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海外也不斷製造出諸如“一帶一路”威脅論、“中國威脅論”等論調，概括起來有如下幾種：過剩產能威脅論、地緣政治衝突論、文明衝突論、國際秩序另起爐灶論、中國模式輸出論、經濟帝國主義論、生態習俗破壞論、朝貢體系復活論、分而治之論、黃禍論等等。
海外炒作的形形色色的“一帶一路”威脅論反過來提醒我們，“一帶一路”公共外交要超越國家利益層面，紮實推進民心相通。
“一帶一路”建設的民心相通之道，不只是加強相互瞭解，更在於創造共同歷史記憶、共同身份、共同的輝煌。
喚醒共同記憶。19世紀中葉，英俄等歐洲列強首先對中國西部邊疆實行蠶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為名的探險熱，在以後半個世紀中演變成一場對中國歷史遺蹟和珍貴文物的浩劫，出現一系列所謂中國文明根在西方的“新發現”。背後折射的更深層問題是，歐洲人或者歐洲學界想要指明東方文明源自西方。因為中華文明唯獨未被西方征服，足以動搖進入環球航行時代以來的歐洲列強所標榜的“歐洲中心論”。
為此，絲綢之路的復興，也就是告別“西方中心論”的過程。“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都是前歐洲殖民地，其博物館、歷史文化多靠宗主國以及現在的西方國家建設和書寫。這使得這些國家即便是中國的鄰居，其民眾與西方的心理竟然更近！我們不是與西方打交道，而是與一個西化的世界打交道！
“一帶一路”公共外交就是要喚醒這些民眾，回到共同歷史記憶。“己欲立而力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國考古學者、藝術人士等要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幫助他們喚醒絲綢之路歷史記憶，塑造共同的回憶。中國敦煌莫高窟經驗可幫助沿線國家保護、修復其歷史文物。中國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應幫助沿線國家闡述其歷史，告別西方殖民遺產和中心論情結，塑造共同的絲路歷史記憶。
重塑共同身份。我們不是一個個近代西方賦予的民族國家，而是絲路共同體；建設“一帶一路”，不是大國崛起，是文明的共同復興。走出近代，告別西方中心論，就應寄希望於塑造共同身份。“一帶一路”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就是通過“三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塑造沿線國家共同身份，從古代的絲路人到今天“一帶一路”人，超越國家與民族隔閡，着眼於整體身份建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創造共同未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這條交通幹線（絲綢之路）是穿越整個舊世界的最長的路。從文化-歷史的觀點看，這是聯結地球上存在過的各民族和各大陸的最重要的紐帶。……中國政府如能使絲綢之路重新復甦，並使用現代交通手段，必將對人類有所貢獻，同時也為自己樹起一座豐碑。”提出“絲綢之路”概念的德國人李希霍芬的學生、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在《絲綢之路》一書中也如是説。
的確，“一帶一路”的名與實都在博古通今、引領未來。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正引領共同的文明覆興和未來發展。只有將各自的未來鉚在一起，才能同心共建一帶一路，共同迎接“一帶一路”時代美好明天。從大歷史看“一帶一路”，就是以絲路精神、命運共同體確立人類道義制高點。
總之，“一帶一路”呼喚公共外交轉型：從我到我們，從國家層面到共同層面。這“三共”才是破解中國威脅論、“一帶一路”威脅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