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 （ID：zhenshigushi1），作者：吳尋，編輯：孫雅蘭，頭圖來自：真實故事計劃
一、放輕鬆
泰國清邁杭東區，李莉帶兩個孩子租住在一棟二層別墅，房租僅3000元/月。樓下是客廳和廚房，樓上有三間卧室。站在二樓陽台，能看到幾百米外清邁最大的高爾夫球場，一到週末曼谷的富人會駕車過來玩。
這是清邁最大的華人社區，方圓一公里內有兩所國際學校。陪讀，是一些華人家庭寄居在此的首要原因。走在社區，常能看到一個華人媽媽帶着一兩個孩子的組合。
李莉的女兒在一所國際學校讀九年級，學費一年10萬元。兒子上二年級，一年學費5萬元。四年前，他們從深圳來到清邁開啓留學之路。相較之下，深圳排名TOP10的國際學校，學費普遍在20萬至30萬元。
1978年出生的李莉看上去很年輕，頭髮染成粉色，臉上少有倦色。在清邁全職陪讀的生活，對她來説是在規律的節奏中舒適遊走。
每天早上她6：40起牀，為兩個孩子做早餐。飲食習慣已經西化，食物講究均衡搭配：雞蛋芝士三明治、牛奶、麥片、培根，以及各類水果。
早飯後，她開車把兒子小宇送進學校。李莉從未在小宇的書包裏見過任何教材、作業本、習題集，只有水壺和文具盒。老師不提倡把功課帶回家。
回到家，她開始忙於家務。泰國沒有太多便利的APP，購物更多是在線下進行，李莉會驅車去商場購買食物和生活用品，來回要幾個小時。準備好晚飯後，下午四點半，再去興趣班接孩子放學。
日子過得井然有序，除了忙於孩子的事務，李莉仍有自己的時間，可以約人喝咖啡、練瑜伽。
“來泰國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兩種，一是為孩子選擇新的教育，二是為自己選擇新的生活。”李莉説。
因與西方教育接軌，學費和生活成本較低，以及靠近中國的地緣優勢，泰國成為許多國內家庭帶孩子留學的高性價比之選。
泰國國際學校歷史悠久，從1951年建立至今已有180餘所，知名國際學校每年能將50%以上的學生送進世界頂尖大學。相比國內國際學校動輒高達二、三十萬元一年的學費，泰國國際學校的學費往往便宜一半。
在教育圈工作的崔老師，給北京國際教育圈的家庭做了分類。海淀家庭追求洋高考，對牛劍藤（牛津、劍橋、常春藤）有執念，會讓孩子上頂級公立學校的國際部。順義富人家庭，願意一年花三四十萬元，送孩子接受私立國際教育。普通中產家庭追求高性價比，選擇去東南亞上國際學校。
避開國內激烈的升學競爭，直接對接國際名校，只是留學家庭在現實層面的考慮。國際教育注重學生全面發展、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教育模式，是吸引他們的內在動力。
李莉兒子在泰國從幼兒園一直唸到小學，如今在SIBS清邁雙語國際學校上二年級，班裏22個學生，學校採用英式教學，沿用劍橋體系，教材都是通過船隻從英國運來。
課堂的開放性體現在每一個細節。課堂不限制吵鬧，老師重視每個孩子的提問。一次GP（全球視野）課上，老師介紹説到萊特兄弟發明了飛機。小宇疑惑地問：“怎麼確定是他們發明的呢，如果有人同一年發明了飛機呢？”老師沒有急於否定他，最後沒有蓋棺定論，對小宇説：“這只是一種公認的説法，你可以去探索其他可能性。”
在SIBS，素質教育不是掛在橫幅上的理念，而是需要落地踐行的課程。泰國國際學校在課程設置上更注重平衡學術生活和課外活動，後者包括各種興趣班、體育鍛煉、科學探究以及社區服務。
小宇每年參加冬夏兩期夏令營，一期長達四五週，孩子們跟老師四處安營紮寨，錘鍊獨立生活的能力，徹底融入自然。在李莉看來，這樣的教育能充分尊重孩子的個性發展，培養孩子的人文素養與國際視野。
38歲的白靜和李莉同住一個社區。她女兒可可所在的國際學校一進門就是籃球場，每天老師站在門口迎接孩子，能叫出每個人的名字， “How about you today?”（你今天怎麼樣？）跟學生説話時，老師會俯下身來。“這裏沒有尊師重道之説，非要説尊重的話，反而是老師尊重孩子。”白靜説。
可可的班主任是個英國男人，個子高大，留着光頭，喜歡在活動日穿艾爾莎公主裙，露出長長的腿毛，不會招來任何異樣的眼光。學生從不會被題海戰術淹沒，學校每學期至少有5個課外活動，如閲讀周、動物保護周、反穿衣日等。
在這裏，緊張孩子成績的家長，一般來自中國。時間久了，白靜感覺自己有些格格不入。一次女兒數學沒考及格，白靜諮詢老師問題出在哪裏，情緒有些激動。但在老師看來，這幾乎不成問題。老師安慰白靜，讚美可可各方面表現都好，不用擔心，説過最多的一句話是“Take it easy”（放輕鬆）。
不少泰國陪讀家長在分享國際學校的優勢時，都會提到全人教育。一位媽媽在博客中提到，其女兒就讀的清邁IB學校，學生從小就被鼓勵長期堅持社區服務，比如清掃校園、去孤兒院等，培養孩子奉獻社會的主動意識。
在烏托邦式的教育實踐下，中國家長及孩子被考試和分數裹挾的焦慮逐漸平復，在素質教育裏找回了對學習的熱情，並體會到慢節奏生活的愉悦。
二、卷不動了
每一個出走異國的家庭，都對比過國內外的教育體制。國內公立學校激烈的升學競爭，以及僵化的應試教育，是大多數家庭選擇逃離的初衷。
白靜曾與女兒一起體驗過一年的國內教育，最終仍然選擇忍痛止損，及時從不認同的教育體系中抽身。
白靜曾在深圳某跨境電商公司任品牌主管，兩個孩子長大後，她成為一名全職媽媽。2019年，女兒可可到了上小學的年紀，為了讓她進入有名的深圳南山區某重點小學，白靜和老公傾盡家財，花幾百萬買下一套學區房。
學校招生時，大力宣傳創新辦學的理念。白靜被其小班制的創新設置吸引——一個班只招收25人，5人一張桌，圍成扇形，如同歐美電影裏出現的場景。
等到開學，她發現預期一一落空。可可所在的班級，滿滿當當擠着50個學生，老師需要戴着小蜜蜂擴音器上課。想讓孩子得到老師精細的照顧，幾乎不可能。女兒的班主任是一位剛畢業的年輕人，上完課要開會，開完會還得寫教案，甚至還要給學校寫公眾號推文，一篇推文需要經過6個領導的審核。
全校師生從上到下都追求分數，這種壓力從班主任傳給學生，再進一步傳給家長。一次考試前夕，女兒學習到深夜十點，最終成績還是不如人意。班主任對考試不理想的孩子，態度兇狠。白靜不忍，國慶節期間幫女兒多請了五天假，自駕帶女兒去敦煌玩了一趟。
一位家長對白靜的做法發表了意見， “才上一年級，不應該請假帶孩子出去玩，對其他孩子影響不好。”白靜聽後很想反駁，考慮到女兒可能會因此被同學孤立，只得把火往肚子裏咽。
在這座號稱要創新辦學的學校，白靜感受到的全是規矩和束縛。兩個孩子在走廊上跑步相撞，一個孩子摔掉一顆牙，學校採取的措施是禁止學生在走廊奔跑，違規者罰跑操場。運動會更像是規訓的集大成，全體學生整齊劃一地走方陣，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列隊、踏步。“這幾乎是一種變相的懲罰手段，抹殺孩子的天性。”白靜説。
孩子説不出道理，但能表達感受。一次女兒説：“媽媽，我不想在這裏讀書了，一點都不好玩。”白靜開始思索在國內上學的意義，“以為買這麼貴的學區房就能上好學校，其實不是。”
更大的動搖，來自升學的壓力。白靜着眼的不僅僅是女兒的小學階段，而是國內一整條升學之路的殘酷，“深圳中考生壓力很大。”
思來想去，白靜決定規避風險，“如果你花高價買套學區房，幾年後孩子沒考上高中，這種落差感你能承受嗎？”第二年，她帶着兩個孩子飛向了清邁。
2021年，深圳有近10萬中考生，普通高中錄取率只有48.3%，四大名校錄取率僅4.48%。部分學校為了升學率，會讓學生簽署《自願放棄中考申請書》。2022年全國報名高考總人數為1193萬人，創造了近幾年來最大增幅，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形勢更甚。
對許多家庭來説，不僅成績至上的公立教育難以接受，國內的國際教育體系也難以打入。一些國際學校報考人數眾多，導致錄取率極低，或者只招收外籍和港澳台籍學生。種種問題，讓中產家庭把目光投向東南亞的國際學校。
像李莉一樣，許多家長不願讓孩子置身在巨大的升學壓力之下，逃避國內高考成為一條需要從長計議的道路，從幼兒園或小學階段就將孩子送出國。
2018年，李莉的女兒還在深圳一所公立學校上五年級，她感到小升初的壓力無處不在。老師的過度緊張，讓李莉也神經緊繃。孩子沒帶書或橡皮，校服領子沒翻出來，老師會直接給她發信息，指責她作為家長不夠負責。
焦慮總是在無形處蔓延。家長們總能自己摸索出一些規矩，比如，給老師送禮是必須的。“送了禮心裏會踏實些，不是為了買到老師的尊重，而是為了不被苛責對待。”看到其他家長都送了禮，李莉繃不住，也送了老師一張800元的購物卡。
焦慮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變成一種思維習慣。一次，女兒回家跟她聊起：“數學課上，老師舉例説20塊錢買不到價值200的東西”，一時間，李莉感覺女兒是在暗示自己禮送輕了，甚至開始憂慮女兒未免過早開始通曉人情。
身邊家長圈子的“雞娃”氛圍，更是讓李莉彷彿身處無法逃脱的密網。李莉的一位朋友，早早為兒子安排好升學路徑，一路讀重點公立學校，目標是考進清華大學。為了應對中考，朋友的兒子每天寫作業到凌晨2點，整個青春期都在一摞摞教材與試卷中度過，最終順利考入深圳四大名校之一。
有一天，這位朋友突然問她：“付出這麼多值得嗎？未來三年還要不要這麼做？”這個沒頭沒尾的問題，一直在李莉心裏盤旋，現在看來如同一種警醒。
隨女兒蹚過一遍國內的教育體系後，李莉不想再讓兒子重蹈覆轍。兒子上幼兒園前，李莉將深圳的幼兒園都考察了一遍，最後看上了香港維多利亞幼兒園的深圳分校。雖然提前知曉這家幼兒園不好進，但她沒想到，這裏設置的關卡會繁複到讓人失去耐心。
不僅兒子需要參加入園考試，家長也需要，包括英語水平測試以及教育理念考核等。這意味着，即便兒子考試通過，家長沒通過也不行。雖然李莉和兒子最終都通過了考試，但她開始對這種“戴着鐐銬跳舞的遊戲”感到厭倦，以至於最後“不想玩了。”拿到兒子的錄取通知書後，李莉放棄了入學。
反觀泰國的國際學校，表現得甚至有些“散漫”。一些學校整個小學階段均無任何考試，期末評估也沒有具體的分數或排名，老師再三強調不讓孩子背誦單詞，而是通過持續的閲讀去積累詞彙。失去量化指標的家長變得越來越“淡泊名利”。
不同模式下的教育氛圍，首先在孩子身上顯現，在泰國佛系的教育模式下，他們的興趣顯得更加自主。一位泰國陪讀家長這樣形容在孩子身上看到的變化：他對科學節目很感興趣，還會自己查閲外文網站，滔滔不絕地分享免疫系統是怎麼回事，而這並不是老師佈置的作業。
三、陪讀，有得有失
泰國陪讀家庭，多維持着同一種模式：媽媽在泰國陪讀，爸爸在國內賺錢。這意味着，陪讀媽媽們需要承受照顧孩子學習和生活的雙重壓力。
剛到清邁時，女兒的英語基礎差，李莉每天把她送到幾十公里外的地方補習，一邊還要照顧年幼的兒子。兩個小時的課程，她和兒子只能在外面等，邊等邊喂蚊子。
一次，家裏兩隻烏龜生病了，女兒在凌晨兩點央求李莉帶烏龜去寵物醫院，否則就又哭又鬧。在清邁昏暗的路燈下開着夜車，李莉感覺又困又累。到了醫院，她把錢包遞給女兒，對她説：“你自己去解決吧。”女兒走後，李莉站在路燈下號啕大哭。
全職陪讀生活要求媽媽們要表現得全能，遇到突發狀況只能分身，在異國他鄉沒人能充當自己的幫手。李莉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練就一顆強大的心臟。
跨國陪讀的不確定性，隨着疫情的到來被加倍放大。2020年底，泰國疫情嚴重，學校開啓了幾個月的網課。這對中國的陪讀媽媽們來説，意味着某種損失，既然付出了跨國成本，心理預期也相應提高。一些中國媽媽由於過於焦慮，甚至去學校鬧事。
疫情之下，跨國家庭的團聚顯得更加艱難。2020年春節，白靜老公從深圳飛來清邁，因為突發疫情無法回國，在清邁滯留了半年，工作也受到影響，最後只能花16000元高價買下一張回國機票。
孩子居家上網課，對李莉來説，更難承受的是突然加大的工作量。原本孩子可以在學校吃午飯，現在一日三餐都需要李莉準備，甚至打印學習資料的任務也歸她。那段時間李莉變得特別焦躁，甚至會對孩子大發脾氣。
疫情給國際學校帶來不小的影響，泰國不少學校生源流失嚴重，一些外籍老師也陸續回家。許多學校為了維繫生存，在招生上放低了門檻，甚至下調了學費。陪讀家庭也因外部環境經歷着不同程度的震盪。
2021年4月，清邁政府開始研究封城措施，李莉害怕孩子感染病毒後自己無力應對，打算回國過渡一段時間。當時李莉老公被調到杭州工作，夫妻倆在杭州找了一所民辦國際學校，學費高達20萬元。相比清邁的學校，這所學校的教學質量無法達到李莉的預期，所謂的國際化也難以接受，因為學校只有兩個外籍教師。
由於兩國的疫情防控政策不斷變化，李莉的過渡期一延再延，從幾個月變成了一年。直到今年8月才帶孩子重返清邁。斷裂一年，再建聯繫不易，李莉只能和孩子重新適應。
對陪讀媽媽們來説，與老公聚少離多，夫妻感情經歷的考驗更是難與外人道。李莉身邊就有三個陪讀媽媽，因為老公在國內出軌，雙方只好協議離婚。其中一位來自北京的媽媽，得知老公出軌後，一週內變賣了清邁的所有家當，帶着孩子回國，孩子的留學之路也因此中斷。
李莉不願將憂慮前置，“不是説我對他特別信任，既然選擇過來陪讀，就做好了面對一切的準備。” 白靜則更加坦然：“國際教育很重要的一點是教會小孩怎麼玩，中國男人普遍缺乏這一點，在深圳的時候，他因為工作忙就不怎麼管孩子，來了也改變不了什麼。”
通常情況下，陪讀家庭會將孩子的升學路徑規劃至高中，一旦選擇了國外的教育體系，再回國內的可能性不大。但疫情打斷了李莉的規劃，眼下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疫情讓家庭的相聚時光越來越少，她不得不衡量是否值得。或許未來她會帶着孩子回國，“只要孩子把英文學好，就能領跑國內很多孩子。”
隨着大量中國人的到來，清邁的生活成本也水漲船高。由於相關政策的限制，中國人在當地就業的機會稀缺，許多家庭陷入只出不進的財務狀況。這對普通的中產家庭而言，並非全無顧慮。一些陪讀媽媽為了賺零花錢，甚至會做些中餐在陪讀羣裏賣。
據白靜觀察，自己身邊沒人在泰國有正式工作，“這邊政府的宗旨是，外國人可以來花錢，但掙錢很難。”想在當地找工作，必須有工作籤，創業至少要有一位泰國人做股東，並且泰國人持股至少要佔51%以上。
有些陪讀家庭因此變賣國內的房產，在泰國買公寓投資，但公寓套牢了現金，一家人的生活難以為繼，最後不得不中斷留學。
白靜有時仍會感受到經濟壓力。她算過一筆賬，一家三口在泰國的學費和生活費一年需要30幾萬元，老公是唯一的經濟來源。白靜的老公目前在國內創業，有時會遇到資金週轉問題，困難時期只能靠家中老人接濟。
既然選擇了這條路，陪讀媽媽們並不打算輕易放棄，在異國的困境只能慢慢消化。白靜早想開了，“有得必有失，不能什麼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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