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核談判:“拜登主義”的尷尬與國際多邊防擴散機制的挑戰

作者:王家曦

預料之中的僵局與“沮喪”,再次在維也納上演。

當地時間12月5日,在經歷一週進展有限的談判後,伊朗與主要國家間的核談判宣告休會。而本輪伊核協定是在美伊雙方因總統換屆而中斷數月後,於11月29日在歐洲的積極斡旋下艱難重啓的。談判各方在會後都表達了對談判進程的失望情緒,法國、英國和德國也發表聲明對伊方提出的要求表示“沮喪和憂慮”,稱部分要求甚至超出了協議範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責伊朗對恢復履行協議不認真,因此停止談判。而伊朗首席談判代表巴蓋裏表示,“歐洲各方已經對我們的提議不滿意,但重要的是,這些提議是基於雙方共同的原則。”但他認為,歐洲的立場是正常的,因為伊朗的提議“符合我們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根據他們的觀點”。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各方以拖延談判進程作為交涉籌碼的意圖,但伊核協議從被撕毀到試圖重回正軌的曲折進程,反映出“拜登主義”(Baiden Doctrine)外交在應對外交挑戰上即無能力、亦無決心的雙重尷尬,同時也對國際多邊機制的效能和國際核不擴散的前景蒙上了一層新的陰影。

高開低走:伊核協定的“戰略徘徊”

拜登上台之後,一度將伊核協議作為外交政策的重點,希望儘快完成同伊朗的談判,將已經取得基本共識的伊核協議重新恢復。但由於拜登政府被美國國內左右分裂的政局拖累,同歐洲與以色列在伊朗核問題上的立場也難以達成一致,導致談判進程在伊朗總統大選後陷入停滯。而拜登政府在接下來的半年多時間中昏招迭出,即不考慮挽回前任政府的錯誤,也不考慮伊朗新任領導層對伊核協議和美伊關係現狀不滿的基本事實,妄圖在談判桌上耍些小聰明逼伊朗讓步,導致談判的局面和前景更加艱難。

與此同時,美國還拒絕出席在聯合國總部召開的“第二屆建立中東無核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區會議”,中方對此表示了遺憾。討論中東地區的無核化問題,不可能繞開伊朗和以色列的核問題。在宣佈向無核國家澳大利亞提供核潛艇後,美國已經失去了在國際核不擴散議題上的主動權。而美國對伊朗和以色列的核問題長期持有雙重標準。以色列作為不宣稱有核而實際上擁核的中東國家,在中東地區的無核化及和平事業上扮演的始終是一個不甚光彩的角色。而伊朗同美國就核問題達成過協議,且由中俄歐共同簽署和擔保,但也沒能阻止特朗普單方面撕毀協議。所以伊朗對美國參與談判的態度和誠意提出質疑,要求美國按伊核協議的要求解除制裁後才能跟美國籤協議,這個要求顯然是非常合理的。而美國放話如果無法跟伊朗達成協議就考慮追加新的制裁。現在伊朗已經明確,伊朗帶着誠意返回談判,期待談判能取得滿意的成果,“機會的大門不會永遠敞開”。

局內人:被伊核談判牽動的國際局勢

伊核問題同時也是中美關係中的重要障礙之一,中興和華為都先後因美國對伊朗制裁的長臂管轄而陷入司法危機中,引發了中興屈辱的美國全面派駐審查,及時任華為CFO孟晚舟的“加拿大人質危機”。伊朗是中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戰略伙伴,無論是從石油產出、能源運輸咽喉的現實利益角度,還是在中東地區維持對華友好關係的外交戰略角度,發展同伊朗的經貿及戰略關係都是中國的現實選擇。而美國對伊制裁的長臂管轄,如同懸在中伊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威脅着兩國關係的發展。中美兩國在伊核問題上的交鋒就因此顯得尤為微妙:美國如果有意願積極解決問題,則有機會通過推翻這些前朝惡政來展現同中國和伊朗合作的誠意,同步化解與中國和伊朗兩國的戰略矛盾,將死棋走活;而美國如果依然故我的堅持不切實際的要求拒不讓步,並且試圖同英法德等幾個歐洲盟友聯手,對中伊兩國同時採取對抗性和壓迫性的策略,則可能同時加劇同中伊兩國的矛盾,導致談判加速流產。而中美兩國在外交場合尚有北京冬奧和關閉使領館兩個僵局待解,如果美國選擇後一種策略,中美關係就可能因遠在千里之外的第三方問題而再度急轉直下。

遠在亞歐大陸的另一端,還有一雙眼睛在注視着維也納的談判進程。同樣跟美國有核糾葛的朝鮮,也在密切關注圍繞伊朗核問題的各方博弈。雖然早在JCPOA簽署時,朝鮮就表過態稱“伊核問題對朝鮮沒有借鑑意義”。但對朝鮮而言,關注點並非伊核協議對朝核問題是否有借鑑意義,而是通過觀察美國在伊核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及各方的態度,以權衡誰更值得信任。如果最終談判走向僵持甚至趨向破裂,伊朗和西方的關係有陷入嚴重退步的風險,美伊雙方都可能向立場相對中立的中俄求助。而中俄一旦介入,不僅會讓局勢更加複雜,未必能夠有助於伊核問題的政治解決,且會導致國際社會對多邊外交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產生質疑,進一步削弱國際多邊外交機制的信用。形成一個令人遺憾的“滿盤皆輸”局面。

權,然後知輕重: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共同責任

國際核不擴散不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也不是美國與哪個國家可以私相授受的雙邊事務,而是若干核大國需要對全人類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安全穩定負責的重大問題。拜登政府的外交與特朗普政府時期相比,只是放棄了把“美國第一”掛在嘴上,而在推動實現和捍衞“美國第一”上顯得更加變本加厲。拜登政府的外交團隊顯現出對國內缺乏把控、對國外缺乏瞭解、對國內國外過於傲慢和盲目自信的新特徵。無論是所謂“基於實力和地位”,還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拜登政府的外交團隊似乎都把自己作為一種意外豁免。罔顧國內的政治分裂和紅藍內耗,而是熱衷於把自己的責任推給想象中的戰略對手。從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美國外交中的專業(professional)和體面(dignity)的傳統就丟失殆盡,而口口聲聲宣稱“美國回來了”、“尊重專業外交”的拜登政府及其外交團隊,不僅沒有改變前任對國際法制和美國國際形象的玷污,重新取回國際信任和外交體面,反而延續了美國在國際多邊場合的破壞性實踐。不再優雅從容的美國外交背後,是美國外交能力與外交資源的左支右絀。這種色厲內荏、外強中乾,不僅是對特朗普“流氓外交”(rouge diplomacy)的邯鄲學步式模仿,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拜登政府即無能力、也無決心的尷尬、虛偽與焦慮暴露無遺。

美國對國際多邊機制“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功利主義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如果可以為了自身的利益撕毀JCPOA這樣的國際多邊協定,那麼為了實現印太戰略而破壞國際核不擴散機制就不應當讓人覺得意外。AUKUS宣佈向無核國家提供核載具,毀掉的不僅是區域戰略互信與戰略平衡,更動搖了國際多邊機制的作用和信用基礎。美國對待戰略核力量的輕浮態度,和為了維護私利而罔顧國際核安全的不擇手段,很難不讓人認為是伊朗對伊核協議的效用和美國承諾的信任產生質疑的誘因。美國為了一己私利破壞國際核不擴散體系,不只是對中國的挑釁,更是對全人類的共同威脅。

總結而言,美伊核談判是對國際多邊機制和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一次大考,也是拜登政府外交能力的試金石。同時也將深刻影響美國同伊朗、中國、俄羅斯的關係,以及朝鮮核問題政治解決的前景。站在國際核不擴散對全人類戰略安全的高度,美國應當慎重處理自身對國際多邊機制的作用和效力、恪守簽署信用的國際信用的要求,以負責任的態度,同伊朗一道處理好伊朗核問題。而國際社會則應當對未來談判破裂收拾殘局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王家曦,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中日關係,現代國際關係,東北亞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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