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和恐慌籠罩着美國剛過去的週末。”當地時間7月19日，美聯社寫道。
17日晚間，美國印第安納州格林伍德市一家商場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包括槍手在內的4人死亡，另有2人受傷。前一天晚些時候，美國休斯敦一處公寓大樓發生槍戰，目擊者看到幾人在爭吵後互相開槍，導致4名年輕人死亡。
正如美國總統拜登所説，“美國的槍支暴力已經讓許多日常場所淪為殺戮場。”
從紐約州布法羅的雜貨店，到得克薩斯州尤瓦爾迪市的小學，再到伊利諾伊州海蘭帕克市遊行路線，美國民眾日常熟悉的地方，如今都成了大規模槍擊案的事發現場。
槍擊案頻頻發生，不少美國民眾走上街頭要求控槍立法。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不久，美國國會通過了《兩黨安全社區法》，這是近30年來首個槍支管控方面的重大立法。上一次國會出台控槍法案還是在1994年，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簽署了《聯邦攻擊性武器禁令》，但該法案有效期僅有10年，早已於2004年失效。
儘管美國兩黨終於在長期拉鋸博弈後在控槍方面取得突破，但其效果或十分有限。專家指出，兩黨僅在較窄範圍內達成妥協。另據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78%的調查對象對該法案能否有效減少槍支暴力持懷疑或否定態度。
自公民持槍權寫入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以來，持槍自由一直被視為美國民眾個人最重要的權利之一，200多年過去了，槍支管控的立法變得愈發舉步維艱。
如今的現實是，部分舊法律已然失效，新法律因兩黨分歧“難產”，現行法律作用有限。槍支暴力頻發不止，一個又一個美國民眾倒在槍口之下。
近日，新京報記者連線美國槍支暴力研究專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拉斯金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羅恩·阿維·阿斯特。/新京報《地球連線》視頻截圖
合法的槍支
伊利諾伊州民主黨參議員朱莉·莫里森（Julie Morrison）陷入了疑惑。
美國“獨立日”上午，莫里森原本坐在車裏，向海蘭帕克市參與遊行的民眾揮手致意，她的孫子孫女們簇擁在她的車旁慢慢走着。伴隨着音樂和揮舞的旗幟，歡慶遊行按部就班地進行，直到槍聲響起。
21歲的羅伯特·克里莫在附近的一棟商業大樓屋頂，向街上游行的民眾開槍，遊行隊伍亂作一團，莫里森馬上跑往附近安全的地方。
莫里森漸漸緩過神來。據《紐約時報》報道，作為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在其立法生涯中，打擊槍支暴力一直是她的優先事項，莫里森還是伊利諾伊州“紅旗法”的主要發起人，該法律的作用正是避免讓危險的人擁有槍支。
看着海蘭帕克市遭遇大規模槍擊後的場景，莫里森不禁問道，“為什麼在全美槍支法規最嚴格的地方之一，還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槍擊事件？”
當地時間2022年7月5日，美國伊利諾伊州海蘭帕克市，當地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後，民眾獻花和點燃蠟燭，悼念槍擊案受害者。圖/IC photo
克里莫被抓獲之後，警方順藤摸瓜找到了他更多的購槍細節。儘管克里莫的行為曾不止一次引起警方的注意——一次企圖自殺、一次威脅殺害全家，但他還是在2019年12月獲得了持槍執照，並接連合法購買了5支槍。
不只克里莫一人如此。襲擊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生命之樹”猶太教堂的槍手、闖入布法羅超市的槍手以及得州尤瓦爾迪市小學槍擊案的槍手，都是通過合法渠道購買槍支。美國司法部下屬的國家司法研究所綜合調查顯示，1966年至2019年，77%的大規模槍擊案兇手都通過合法渠道購買了犯罪中使用的武器。
美國大都會州立大學（Metro State University）刑事司法教授詹姆斯·登斯利（James Densley）還注意到，在最近的大規模槍擊案中發現，許多槍手都沒有犯罪記錄，可以合法購買槍支，如果是未成年或剛剛成年，他們還會從父母那裏獲得槍支作為禮物。很多人都喜歡AR-15和AR-47等長槍，而這些型號的槍支經常作為大規模槍擊案中的犯罪武器出現在公眾面前。
“這個國家的現實是，任何想要傷害自己或他人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用合法手段獲得槍支。”弗雷德·古滕貝格（Fred Guttenberg）説。他14歲的女兒在2018年佛羅里達州帕克蘭校園槍擊案中喪生。
管控力有限的州法律
美國共有50個州，各州對槍支管控的力度不盡相同，如果説槍手在槍支管控寬鬆的得克薩斯州合法買到槍支尚情有可原，但伊利諾伊州以槍支管控嚴格著稱，克里莫如何在該州合法購槍，就成了下一個需要追問的問題。
根據伊利諾伊州的法律，如果持槍者被認為會構成危險，當局有幾次機會進行干預，例如在申請持槍許可時，當地警局需要審查其過去的重罪定罪記錄、藥檢情況和精神疾病問題，隨後將資料提交給州警察局進行電子和人工檢索，確定其是否符合持槍資質。
但克里莫依舊合法地拿到了槍。
克里莫申請持槍執照時只有19歲，解釋過此前的不當行為後，他在父親的擔保下順利取得持槍執照。《芝加哥論壇報》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父親在幫助克里莫申請持槍執照時，並未和克里莫住在一起，他也不清楚克里莫可能存在的潛在威脅。
面對執法機構是否足夠重視克里莫持槍背景核查的質疑，伊利諾伊州警察局局長布倫丹·凱利（Brendan Kelly）表示，他認為警察局在處理克里莫的信息時採取了正確的行動，當時沒有法律證據能夠證明克里莫是一個明顯且迫在眉睫的威脅，沒有任何信息可以拒絕向他發放持槍執照。
當地時間2022年6月7日，美國華盛頓，國家廣場上擺放裝有鮮花的花瓶紀念槍支暴力的死難者，多名政要出席活動。圖/IC photo
退一步來看，所有審查程序都得到了遵循，克里莫持槍執照被拒絕的概率也很小。根據伊利諾伊州2021年的審計報告數據，2018年至2019年，該州共有近60萬份持槍申請，其中只有不到4%的申請被拒絕。
即便克里莫合法獲得了槍支，但在顯露出危險跡象後，伊利諾伊州的“紅旗法”也可以授權法官下令暫時收走他手中的槍支。可這項法律並沒有在克里莫的案子裏被觸發。
“紅旗法”生效需要相關親屬、室友或執法人員通過向當地巡迴法院提交申請，並提交某人構成威脅的證據。法官同意後，將允許執法人員沒收被視為危險人物的槍支和持槍執照。然而，“紅旗法”被引用得並不頻繁。據美聯社報道，伊利諾伊州在2019年提交了34份槍支限制令，2020年僅有19份。
這並非因為槍手會隱藏行跡。根據非營利組織“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的數據顯示，至少56%的大規模槍擊者事先都出現了至少一個危險的警告跡象，但這種跡象往往會被身邊人忽視。
這主要與家屬或朋友的主觀情感有關。登斯利對《每日新聞》表示，人們通常認為大規模槍擊的兇手是一個局外人、一個瘋子，甚至是一個怪物，他們代表着純粹的邪惡。沒人能想到他們的親人和朋友會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莫里森也承認，某些槍支法律的有效性往往受到人們相關反應的限制，人們是否向警方通報其朋友和家人令人擔憂的行為，這在立法限制範圍之外。“我們只能提供工具，這是個人選擇問題。”《紐約時報》指出，這一可怕的槍擊事件或暴露出各州層面槍支管控法律的缺陷——在最終取決於警方、家人和身邊觀察人士判斷的體系中，即便強有力的保障措施也存在侷限性。
另外，從整體來看，各州槍支管控力度的不同也會被人“鑽空子”。美國槍支暴力研究專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拉斯金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羅恩·阿維·阿斯特（Ron Avi Astor）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考慮到各州間的距離和民眾跨越各州的能力，僅靠各州自己立法管控槍支顯然無法解決問題，民眾可以專程到法律寬鬆的地方買槍，就像人們總是一窩蜂跑到拉斯維加斯賭博，這也凸顯了追求聯邦層面控槍立法的重要性。
難以推進的聯邦法
一旦將控槍問題擺到美國國會的枱面上，事情就會變得更加棘手，社會安全保障問題演變成自由權利之爭，甚至激化成兩黨的政治鬥爭。
這還要追溯到美國獨特的槍支文化。
當美國仍屬英國殖民地之時，13個殖民州中超過一半的人口都擁有槍支，這些槍支最終都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派上了用場。在起草憲法期間，美國形成了兩派，即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聯邦黨人認為常備軍隊足以保護憲法規定下的自由，而反聯邦黨人希望更多賦予民眾權利。
出於安撫兩方的目的，1791年，美國憲法的十項修正案被批准通過，其中第二修正案中寫道，“紀律嚴明的民兵是保障一個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
就此，美國從憲法層面上保障了美國民眾的持槍權。新華社指出，哪怕時至今日，無論是社會還是武器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第二修正案一直“挺立”在那裏。
美國槍支文化真正在社會上紮根還是在內戰之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衞生學院撰文指出，市場營銷、種族主義、恐懼以及政治等因素共同導致了槍支的異常氾濫。擁有盈餘槍支的製造商開始尋找和平時期的客户，電影、廣告開始營銷步槍能夠培養男子氣概。另外，奴隸制的終結催生了武裝團體的形成，非裔羣體試圖用槍支武裝自己，白人至上主義者則試圖用槍支恐嚇他們。
在第二修正案通過100多年後，槍支暴力相關的黑社會犯罪引起美國社會極大動盪與不安。此時，美國國會才通過了第一個全國槍支管理法案。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5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一項名為《兩黨安全社區法》的槍支安全法案。圖/IC photo
1934年，在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全國槍支法》（The National Firearms Act，NFA），對指定槍支的製造、銷售和運輸加以徵税，以限制武器轉讓。四年後，羅斯福又簽署了《1938年聯邦槍支法》（The Federal Firearms Act，FFA），其中要求所有與槍支有關的企業必須持有聯邦槍支許可證。
國會再次將槍支管控問題提上日程是在30年之後，繼美國前總統約翰·F·肯尼迪、其弟弟羅伯特·F·肯尼迪以及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後，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推動了《1968年槍支管制法》（the Gun Control Act of 1968，GCA）的通過，GCA廢除並取代了FFA，該法案對持槍者的年齡進行了限制，禁止重罪犯、精神病患者購買槍支，對槍支行業也進行了更嚴格的監管。
然而，令控槍派失望的是，在聯邦立法上剛剛邁出步子的國會，轉而走了幾步回頭路。1986年，《槍支擁有者保護法》（Firearm Owners Protection Act，FOPA）在國會獲得通過，該法案得到了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的支持，軟化了從事槍支銷售服務的定義，放鬆了對彈藥銷售和轉讓的管制。
隨後，控槍立法迎來了一次小高潮。1993年，《布雷迪手槍暴力預防法》推動了槍支購買的背景審查，並幫助建立了全國即時犯罪背景調查系統（NICS）。1994年，克林頓簽署了《聯邦攻擊性武器禁令》。但自此之後，再無槍支管控聯邦立法得到通過，直到《兩黨安全社區法》的出現。
其實，聯邦層面的槍支立法都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效果。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政治學教授羅伯特·J·斯皮策（Robert J. Spitzer）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他印象較深的是1934年的法案，這項聯邦法案對全自動等武器進行了限制，有效地阻止了全自動武器的普遍流通。
再如《布雷迪手槍暴力預防法案》，阿斯特指出，在該法案之下，美國的突擊步槍和多管射擊槍的數量大幅下降，美國槍支暴力事件也確有減少。
但遺憾的是，縱觀美國國會的立法歷史，幾乎每次總要間隔幾十年的時間，才能通過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聯邦槍支管控法案。
兩黨的博弈
拖慢槍支聯邦立法進程的正是兩黨之間根深蒂固的分歧。
幾乎每一次槍擊慘案發生之後，民主黨人士就會掀起一股控槍立法浪潮，從提高購槍年齡門檻到禁止攻擊性武器。而保護個人持槍權利的共和黨人，則會指責民主黨想要剝奪民眾的合法權利，反其道而行之，主張放松管制，提議給老師、校園工作者配槍，聲稱“能夠阻止持槍壞人的是持槍的好人。”
其實，共和黨主張的觀點並沒有數據支持。哈佛大學研究了1.4萬起涉槍犯罪後發現，真正出於自衞目的的槍擊遠少於1%。阿斯特表示，多數發生大規模槍擊的學校，現場都有武裝警衞或警察，得州小學也是如此，但當槍手拿着AR-15進入校園時，現實情況是人們會因為感到害怕而不敢與其發生正面衝突。
在兩黨就控槍的博弈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兩黨行動與美國國內民意的背離。
雖然美國民眾因黨派和所處地理位置不同，對槍支看法存在很大差異，但總體而言，絕大多數美國民眾都支持公民擁有槍支的權利，超過40%的家庭擁有至少1支槍支，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反對對槍支實施更嚴格的規定。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槍支是一個嚴重或中等嚴重的問題。民調機構“YouGov”的數據指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通過大幅修改槍支立法可以阻止校園槍擊案的蔓延。
當地時間2022年6月3日，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頓，當地民眾舉行了反對槍支暴力的集會活動。圖/IC photo
黨派因素的影響也沒有想象中大。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90%的民主黨選民支持對持槍人的心理健康進行評估，支持這點的共和黨選民佔85%；92%的民主黨選民認為應該進行購槍背景核查，也有70%的共和黨選民持相同意見。美媒Vox指出，這些數據表明，其實許多槍支管制政策都得到了大多數美國民眾的支持。
即便如此，兩黨也沒有加快立法的腳步。阿斯特指出，這也是多年來令他非常困惑的地方，他不理解為什麼共和黨不跟隨選民心意，推動槍支管控。
“對此我得出的結論是，控槍對於共和黨而言是個政治問題，他們讓步會讓民主黨看上去更勝一籌，所以他們尤其希望在選舉前保持強硬，不願意冒着失去選票的風險推進控槍。”阿斯特説，美國民眾在槍支問題上並沒有那麼多分歧，分歧主要在政客之間。
此外，圍繞槍支形成的利益團體也在對立法進程施加影響。2013年，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案的幾個月後，國會試圖通過一項擴大購槍背景調查的法案，由於多數共和黨人和少數民主黨人的反對，該法案未能通過。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對此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演講，將矛頭直指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
美國全國步槍協會自稱是“美國曆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民權維護組織”。據BBC報道，NRA主張槍支越多，國家越安全。它既有可以直接影響政策的立法行動研究所，還擁有大量預算來影響國會議員的槍支政策。
除NRA之外，類似反對控槍的利益集團還有全國持槍者協會、全國射擊運動協會、全國槍支權利協會等。這些利益集團也都為美國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提供政治捐款。
政治博弈、團體遊説以及槍支在美國文化中的獨特意義，多方因素綜合之下，推進槍支管控變得難上加難。
待治的“流行病”
目光回到當下，槍支氾濫問題已成為美國的一大沉痾痼疾。
美國人口近3.3億人，民間槍支保有量為3.93億支，平均每100人持有大約120支槍。彭博社指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民用槍支數超過人口數量的國家。
與如此龐大的持槍數量相伴而生的，是槍支暴力事件。根據槍支暴力檔案（Gun Violence Archive）統計，截至當地時間7月17日，美國今年已有24051人死於槍支問題（包括自殺），至少發生349起導致4人以上傷亡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槍支暴力成為了美國獨特的“流行病”，伊利諾伊州州長普利茲克曾説，“大規模槍擊事件似乎已經成為了每週的‘美國傳統’（American tradition）”。
出於對槍支暴力的恐懼，美國民眾又拿起武器武裝自己。據彭博社報道，聯邦調查局數據顯示，大規模槍擊事件反而刺激了民眾購買槍支。2020年，全國即時犯罪背景調查系統共進行了3970萬次購槍背景核查，較前一年增加了40%。2021年，購槍狂潮略有減退，但也進行了3890萬次購槍背景核查。
對於如何控制槍支暴力，阿斯特表示，推動公共安全教育，教會人們如何安全地使用如此危險的物品，相信槍支暴力意外事件的情況會改善不少。另外，針對可能會對自己和他人造成威脅的人，要關注他們釋放出的信號，判斷其是否有自殺傾向，並儘可能讓他們得到精神健康幫助。
不過，想要推動控槍有實質性進展，仍離不開聯邦立法。阿斯特説，“想要減少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的傷亡，攻擊性武器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需要意識到，這些武器是為了殺人而設計，並非為了狩獵和自我保護。我們最終還是需要能應用於各州的聯邦法律。”
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兩黨安全社區法》，這似乎是邁向槍支管控的積極一步。斯皮策表示，儘管對於控槍派而言，這份法案的力度要比原本期待的弱了不少，但這至少是一個進步，證明兩黨還是可以就某些控槍問題達成一致的，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3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最高法院外豎起攔網，警察在周邊巡邏站崗。圖/IC photo
然而，僅在一天前，美國國會街對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通過了一項裁決，推翻了紐約州一項限制民眾在外隱蔽攜槍的法律，擴展了持槍權。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十多年以來，聯邦最高法院首次就槍支問題做出重大裁決，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民眾將受到該裁決的影響。
據美聯社報道，2020年總統大選時，大約一半選民表示美國涉槍法律應該更嚴格。因此，聯邦最高法院這一裁決同美國民意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背離。
保守派佔絕對多數的聯邦最高法院給美國的控槍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斯皮策表示，聯邦最高法院“極端保守”，多數大法官認為控槍法侵犯了民眾持槍權利，試圖令其倒退。最近的裁決將導致部分州改寫槍支法，預計這將在未來數年內，持續帶來其他法律挑戰。
談及美國控槍的未來，阿斯特顯得十分猶疑。他表示，從聯邦最高法院關於槍支管控和墮胎等方面的決定來看，他們對法律的解讀非常嚴格。目前尚不清楚法院是否允許聯邦政府（行政命令）超越各州權利。“許多人都為槍支立法感到擔憂，未來充滿不確定，一切都有待觀察，我們只能等到事情真正發生後，再看如何解決。”
新京報記者 欒若曦
編輯 白爽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