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和理解當前中美關係的關鍵，是對認知進行有效矯正，克服對美國、中國以及中美關係刻板印象的影響。
總體看，對華戰略認知失調，是導致當前美國戰略決策以及行動出現變動的關鍵因素之一。自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迴歸冷戰”成為美國對華戰略中一個能夠被觀察到的比較顯著的特點。這種特點，可以看作是美國認知失調的具體表現：簡單修改冷戰時期對蘇聯的認知框架，將之套用於中國。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很多戰略決策及行動具有“儀式化”特徵。這種儀式化特徵落實到具體的中美戰略博弈過程中，就出現非常典型的“復刻戰略”現象，即美國在沒有真正看懂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的情況下，純粹遵循華盛頓自己的認知，系統性地機械復刻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戰略，將其用於當下中國，然後將希望寄託於出現當年蘇聯一樣的結果。
對中國來説，如何在新形勢下構建能夠準確描述正在發生大幅變化的美國新的知識體系，構建中國對美國的正確認知，是影響中美關係走向的又一關鍵因素。構建這個新的知識體系的關鍵，是避免知識體系不適應導致的認知失調，以及在失調認知的基礎上，對美國對華戰略盲動的“合理化解釋”。直白説，美國本來可能做了一個戰略上的錯誤動作，態勢對中國有利，然而我們解讀時將之“合理化”，建構了一個對中國佔據壓倒性優勢乃至無法反制的“理想化美國”，然後在此基礎上出現“自己把自己給唬住了”。又或者，如果知識體系的主體是建立在歐美精英已有觀念基礎之上的，那麼很可能就會漏過已經發生的重大變化。
基於上述認識，美國對華戰略認知出現怎樣的失調呢？30年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催生基於“新自由主義”認知基礎上的錯誤分析框架；在這個框架下，歐美國家在享受“冷戰紅利”的同時，無意中陷入所謂“資源詛咒”，即一路高歌猛進後，突然發現遭遇到新的全球戰略競爭對手，以遠超美國預期的速度和強度，出現在歐美面前。而錯誤認知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外向歸因”，不去反思自己，將問題簡單歸結為“都是中國的問題”，具體表現在對中國的戰略認知上，就是出現這樣一個現象：美西方普遍性地認為，中國一定是用了一種美國不知道的方法作弊，或者沒有遵循美西方制定的所謂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或者在與美國競爭時直接佔了美國的便宜，才實現這種“不科學”的發展。這些美國人的潛台詞是，如果找到並制止中國的“作弊方法”，那麼中國自然就不會成為美國的戰略威脅。
這些美國人探索所謂中國如何“作弊”的方法，至少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人權。人權就是勞工權，西方認為中國通過低人權發展模式實現對西方的趕超，提高中國的勞工成本就可以消除這種威脅，於是持續不斷地要求中國勞工權益。第二階段找的理由是人民幣匯率，即所謂操控匯率的問題。第三階段找的理由是知識產權保護。他們理解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假設和前提是中國這些年的所有發展都是建立在“竊取美國知識產權”之上的。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無論美國的認知如何扭曲，最終能採取怎樣的行動，還是要受到一些客觀因素制約的，其中帶有標誌性的是兩個：
第一，美國可支配戰略資源的相對有限性。以美國聯邦政府國債除以當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所得的百分比，近似描述了美國可支配戰略資源的大致發展情況。總體看，1929年到2021年，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以及能夠採取何種類型的戰略，與這個百分比的變化呈現某種高度的相關性。現在這一比值為106%，達到並略微超過美國參加二戰時的峯值水平。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美國戰略決策面臨的可支配資源的限度，並且解釋為何美國對華戰略認知扭曲，但真實轉化的程度相對還處於可控狀態，畢竟缺乏實質性可支配資源的支撐。
第二，客觀形成的全球經濟相互依存導致的約束性結構。冷戰結束30年間全球經濟一體化形成的產業鏈，客觀上對美形成制約和牽制。比較一致的認識是，所謂“中美兩國合則兩利”描述的就是中美在全球產業鏈中形成的相互關係。或許可以用“二元壟斷”模型來解釋：美國“壟斷”的是資本和創新，中國“壟斷”的是高端製造，中美雙方進行有效合作，則可以在全球範圍實現價值創造的最大化。
基於上述分析，可以認為，當前美國的戰略決策者，部分或者整體性進入某種建立在錯誤認知基礎上的扭曲狀態；他們做出的決策會誘發不斷自我強化的戰略焦慮，繼而在短期內對中美關係構成較為顯著的衝擊和挑戰。
對中國來説，新的應對策略的基本方向也已經比較清晰浮現出來：原先，假設美國是一個有清醒認知和優勢可支配資源的理性行為體時，對美國的戰略可以是後發制人，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必動。現在，假設美國開始陷入某種對華錯誤認知後，那麼就有必要假設，他們有很多動作不是有意識的、健康的戰略動作，可能是抽搐式的盲動，這個時候，就要採取“不隨小人起舞，也不能任由他們胡來”的新策略，守好底線，畫出自己的紅線。當美國既沒有觸犯紅線，也沒有影響到底線，只是進行抽搐和盲動的時候，我們只要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既不需要過度解讀，“從不合理中找出合理”，也不要過度反應。對研究者來説，意味着需要形成自己一套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和評價標準，然後基於事實，而不是基於繼承的觀念和固定的框架，對美國的態勢、行動以及中美關係做出判斷，從而將對中美關係的研究不斷推向深入。（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