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環時深度觀察 ，作者環時深度
近年來，中國企業進行的海外投資引發國際社會關注。但在東南亞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日本龐大的商業集團在日本政府與準政府機構的大力支持下，其投資規模仍處於絕對領先地位。在新冠疫情期間，雖然中日兩國在東南亞的投資規模都有所下降，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
隨着拜登政府明確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3W），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相抗衡，以及日本政壇正在發生的劇烈變化，日本這個東南亞“安靜的巨人”可能會改變之前的低調態度。
日本對東南亞投資領跑全球
對於日本來説，打造海外日本、藏富於海外的策略，如今已經不再是秘密。
日本海外淨資產總額排在全球第一，連續多年穩居全球最大債權國的位置。在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上也大有領跑全球的趨勢，尤其是對東盟十國的直接投資。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稱，“中國與日本分別在越南河內與胡志明市承建的兩條地鐵即將開通運行，這不僅是越南現代化建設的標誌，也是中日兩國在東南亞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激烈競爭的縮影。”
日本住友商事承建的胡志明市地鐵一號線
截至2021年7月，日本在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未完成項目的投資金額共2590億美元，而中國則為1570億美元。
日本經濟產業省2021年7月公佈的“第50次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在亞洲各國的現地法人共計約1.74萬家，其中東盟十國的比例連續9年增加，日本企業進駐最多的東盟國家依次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
此外，優則倍思（UZABASE）旗下的金融信息平台SPEEDA的數據顯示，2020年日本企業在東盟國家的併購案數量達到145件。
日本財務省在2021年2月發佈的國際收支統計顯示，受疫情影響，2020年日本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時隔4年出現減少趨勢，約為2.3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347億元），佔日本對外投資的12.2%，是日本對中國投資的兩倍以上，是對美國投資的一半左右。
《經濟學人》稱，2015年，安倍政府啓動了“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係計劃”（PQI），為東南亞國家基建提供資金。2016年，PQI作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一部分再次被公之於眾，日本藉此將其外交政策目標與投資優先事項聯繫在一起。
相對於美國直言不諱地要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相抗衡，日本過去沒有將其在海外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稱為是與中國的競爭。不過，日本的戰略在不斷變化。
隨着2018年12月《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生效，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進一步增加。
2019年，日本製定了通過JICA（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對東盟十國的投資倍增計劃。JICA雖名為獨立行政法人，但直屬日本外務省，是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機構之一。
JICA的現任理事長北岡伸一，是日本自民黨政權的智囊團元老。
2007年4月到2008年8月，北岡伸一作為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私人諮詢機構的委員，負責的課題是“日本持有集體自衞權的可能性”；
2007年12月到2008年9月，他擔任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外交政策學習會的委員；2013年，北岡成為第二次安倍內閣的“關於集體自衞權的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盤再構建懇談會”的委員之一；2015年，安倍發表戰後70年談話，擬定談話內容的是一個由16人組成的秘密委員會，北岡也是委員之一，他主張沒有必要在70年談話中就殖民地與發動侵略謝罪。
同年10月1日，他便就任JICA的理事長，正式從幕後走到台前，從之前旁敲側擊地影響日本國政，到以萬億日元為單位，對東盟十國開展投資。
日本自1954年啓動“政府開發援助”計劃（ODA），上世紀90年代便在援助金額上排在世界首位。儘管目前預算已經減為高峯期的一半左右，但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資料，2017年日本對於東南亞、東亞的ODA金額為38.87億日元，是德國的兩倍多、美國的三倍多，排在首位。
專家認為，日本之前保持低調，主要與中日雙方在東南亞長期形成的互補、互利以及相互依賴的關係有關。
首先，東南亞國家發展階段和水平不一致，日本重點聚焦在東南亞資本密集型產業、高科技領域以及現代金融服務領域等，早期中國和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競合關係更多呈現為以合作為主，即各自在不同的領域深耕，競爭和交叉領域相對較少。
而且，東南亞是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最密集的地區，價值鏈和供應鏈不是特定國家能夠直接否定或者直接干預的，鑑於中日之間存在相互依賴性，日本不得不對美國發起的制華戰略搞一些模糊化處理，低調地先確保產業鏈和供應鏈完整性，才能使自身利益不受損。
但是這幾年隨着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化投資，中國對外投資改變了過去那種相對低端、粗加工的領域，逐漸向上進取，對日本在東南亞長期投資中“悶聲發大財”的領域形成一定壓力。
日本對東南亞非常重視
從1543年種子島上來自太平洋貨船的第一支火槍改變了日本的政治格局，到島津藩佔領“琉球”這個“扼守太平洋的咽喉”，再到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對東南亞諸島的侵略，翻閲日本歷史，通過時間座標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對於東南亞諸國的重視。
正如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印度太平洋時代的日本外交》中指出的那樣，開放的印太戰略是世界政治和經濟重心向東部移動的里程碑式標誌。
如今，東南亞依舊是日本重要的經濟夥伴。據日本ASEAN中心2018年的數據，日本對東南亞諸國的進出口貿易額達到25萬億日元，佔日本進出口總額的15%。
以電子機械、服裝、木製品為例，日本從東南亞諸國進口的製成品已佔到日本製成品進口總額的67%。日本成為繼美國、中國、歐盟之後，東南亞國家的主要貿易對象。
“作為曾經侵略過東南亞的二戰戰敗國，日本最初是想通過‘政府開發援助’的形式來改變國際形象。所以在這些國家只談經濟不談政治，這種低調是一貫的。”有專家對記者解釋説，日本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也被稱為“銀彈外交”。
2017年，日本外務省面向東盟十國各300名18歲至59歲民眾進行《東盟十國對日輿論調查》，結果顯示，89%的受訪者認為對日關係處於“非常友好”或“友好”的狀態；91%的受訪者對日本“非常信賴”或“信賴”。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日本政府ODA計劃提供的經濟和技術支持，87%的人認為“非常有用”或“有用”。在“過去50年間，哪個國家或地區對東盟發展貢獻最大”一問中，選擇日本的比例最高。
《日本經濟新聞》稱，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政策中，經濟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日本用ODA援助在柬埔寨湄公河建設的一座全長1500米的橋為例，當地人用日語讀音稱其為KIZUNA（絆，在日語中的意思為“友誼、紐帶”），象徵柬日友誼。柬埔寨還在貨幣和郵票設計上採用了日本政府ODA計劃的元素，以示感謝。還有日媒稱，泰國對日本產生好感的原因之一是兩國都保留了皇室。
此外，一份在馬來西亞發行的日語報紙《南國新聞》稱，上世紀80年代，進駐馬來西亞的日本企業大增，被派駐到當地工作的日本人也隨之增多，日本人積極融入當地社會，與當地人結婚，拓寬了當地社會了解日本的渠道。這無疑增強了馬來西亞的對日親近感。
日本外務省2020年公佈的資料顯示，人才培養是日本與東盟合作3個新合作方向之一。2018年，日本在與東盟的首腦會議上就表明了目標，將在2023年以前培養8萬名產業人才，以應對數字經濟以及“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到來。
專家表示，現在日本跟東南亞這些國家都有一些安全領域的合作，也就是説在經濟和政治安全層面上，日本在東南亞已經是進行全方位的加強了，並不是像過去那樣簡單。日本戰後在東南亞國家深耕多年，而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之後，在日本看來，可能會產生中國要去東南亞“分蛋糕”的心態。
不過，在日美同盟的背景下，日本想要搞“印太構想”也需要找一些戰略支點，不能完全依靠美國、澳大利亞或印度，也要靠東南亞的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
有日本媒體稱，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在接受日方提出的“印太”概念的同時，着意“強化”俄羅斯、中國、朝鮮的“威脅性”，完全出賣了身處俄羅斯、中國和朝鮮包圍圈之中，無法擺脱地緣政治影響的盟友日本。
日本政府深知一旦大國間冷戰升温，作為美國的“盟友”和接受其駐軍的國家，日本必將首當其衝受到東北亞諸國的威脅。
日本將與中國競爭的資本押在東盟十國身上
隨着中日兩國在東南亞國家的建築機械與能源材料等領域競爭日趨激烈，日本企業顯然已經把與中國企業競爭資本押在了東盟十國身上。
《日本經濟新聞》稱，中國三一重工公司正在加快拓展印尼市場，為此，將東南亞國家視為自己的“城池”的日本小松建設公司如臨大敵，正通過推出中等價位的產品和完善售後服務體制保住市場份額。
印尼港口的三一重工挖掘機
目前，在整個印尼，中國三一重工公司的液壓挖掘機運行台數超過5000台。日本小松建設公司社長小川啓之在承認“三一重工的份額幾乎和本公司相同”的同時，也毫不掩飾與中國企業展開競爭的態度，“要在我們的重要地區東南亞進行對抗，需要採取各種手段”。
此外，由於用於生產鋰電池正極材料的鎳原料需求不斷上漲，日本住友金屬礦山株式會社正籌備在印尼新建一個從礦石中提煉鎳的冶煉廠，並計劃在2027年度之前將車載鋰電池正極材料的產能提高至目前的兩倍，希望與在印尼籌建大型電池廠的中國廠商寧德時代一爭高下。
印度尼西亞大印尼行動黨副主席特別助理王若森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從目前來看，中日兩國在印尼的市場上的確有博弈。中國的影響力巨大，資金也充足，顯得很有後勁，但日本經濟援助的產品形象比較好，這就給了他們立足之地。未來，中日兩國在印尼市場的競爭，很有可能是一個形象和質量的競爭。
專家認為，未來日本可能會從基礎設施的質量體系以及從基礎設施對國家安全領域有長遠影響的所謂“安保角度”出發，帶動東南亞國家迴避中國介入。
從這次日本國內政局變動、總裁候選人以及其政治主張也能看出，日本政治精英和戰略界人士已經緊緊跟進美國的戰略轉移，而且日本在對華戰略上也更傾向於通過其擅長的經濟領域搞“經濟安保戰略”來進行對華制約。
不過，東南亞國家的新冠疫情迅速擴大，給日本企業帶來的打擊也越來越大。《讀賣新聞》稱，東南亞國家的疫情擴大，為日本企業的海外藍圖投下陰影。2021年7月，日本清水建設公司、日本本田和住友商事等暫時撤走了在印尼的常駐人員。而在泰國，由於事實上的封城措施，日本公司的業務也受到極大制約。據泰國曼谷日本人商工會議所透露，曼谷自7月12日起實施了軟性封城，多家會員企業決定撤離當地人員。
來源：環球時報 蔣豐 郝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