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袁 野
5月6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宣佈，基於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當前對中澳合作所持態度，自即日起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一切活動。中澳關係遇冷令澳大利亞商會和學界人士憂心忡忡。10日，澳學者邁克爾·麥金利在該國政論網站“珍珠與刺激”上發表《澳大利亞的中國威脅論生產：一個冗餘、失控的行業》一文，揭露了澳大利亞反華行為的幕後黑手。
麥金利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譽學院成員，在西澳大利亞大學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戰略、外交和國際衝突。他在文章中稱，多年來，澳大利亞對自己的敵人（如果真有敵人的話）缺乏嚴謹的分析，採用了一種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外包安排，在美國境內製造、包裝和註釋這些言論，將其奉為圭臬。
去年12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德克利夫將中國描述為“二戰以來對全球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脅”。國務卿布林肯很快重申了同樣的觀點，宣稱美中關係是本世紀全球“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這些言論得到了澳大利亞政界、安全研究機構、大學和媒體等的“認證”，其中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和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文章稱，ASPI雖然自稱“無黨派的獨立智庫”，但它68%的資金來自澳大利亞國防部等聯邦機構，只有3%的資金來自國防工業。ASPI究竟是決定、影響還是僅僅呼應澳大利亞政府的戰略和政策，目前還不清楚。不過，其針對中國的極端表述和聲明，似乎比該國政府的對華聲明更早出現。
麥金利寫道，如果是這樣，那麼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庫“響應性政治中心”的研究就有了意義。該研究以《利用衝突：國防承包商和外國如何遊説軍售》一文，顯示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雷神技術公司和通用動力公司，在2020年共投入6000萬美元進行遊説，以影響政策。
這一研究報告詳細説明了，在過去大約20年裏，遊説者和捐贈者網絡如何提供總計2.85億美元的競選捐款、25億美元的遊説經費，僱傭200多名曾監管和決定國防承包商資金的前政府官員，併為其提供種種福利。在國防承包商僱傭的663名説客中，73%的人曾受僱於美國政府的國防相關領域。這些人是利益集團的代理人，他們的利潤乃至生存，直接依賴於維持高水平的威脅與戰爭。這是他們生存的必要條件。
麥金利寫道，這些人口中的“中國威脅論”並不可靠，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藉機獲利。他們炮製的“中國威脅論”主要包括5個要點：第一，威脅是內在的，是中國固有的；第二，威脅是全球性的；第三，中國是一個蓄勢待發的敵人，應該對中國的一切投去懷疑的目光；第四，被這些威脅激發出的高度的恐懼和報復行動是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第五，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賦予政治中最激進和狹隘的聲音力量。
麥金利稱，要理解這種營造恐懼的行徑，就必須瞭解整體框架：一方面是美國人失控的抑鬱心理，他們認識到自己處於相對衰落的狀態；另一方面是中國宏偉的戰略願景和能力。對美國來説，這意味着喪失主導地位。在美國看來，這種損失幾近於羞辱，在最糟糕的前景下，美國只能通過向世界展示其不可或缺的優勢來挽回。
澳大利亞國防規劃者也經歷過這種情況。澳大利亞政府的《2020年中期戰略防禦更新》向全澳發出了明確信號：印太地區局勢是戰爭的萌芽，需要採取戰略措施，確保澳國防軍有能力打大仗。
文章稱，澳大利亞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和人才儲備，原本足以擺脱利益集團聯盟代理人不負責任的謬論。澳大利亞國防政策界和國防軍中的很多傑出人物已經有力地論證了針對中國的對立情緒是多麼不可取，但他們被驅趕到聚光燈之外。
“誰需要ASPI及其狐朋狗友？”麥金利寫道，該機構大規模生產威脅論，與同類智庫的做法如出一轍：它們是利益集團的傳聲筒，只説金主想聽的結論。如果這些智庫的產品是高質量的，或許還可以容忍，但無論怎麼看，ASPI生產的小冊子都算不上優質。這些東西很危險。態度不能代替政策，更不能代替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