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人》8月20日文章，原題：我的家族與塔利班並肩作戰，但我為我的朋友們擔憂 8月15日喀布爾陷落時，我父親在電視直播中祝賀塔利班取得光榮的勝利。當我看着他讚揚“聖戰者”時，我的手機接二連三收到朋友們驚慌失措的短信，他們害怕在家裏會被塔利班殺死。
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討厭西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我的祖父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是阿富汗最傑出的“聖戰者”之一。可我現在的身份是位於喀布爾的阿富汗美國大學政治學講師，專攻解決衝突問題。我的朋友中有記者、活動家和學者。我關心那些現在躲藏起來或在炮火中匆忙登上飛機的人。在一生中，我學會在“兩個阿富汗”之間穿梭。現在它們彼此凝視，誰也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9·11發生時，我和家人在慶祝
上世紀80年代，我的祖父指揮着數千名戰士，他們在蘇聯佔領阿富汗時拿起武器反抗。起初（美國）中情局支持他的軍隊，但他仍然認為，美國人是壓迫穆斯林的無神論帝國主義者。
我和兄弟姐妹在巴基斯坦長大。小時候我們最喜歡的遊戲之一是扮演“聖戰者”：我姐姐扮演母親的角色，當我告訴她我的哥哥在戰鬥中犧牲時，她感謝真主。我們唱傳統阿拉伯“聖戰歌曲”。我們的學校由沙特人資助，教學根植於薩拉菲主義，家裏的書架上擺放着“基地”組織意識形態教父阿卜杜拉·阿扎姆的著作和“聖戰者”訓練手冊。我記得讀過一些書，裏面有開鎖和製造炸彈的技巧。
“9·11”襲擊發生的那年我才11歲。和周圍的大多數人一樣，我慶祝了那次襲擊。我們認為這些受害者是伊斯蘭世界的敵人。接下來的幾年裏，我幼稚的部落主義變成更虔誠、更個人化的東西。我祖父反對美國佔領阿富汗，我的父親在我面前被持槍者逮捕，被帶到中情局的刑訊逼供處。我們甚至不知道他被關押在哪裏，直到兩年後，他被轉移到巴格拉姆空軍基地。
父親被監禁的6年裏，我的憤怒也在醖釀。我觀看“聖戰者”拍攝的西方軍隊虐待敵方戰鬥人員的視頻，想象我父親正在面臨的遭遇。他2008年被釋放，當時我剛滿18歲。不久後，我把一封信塞進他的卧室，請求他允許我參加阿富汗的暴動。那時我正在伊斯蘭堡上大學，學習計算機科學，受到新思想的影響。我害怕如果不馬上去戰鬥，心中燃燒的“聖戰”之火就會熄滅。父親不讓我去。他説，如果我去了，他會直接被送回監獄。我想他也害怕失去我。如果他沒阻止我，我可能會是幾天前向喀布爾進發的塔利班戰士。
校園中逐漸遠離狂熱
我遠離狂熱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我這一代“聖戰者”家庭中，大多數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大學，我第一次遇到來自各種伊斯蘭教派的人。我加入辯論社，喜歡探索新思想，挑戰自己的信仰。重大轉變發生在2008年，當時我參加了結束以色列對加沙封鎖的運動。我開始在網上與世界各地的活動人士互動，第一次與西方人、基督徒甚至無神論者交談。起初我感到不安——我感到自己處於守勢，並對他們對我所屬的文化和宗教知之甚少感到憤怒。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認為，非信徒和你交朋友只是為了讓你改變信仰。
然後，我開始和一名美國記者聊天，發現她是真的對我的世界觀感興趣，這讓我大吃一驚。我開始更多地閲讀哲學和文學，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並決定去澳大利亞攻讀國際關係碩士。家人對此表示懷疑，我的祖父開玩笑説，當我放假回家時，護照會被沒收。不過，我説服他們，我會用我所學來為國家利益服務。
起初，我沒有告訴同學我的背景，特別是當談論阿富汗時。我的一名老師是澳大利亞退伍軍人，曾在阿富汗打過仗。他承認，自己計算過，轟炸一棟有孩子的房子是值得的，因為裏面有一個“高價值目標”。那使我毛骨悚然。後來人們意識到，雙方都利用自己的道德觀念，造成了附帶傷害。我最喜歡的講師之一是一名以色列學者，在一次研討會上，她説我讓她想起在倫敦教過的一名學生，這名學生其實是個王子。她讓我講我的故事，結果全班同學都震驚了。
兩種版本的阿富汗之間存在巨大鴻溝
2018年，我回到阿富汗，在一所大學教授和平研究。我也為政府發展項目提供建議。當時，我的祖父與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恢復友好關係後回到阿富汗，並主張與塔利班談判以結束衝突。
起初我試圖把我的兩個世界分開，但這讓我覺得自己像偽君子。我穿西裝，打着領帶，而不是穿傳統部落長袍出現在祖父家。當他的夥伴説“伊斯蘭國”做得不錯時，我覺得有信心挑戰他們。有時，當父親輕慢地談到異教徒時，我會和他爭論。但有時我又不想讓他感覺我在否定他所遭受的一切。
兩種版本的阿富汗之間的鴻溝依然顯而易見。阿富汗美國大學裏滿是在新聞自由和對繁榮充滿希望的環境中長大的人。與此同時，馬路對面，我祖父政黨的院落擠滿了參加過反美戰爭的老兵。
我無法避免外界的關注。一位老同事過去常叫我“拉巴扎達”，這是對軍閥子女的貶義稱呼。如果有人看到我戴耳機聽有聲讀物，他們會低聲説希克馬蒂亞爾的孫子正在享受音樂。有些人的家人被我祖父的民兵組織“弄失蹤”了，他們有時會向我求助，然後一想到要和我對話就害怕。有一次，我和朋友坐在咖啡店，有人提到幾年前附近發生了自殺式爆炸。我説我認識其中一些幕後人士。“我侄女死於那場爆炸，”旁邊的人回答。
過去的幾天是混亂的。儘管薩拉菲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在家族中根深蒂固，但我從未真正見過塔利班成員，直到15日我在喀布爾街頭與塔利班成員交談。我被告知，儘管我有這樣的家族背景，但作為一名在媒體上出現過的學者，我還是可能成為被針對的目標。
我繼續留在阿富汗，因為我希望能把兩個不同世界的需求和焦慮傳達給彼此。至少我知道怎麼用塔利班的語言説話。如果一場對話以“願我們把伊斯蘭教的敵人擋在外面”為開頭，我知道如何恰當回應。我的幾個朋友已經躲起來了。有些人設法逃離——我在塔利班到達喀布爾前不久勸説我認識的一名女議員離開。另一位熟人是一名女政治家，15日晚上，她在喀布爾機場的打碎玻璃和槍擊聲中倖存下來並設法逃了出去。
與離開阿富汗的朋友們的對話變得愈發激烈。當我提到塔利班在公共場合出奇冷靜和尊重人時，他們説我在給這個組織洗白。我覺得我必須打好手上的牌，無論是好是壞，給我提供“聖戰”成長環境的塔利班，以及我生活和從事教學的進步阿富汗，都必須學會彼此相處。（作者奧拜杜拉·巴希爾是阿富汗前總理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的孫子，劉德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