初，上海疫情爆發的時候，公共廁所暫時不開放，她不到萬不得已不喝一口水，只有下午2點回宿舍吃飯時，才去一趟衞生間。
在張玲看來：“我的車子能馱動40斤的東西，我就儘量自己送40斤的東西。只要能吃苦，（這份工作裏）女的不比男的差。”
阿鳳姐的想法則不一樣，她説：“畢竟咱們是個女的，該示弱就要示弱。”
孫萍和其調研團隊也曾在論文《平台、性別與勞動:“女騎手”的性別展演》中提到：一些女騎手不會一味選擇證明自身不輸男性的體力和能力，而是通過遵從傳統的性別規範，即承認並利用“弱女子”的身份，來積極調度周邊資源、尋求幫助。
在午高峯時段，寫字樓的電梯總是人滿為患。為了趕時間，阿鳳姐常常聲音清脆地喊一聲：“哪個帥哥去六層呀？幫個忙唄，幫我把餐放到六層的架子上。”“人家100%都會幫忙，嘴巴甜一點人家都高興”，阿鳳姐説。
遇到訂單太重、車胎被釘子紮了、或是特殊天氣，她也會提前和顧客打電話解釋一下，爭取對方的理解。
有一次，顧客一份訂單裏點了16份盒飯，32瓶飲料，配送費用8元，距離1.1公里，但她拿不了那麼多。她不好意思在午高峯麻煩男同事幫忙，就試探地詢問顧客能否幫忙接應一下。對方開車到紅綠燈路口附近等她，她分三趟取餐送到了馬路對面。
但十次裏面也會有一次碰壁的時候。陰雨天，她向一位點了餛飩的顧客解釋：“如果跑急了，餛飩湯容易灑，耐心再等一下，着急的話，也可以取消訂單。”但放下電話，對方就投訴她態度不好，並要求她不要掛斷電話，第一時間送她的訂單。
阿鳳姐覺得委屈，有男騎手教她，下次直接説：“下雨天我送不來，你退吧。”或者，“我要遲到半個小時，你能不能等？等不了就退。”不要解釋那麼多，更不要説湯灑了，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
阿鳳姐意識到，相比於男性，女性往往更願意換位思考，和顧客溝通更有耐心，但不夠直接的表述方式也更容易引起誤會，甚至讓自己的利益更多受損。
審視的目光
阿鳳姐是愛美的，每天早晨出門，她都會花一個小時打扮，粉底液、防曬霜、睫毛膏、眼影、眼線一樣不落，再換上乾淨的速幹服和一塵不染的椰子鞋出門。送外賣的途中，每隔兩個小時，她要去公共衞生間補防曬，擦乾淨下眼皮暈染的睫毛膏，重新補一遍。
取餐的時候，她不哄搶，也不説話，就往那裏一站等着叫號。別人問她：“你等誰呀？”“我等單。”對方往往後移一小步，上下打量她，“你搞得那麼幹淨，不像跑外賣的。”
她和同事閒聊説起，自己每個月在化妝品上花四五百元，防曬霜一個月用完一瓶，晚上回去還要敷面膜。有的女騎手很驚訝，“你還有敷面膜的時間？”也有男騎手説她是“敗家娘們”。
她從不氣惱，但會糾正對方，“我這不是敗家，跟男人抽煙一樣，每個人追求的生活品質不同。”回想起以前在老家做生意的日子，她最愛穿小羊皮時裝鞋搭配裙子和帶卡通圖案的破洞牛仔褲，一線品牌的口紅一次買十多支，她覺得現在的生活質量已經下降很多。
對於外賣騎手職業，阿鳳姐坦承自己內心缺少認同，有關職業的自卑感在一次次親身經歷中累積。“這個職業在社會中是比較底層的，不受人尊敬的。”
她記得有一次去咖啡廳喝咖啡，沒有脱掉工服。服務員給她推薦了10元一杯的咖啡，但店裏點餐顯示屏上大部分咖啡的價格都在40元以上。這讓她感覺受了冒犯。
去看電影的時候，檢票員會仔細打量着身着工服的她。有時進入高端商場，或是到高檔小區送餐，也有可能被保安要求脱了工服再進去，或者打電話讓顧客下來拿。
她不能理解，“我脱了工服就不是外賣員了？既然社會需要外賣員這個角色，為什麼別人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們？”面對這些細微的挫敗時，她只能自我安慰，“等姐有錢了，一次性充一萬的卡，在他們面前瀟灑一回。”
比起在外面遇到的窘迫和輕蔑，真正讓她傷心的是來自丈夫的不理解。
一次下雨天，阿鳳姐送外賣的時候在路面上摔了一跤，回家告訴了丈夫，對方不但不安慰她，反而數落她：“你怎麼這麼笨？別人不摔就你摔。”
她還記得來北京半年多的時候，她從老家帶來的一瓶阿瑪尼香水用完了，但自己捨不得再買一瓶，她希望丈夫能送她一瓶做生日禮物。但丈夫説：“你跑外賣的，把自己噴那麼香，是勾引男人嗎？”
最後，阿鳳姐自己買了香水，只是沒有買阿瑪尼的。
這兩次經歷就像一根刺紮在了阿鳳姐的心裏。
在採訪時，孫萍也指出，這個社會對於女性的審視從來沒有停止過，從最早的時候，女性被養在深閨當中，到現在從事坐辦公室的細活、輕活、體面一點的工作。但是女性外賣騎手和我們設想當中或者社會期望的女性表徵是相反的，所以她們面臨的心理壓力是巨大的。
站點的站長也説過阿鳳姐：“能不能把自己搞得像外賣員一樣。”她反駁道：“外賣員應該什麼樣？一定就得素面朝天，連指甲油都不能塗嗎？這點自由都沒有了嗎？”
“大環境認為一個跑外賣的，不應該把自己搞那麼精緻。”她按照公司的要求穿工服，不穿高跟鞋，除此之外，她不願再為了別人的目光做任何妥協。
她騎車等紅綠燈時，時常有女性攔下她：“大姐，跑這個掙錢嗎？有什麼要求？”阿鳳姐覺得，女騎手越來越多的背後，是女人也要出來掙錢，不再像過去，在家照顧好丈夫、孩子就行。
她每天都和念初中的女兒通電話，但從不告訴孩子自己在北京做什麼工作。她希望趁着現在能幹得動，多幹一些，碰到其他機會再慢慢轉行。或是攢足一筆啓動基金，去海南開一個小的門店，賣水果、鮮花。
每次接女兒放學，柳青會特意隱藏自己的騎手身份，把電動車停在遠離學校正門口的地方，在外賣箱裏備一件棉馬夾或者衝鋒衣，穿在工服外面再去接女兒。她形容“自己一到學校門口，（氣場）立馬變成1.2米，怕被別人看見。”
“擔心自己混得沒有其他媽媽好，被別人瞧不起。”這是柳青始終邁不過去的一道坎。她記得有一次，因為送錯訂單，晚來了學校接女兒，老師想打電話催一下她，女兒卻攔住老師，“你別給我媽媽打電話，我媽媽是送外賣的，你要給她打電話，她一着急就會摔跟頭。”她知道後，又好氣又好笑：“我天天藏着掖着，怕別人知道我做騎手，你怎麼告訴老師了？”
女兒毫不在意，誇獎她：“你乾的這個工作很偉大很辛苦。疫情很多地方都封了，如果沒有外賣員，好多東西他們都收不到。”柳青發現，真正覺得自卑的人其實是她自己。
在家裏，柳青同樣是“頂樑柱”般的存在，她既要掙錢養家，又要洗衣做飯、接送孩子、甚至在女兒哺乳期時，每次餵奶、換尿布、哄女兒睡覺都是一個人承擔。
每當她身心俱疲的時候，就會衝孩子爸爸發火，“他乾飯店的，節假日、週末永遠都特別忙，平常孩子接也接不了，送也送不了。”她期待丈夫也能參與一下育兒，不是把她當成“機器人”或者“鐵人”。
柳青喜歡騎手工作的自由，但不打算長期從事。“因為這個工作不交社保，我現在每個月自己交1100多元的社保。”
她更希望找一份能上保險的、正式的工作，也不耽誤接送孩子。如果疫情好了，她計劃開一家蛋糕店。“我從小在老家長大，很少吃過蛋糕。出來打工之後，只有過生日才買蛋糕，一直對這個東西挺喜歡的。”
午高峯過後，張玲難得有一段休息時間。她喜歡朝着太陽光的方向躺在電動車上，玩一會兒手機，從外賣箱裏掏出自己準備的餅乾和糖果塞進嘴裏，感受生活裏的一點甜。
她説：“再過兩年還上了家裏的外債就回家，留在孩子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