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之後,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是上升還是下降?

有一種人,被稱為“自由主義者”;有一種民主形式,被稱為“自由民主體制”;有一種霸權,被稱為“自由主義霸權”;有一種經濟型態,被稱為“自由主義經濟”;有一種秩序,被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有一種怪談,名曰“自由主義怪談”。正是在烏克蘭事件裏,自由主義在以上各層面,都呈現出矛盾與虛偽。

部分“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已然終結,因為美國不再為捍衞自由價值而採取行動、揮兵烏克蘭,拯救“為自由浴血”的烏克蘭人。

其他“自由主義者”則認為,烏克蘭事件有效喚起了所謂“民主國家”大團結,自由主義也一改先前的頹勢與眾人的看衰而“重新集結”,證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歷久彌新”。

怪就怪在這裏,西方民主國家大團結,但不願意出兵拯救烏克蘭,這是該歡呼呢?還是該覺得羞恥?“自由主義者”給了我們“既是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答案。

“自由主義霸權”終結的四個理由

部分自由主義者極度不滿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上的瑟縮,他們認為美國確實衰弱了,甚至自由主義霸權已終結。他們嘲諷,美國的首要任務是避免任何對結果負責的行動,只是不斷公開情報,表明自己沒有措手不及,就像一個能預見未來,卻拒絕干涉的“神明”。

澤連斯基以專業演技向着西方“呼喊自由”這一幕,自由主義者“感動落淚了”,這種情緒透過媒體迅速感染到整個西方,對各西方國家的執政者形成一股龐大的壓力,“必須一致抗俄。”然而,只有執政者知道,在哪些層面,必須承受“抗俄”的“後坐力”,但在“西方大團結”的氣氛下,所有人都得猛踩油門,橫衝直撞。

在中國和平崛起後,西方自由主義進入“自我懷疑”的階段,歷史遠未終結,而是演化出一個更有成效的政治體制,並使得美歐在中國問題上產生分歧。這便是美國必須重拾“冷戰框架”的背景,他們懷念那個“自由與鐵幕”壁壘分明的時代,並認為可以故技重施,再將世界一分為二,延續二戰後的“自由主義霸權”。

因此,烏克蘭事件被許多自由主義者視為西方一次“偉大重生”的重要轉折。如法蘭西斯·福山,最近簡直“樂歪了”,但這是踩在烏克蘭人屍體上的陶醉,令人不恥。

但部分自由主義者並不苟同這是什麼“偉大重生”,他們以大衰退,也就是美國的“全球內縮”為背景,給出了幾個“霸權終結”的理由。

其一,這次的烏克蘭事件象徵着美國國力的江河日下。若在以往美國還“非常強大”的時候,俄羅斯不會敢於行動,就算行動也會有所節制。如2008年,華盛頓阻止了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現在卻對拒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愛莫能助,因為國內政治分歧到支離破碎,已無資源採取行動。

其二,華盛頓沒有預防烏克蘭事件的發生。在衰弱的事實下,美國僅能強調規則與制度,而缺乏戰略與行動,連土耳其在敍利亞的表現,都比美國積極。現在的美國,失去了執行困難任務的能力,空有依舊強大的情報能力,卻懦於付諸行動。

其三,制裁無法拯救烏克蘭,能否削弱俄羅斯也還是個問號。畢竟,這種從柴可夫斯基到俄羅斯貓的“廣泛制裁法”,是“集體眩暈式的民粹”,但這些自由主義者認為重點在於拯救烏克蘭,其次才是制裁俄羅斯。

況且,取消俄羅斯的美元儲備,形同預警全世界國家,美元儲備並無絕對信用可言,隨時都可能被沒收,美國此舉無異於自我削弱“美元霸權”。

其四,只有民族主義、英雄主義與愛國主義才能有效形成團結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價值觀。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不過是書生之見,並不可靠。美國近年不斷強調“基於規則的秩序”,其實是自身衰弱的寫照,因為規則與秩序意味着維護者不再是美國,而有賴於多邊維護體制。

以上四個理由都在強調自由主義霸權的衰弱,國際局勢正在脱離美國控制,而華盛頓能做的,往往只有空談。

這是以某種自由主義觀點看美國在烏克蘭事件後的領導力,幾個論點不免有些似是而非,因為一個衰弱大國本來就不應在外部投入太多收益不大的資源,倘若照着自由主義的方法,軍事介入烏克蘭事件,美國只會得不償失。

不過,以上觀點也説對了幾處,例如自損美元霸權的部分,以及愛國主義的部分。只是以自由主義觀點表揚愛國主義,形同以個人主義觀點表揚集體主義,也有點突兀。

自由主義不足以維繫領導力

看一個國家是否有國際領導力,説到底就是“give and take”,捨得的能力而已。美國曾經在二戰後實行非常成功的“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就是一個典範,而後的整個全球化歷程,都在於“捨得分享”的基礎上實現。

然而,現在的美國,在逐利最大化與產業空洞化後,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對於外部,“舍”的能力下降,“得”的慾望上升,這是國際領導力流失的背書,不是一樁外部戰爭所能彌補的。

即便烏克蘭事件暫時性讓西方世界“同仇敵愾”,但也立即凸顯出美歐的利益分歧。若非美國已無法複製冷戰時期的“自由世界”陣營,這個強權是不會要求中國加入“反俄”行列的。

歐洲與美國的分歧只會擴大、不會縮小的原因是,傳統西歐與舊蘇聯時期的東歐在許多方面也有分歧,尤其是對俄政策。這使得美國必須將歐洲派系化,拉東歐裹挾西歐,而這種做法與俄羅斯對歐洲的政策是類似的。

換言之,試圖分化一個希望團結的地區,後果就是擴大彼此齟齬,增強彼此的不信任感。如此一來,維繫領導力的途徑,就只剩恫嚇,以致表面團結僅為一種表象,一有機會,雙方翻臉的可能性就大增。

再者,歐洲大國對華盛頓的不信任,還來自美國內部的巨大分歧。這是一個已然無法團結的強權,而且兩黨的對外政策在特朗普當政後涇渭分明,全世界都抓不準下一屆美國政府是否會毀約。這是侵蝕“國際領導力”的關鍵。

“自由主義霸權”的基礎,部分來自於價值觀,部分來自經濟互利,另外一部分則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這次烏克蘭事件美國在軍事方面的表現“輕舍”而“重得”,無論事件如何落幕,烏克蘭不可能加入北約,也難以加入歐盟(就算俄羅斯願意,也不容易),這個結果會日漸凸顯“北約不過是紙老虎”的國際印象。

在經濟互利的部分,美國已無限期停止簽訂自貿協議的政策,相反還百般阻撓中俄與歐洲的經濟互利政策,姑且不論成效如何,自我折損公信力才是實況。

更重要的是,美國嘗試讓全球經濟脱鈎,重新“分隊”。這種企圖只會催生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直觀而言,也就是集體領導的世界出現,“單極化時代”結束。

結論

因為以上緣由,烏克蘭之後,美國的“國際領導力”註定下降,無法想象,一個趁亂牟利的國家,要如何維持“領導威信”?

本文還只講到西方世界裏的歐洲,沒談到美國已經撤出的中東地區、與華盛頓同牀異夢的印度,和主動保持距離的東盟。這些地區已事實上在為“多極世界”做準備。而若烏克蘭事件因美國作梗而遲未落幕,這些開發中國家和地區都將面臨嚴重的損失,賬都得計在美國頭上。

對西方大團結抱持樂觀看法的自由主義者,都是“假自由主義者”,他們的價值觀寄託於“力量”,而非“原則”。因此當自由主義價值需要拯救與捍衞的時候,假貨都只會站遠遠地鼓譟,妄想以言辭退敵。

結果卻是,新的邊界由對手創造,假貨們還得意洋洋地説“你怕了吧!”,真是怪談。(海峽之聲)

烏克蘭之後,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是上升還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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