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遇害中國留學生追悼會舉行，其母落淚發言：第一次出國竟是參加兒子葬禮。視頻/新京報我們視頻
美國當地時間11月18日，芝加哥大學在校內洛克菲勒紀念教堂舉行了中國留學生鄭少雄的追思會。當晚，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趙建同芝加哥大學校長阿利維薩託斯教授通電話，強烈譴責暴徒濫殺無辜的兇殘行徑。
此前，當地時間11月9日，在該校附近發生的一起惡性持槍搶劫案中，來自中國四川的留學生鄭少雄被劫匪槍殺，年僅24歲。同樣是在芝加哥大學，中國留學生範軼然也在今年1月被槍擊殺害，客死他鄉。
而就在此次兇案之後不久，剛剛過去的上個週末，再度成為芝加哥市的“血腥週末”——當地時間11月13日至14日，短短兩天時間裏，芝加哥再次發生了四起命案、十多起槍擊案，導致4人死亡、17人受傷。
連續發生的血腥事件，引發了人們對芝加哥這座歷史悠久的“暴力之城”的再次關注。
“暴力之城”，人人自危
事實上，儘管11月13日至14日這兩天時間裏死傷超過20人，但在芝加哥，卻僅僅是又一個“常規週末”——這意味着槍擊、暴力和命案。
本地媒體照樣使用了諸如“週末槍擊暴力事件”之類驚悚標題，芝加哥人也照樣是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因為，大抵每週都是如此。
而這在今年一系列“血腥週末”中，還算是“温和”的。此前一個的“血腥週末”，共造成10死、42傷，而2021年迄今最血腥的“血腥週末”，則發生在7月4日。這一天，芝加哥全城共有104人中槍，其中19人死亡，受傷者中未成年人多達13名。
極富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天是美國國慶日，著名美國黑人民權領袖傑西·傑克遜正在芝加哥遠南區舉辦以“放棄槍支、遠離暴力”的大型集會活動。
9月下旬，由聯邦調查局（FBI）提供的數據顯示，2020年芝加哥兇殺案共造成772人死亡，較2020年的496人增加56%，遠高於全國同期命案30%的上升率。
儘管芝加哥非裔女市長萊特福特竭力為自己和芝加哥警察辯護，稱“今夏芝加哥謀殺率可能下降了23%”，但這顯然並非事實。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援引芝加哥警察局自己的數據顯示，2021年截至9月共發生槍擊事件2600起以上，同比增加10%。
更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市政府一再強調的“非命案發案率下降”也未必是事實。同一組統計顯示，2021年1月至9月，芝加哥市中心共發生1369起搶劫案，同比增加9%；同期共發生1293起劫車案，而2020年同期為939起。
芝加哥市議員霍普金斯指出，陰魂不散的“暴力之城”惡名和週而復始的“血腥週末”，讓芝加哥商家和知名企業人人自危，紛紛撤離。這其中包括經營對沖基金的億萬富翁肯·格里芬，他已將自己的投資公司總部從芝加哥搬去了紐約。
此前，芝加哥地區商會會長拉文一直希望通過將電影業引入芝加哥，帶動該市恢復景氣，但這一計劃如今正因“暴力之城”的惡名裹足不前。
而那些更在意社區安全的“窗口商家”撤離速度更快，許多商業街好不容易在新冠疫情後恢復一些“血色”，如今又門庭冷落車馬稀。
舊傷新病，創痕累累
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位於密歇根湖畔，屬於著名的五大湖區。該市建於1837年，市區人口272萬，都會區人口900萬，是僅次於紐約、洛杉磯的美國第三大、世界第七大都會區，也是美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和最主要的金融、期貨、商品交易中心之一。
建城的第一個100年裏，芝加哥是全球唯一從0發展到100萬人口的城市。但也正是由於早期膨脹過快，這座城市很早就產生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勞資衝突和暴力問題，並滋生了黑幫和黑幫類犯罪。
在20世紀最初30年裏，臭名昭著的芝加哥黑手黨猖獗肆虐。世界馳名的衝鋒槍“湯姆遜”，便是因為被芝加哥黑幫普遍用於團伙械鬥，得到“芝加哥打字機”“芝加哥小提琴”的諢名，並被美國軍隊青睞。
芝加哥不僅有卡彭、利卡等諸多令全美談之色變的“黑老大”，其黑幫也和全美各地黑幫結盟拜會，跟全美政、商、法律等各領域重要家族和頭面勢力多有利益糾葛。芝加哥也因此成為美國中西部、乃至全美首屈一指的“黑都”。
自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尤其“二戰”後，芝加哥經濟的繁榮，一度令“黑色經濟”有所退潮，黑幫活動也大幅減少。
但20世紀80年代末，隨着該市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黑人、西班牙裔等族羣比例大幅增加，在西區、南區等地超過了傳統的白人社區比重，俗稱GD的新芝加哥黑幫Gangster Disciples和俗稱BD的另一芝加哥黑幫Black Disciples好勇鬥狠，再度把芝加哥攪得烏煙瘴氣。
2010年後，“兩D”在FBI和當地警方的聯合打擊下四分五裂，槍案、命案等惡性犯罪率一度逐年下滑，讓人們多少鬆了口氣。不料，2020年初風雲驟變，“黃賭毒黑”沉渣泛起，一個又一個的“血腥週末”，再度成為芝加哥“暴力之城”的“黑色名片”。
市長萊特福特等人，將此主要責任歸咎於“黑幫活動增加”和“非法槍支湧入”。2021年8月，萊特福特在一名警察被槍殺後公開演講稱，“必須日復一日持續掃黑，讓任何幫派成員、毒販和槍販在芝加哥任何街區無所立足”。
但一些觀察家對此並不樂觀。如芝加哥大學犯罪研究室創始執行董事安德爾就認為，當今芝加哥黑幫更多帶有分散、隱蔽、“中性”等特點，許多黑幫不過是氣味相投的青少年“抱團”的小羣體，還有些則不時在犯罪暴力團伙和“嘻哈黨”“滑板幫”等街頭邊緣團體間來回切換，沿用昔日對付“經典黑幫”的套路對付這些“網絡時代黑幫”，頗有“高射炮打蚊子”的無力感。
當地檢察官福克斯和東北大學犯罪學專家威廉姆斯等則認為，進入21世紀以來，芝加哥貧富懸殊進一步拉大，光鮮的市中心CBD外不到5英里就是非洲裔、拉丁裔聚集的貧民窟，絕望、仇富、報復社會等複雜情緒，成為黑幫和惡性犯罪的催生土壤。
而這一切又加劇了整個社區的不安全感，結果“好人買槍，壞人也買槍”，躁動不安的底層青年則要麼訴諸毒品、酒精麻醉自我，要麼沉湎於網絡羣組活動，要麼就拉幫結派“互助”——無論哪一條路，最終都指向更多暴力、犯罪和不安全感，並形成惡性循環。
也有觀察家指出，新冠疫情及應對所造成的經濟凋敝、族裔矛盾激化和暴力化、大批閒散人口精力過剩並無所事事，加上網絡社交媒體的普及，都加劇了芝加哥的“暴力成色”。
一些社區活動家則指出，芝加哥城市的“老化”和社區的“空洞化”，讓年輕人精力和煩惱無處宣泄，“在芝加哥犯罪率最低的20世紀70年代，市區加菲爾德公園和西區公園裏有保齡球館，有溜冰場，管理得很好，吸引了許多年輕人，而如今那裏只有空空如也的場子”。
還有人指出，眾多市民、尤其底層青少年對現實絕望、對前途感到渺茫，是芝加哥坐實“暴力之城”惡名的最深層根源。
惡性循環，無藥可救
如前所述，芝加哥市政府和市長萊特福特將給城市摘除“暴力之城”帽子的希望，寄託在打擊黑幫、清除非法槍支等方面。
2020年，萊特福特發起“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安全”（ Our City, Our Safety）倡議，提出以三年為期，通過改革警政、擴大和加強街頭宣傳、建立受害者支持網絡，以減少城市暴力。為此，她提議在市財政預算中增加2億美元警察專項基金。
今年7月15日，萊特福特又宣佈設立一個100萬美元獎勵基金，獎勵那些幫助警方在街頭清除“黑槍”的市民，還在7月底引入聯邦“打擊部隊”進駐芝加哥“掃黑”。
芝加哥警察局局長布朗積極支持市長上述計劃，提出從社區安全小組中調撥數十名警官，充實到打擊幫派和毒品部門工作中來，並重點加強購槍管理。
芝加哥的聯邦檢察官勞施也主張“加強問責”，不但要加大對黑幫、販毒者、販槍者的問責，也要對包括檢察官的所有執法者加強問責，“這座城市的安全，需要更多人承擔責任，辦法只有一個，即更多的司法調查和起訴”。
對此，一些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也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芝加哥城市暴力的根本癥結在於經濟、就業、前途、貧富差距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正是這種不安全感，催生了黑幫和槍支氾濫，一味針對後者而非前者，只能是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芝加哥大學犯罪與教育實驗室研究員蒂爾蒙指出，目前針對黑幫的數據庫十分陳舊，“更新率只有20%左右，這意味着八成數據要麼不準確，要麼過時”，且警方在執法過程中常常“不平衡地對待白人和少數族裔”，不僅應對暴力效率低下，有時還會適得其反。
還有一些社區活躍人士不贊同市長“不讓任何幫派分子有存身之地”的邏輯，他們指出，很多青少年正是因為自感被社會拋棄，才選擇加入黑幫，如果不給他們洗心革面、重返社會的機會，就等於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他們重新趕回黑幫。
然而，部分民意代表和商界人士也不同意上述意見。市議員洛佩茲就指出，由於暴力氾濫，“外界普遍的印象是芝加哥街道基本無法無天，這不僅傷害芝加哥至關重要的旅遊業和會展業，也傷及餐飲業和商店業這些城市就業和活力的基石”。
如果不能有效遏止暴力、抑制黑幫，將有更多企業、投資和就業機會流失——這無疑將加劇這座“暴力之城”的不安全感，並將整個社區拖入又一個更大的惡性循環。
2023年，芝加哥將舉行市政改選，屆時“暴力之城”問題勢必成為各方辯論焦點。但問題在於，千言萬語人人有，對症良藥個個無。
新京報特約撰稿人 | 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 | 何睿
校對 |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