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評論員 樂水
近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紙判決將捍衞女性墮胎權利的話題推上風口浪尖。6月24日，最高法院以6:3的結果推翻了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Roe vs. Wade)，取消了此前長達半個世紀對於墮胎權利的憲法保護。一夜之間，墮胎禁令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達科他州、肯塔基州等13個州立即生效。
在美國這個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國家，墮胎在大部分州都曾由於宗教原因被視為非法。但“羅訴韋德案”之所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是因為它首次確認了墮胎權屬於公民隱私權，從而保護了女性的生殖權利。在“羅訴韋德案”的判決書中，支持墮胎權的布萊克門大法官寫道，“關於墮胎權的問題，不應採取宗教的立場，而應放在憲法的尺度下來衡量”。但時隔半個世紀之後，最高法院不僅全盤推翻了“羅訴韋德案”，而且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判詞。反對墮胎權的阿託立大法官在判決書中宣稱，“憲法沒有提到墮胎，任何憲法條款都沒有隱含地保護這種權利”。最高法院以解釋憲法為天職，然而為何卻在墮胎權問題上忽左忽右，前後矛盾?通過進一步觀察不難發現，最高法院早已成為美國政壇黨派惡鬥的角力場，墮胎權之爭正是美國政治極化的縮影。
上世紀60年代，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民權運動席捲了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也極大鼓舞了美國政界的自由派。在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中，最高法院以7:2的結果裁決墮胎權利受到憲法保護，這無疑意味着當時自由派對保守派的重大勝利。然而，近年來保守主義勢力在美國社會捲土重來，讓美國的政治天平急劇向右傾斜，同時也激化了兩黨之間的政治纏鬥。2017年，高舉保守主義大旗的特朗普上台執政後，陸續任命了三名持保守主義立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使得目前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大法官人數比例變為6:3，也讓保守勢力佔據了數量上的絕對優勢。
除推翻“羅訴韋德案”之外，近期最高法院還出現一系列“向右轉”的動作和跡象。6月23日，最高法院裁決推翻紐約州的一項已經實行了109年的限制民眾在外隱蔽攜槍的法律;近來又有媒體報道，托馬斯大法官有意推翻1964年奠定新聞自由原則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美國一向自詡為憲政國家，宣稱憲法為國家的根本。然而，作為解釋憲法最高權威的聯邦最高法院，卻不斷隨政治的天平左右搖擺，置最基本的司法中立原則於不顧，以憲法解釋之名謀黨派私利。如果連最高法院都視憲法為兒戲，將憲法文本當作可以因黨派利益而隨便打扮的“小姑娘”，那麼美國所津津樂道的憲政原則也不過就是擺設而已。
在美國的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中，司法權被認為位於黨派政治之上，以追求公正無私為己任。最高法院更是常被稱為社會的良心、“世俗中的聖地”。但實際上，最高法院遠非華盛頓的一片淨土，大法官們也並非單純憑藉個人法律良知作出判斷。在1867年的“斯科特訴桑弗特案”中，最高法院不顧當時南北矛盾日益激化的政治現實，執意裁決黑人奴隸不屬於美國公民，借憲法之名維護奴隸制，堵死了和平解決南方奴隸制的政治道路。因而“斯科特訴桑福特案”也成了最高法院歷史上最醜陋的一頁。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最高法院一度裁決政府加強經濟干預的新政違憲。但時任總統羅斯福通過威脅大幅增加自由派大法官數量的方式，最終逼迫最高法院為新政開了綠燈。但此舉也導致聯邦政府權力的急遽擴張，使得“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面臨失衡的危險。正是因為自由派與保守派大法官的數量對比，直接影響對重要案件的裁決結果甚至國家的未來走向，所以每當大法官的職位出現空缺時，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要就新任大法官的人選問題展開一場惡鬥。1796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在告別演講中曾警告説，黨爭是“共和政府最危險的敵人”。可如今，當黨爭已經深度滲透進最高法院時，人們還如何能夠相信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最高法院在墮胎權問題上的這一套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操作，其實是其早已背棄憲法、淪為黨爭工具的一次集中體現。它戳穿了美國憲政的虛偽外衣，同時也將美國政客把政黨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的醜陋面目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