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讓座事件再起風波，只不過場景移換至動車上。一個女兒帶着年過80的老母到成都看病，沒有買到全程坐票，在她們佔據一個女生的座位後，女生上車，要求交出座位，老人女兒交涉無果後，這位女兒態度很不友好。而廣大網友，基本都支持拒讓座女生。這個問題，值得仔細分析。
從規則來説，當然沒有理由譴責女生
在有規則的地方，最好先談規則。比如公交車上，本身設有老弱病殘孕專座，年輕人如果佔用這種座位，在遇到需要讓座的情況時，他們應該也必須讓座，而且應該第一個站起來讓座。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規則意識。
老人頭髮花白，看起來身體狀況也不太好
但在高鐵、動車這樣的情境下，則完全不同。它實行一人一票制，對號入座。即使一等座是空着的，買二等票的人也不能去佔用。但是，在滿座的情況下，動車上也會售賣無座票，價格等同於二等座，你買站票，就意味着你接受無座的事實。要麼站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要麼去餐車消費。
老、弱、病、殘、孕，當然也會出現買站票的可能。這個時候，他們幾乎無法從“規則”角度得到座位，因為沒有人有義務給他們讓座。根據《鐵路旅客運輸規程》2016年的最新版本，明確指出旅客的基本權利是“依據車票票面記載的內容乘車”。所以，我們不可以義正言辭地譴責拒絕讓座的女生。
從孝心來看，老人女兒本也有多種選擇
我們來具體看下這位老人的行程。下面這張截圖，是老人和她女兒所乘坐的D5181次列車的時刻表。老人要從達州到成都看病，但只買到了達州到營山的坐票。至於從營山到成都東這一站區之間的票，現在有人質疑她們並未購買，有逃票嫌疑。但基於目前信息不充分，我們還是傾向於認定，在後面的行程中，她們購買的是站票。
該母女所乘坐列車
在列車於南充站停靠時，上來了一位持票的年輕女士。她要求老人交出座位，老人女兒交涉無果後，另一位男子給老人讓了座。老人女兒對之前拒絕讓座的女孩説：“年輕人應該多學學。”
抱歉，應該“多學學”的，是她自己。
首先，她可以提前買票，就不至於只能買到站票;其次，即使只能買到站票，在後一段行程中，也可尋求列車員的幫助。如果列車員願意把自己的座位讓給老人，這當然最好，如果不願意或者不方便，列車員也可以幫忙廣播，問一下有沒有人願意給老人主動讓座;再退一步，還可以帶着老人去餐車消費，以尋求座位。
直接指定一個具體的人，要求她讓座，這是所有方法中的最差選擇。可是，即使如此，本也有更好的方式去説服別人。
至少有3點可以説服那個女孩。首先，可以告知女孩自己的母親需要坐多久。從南充到成都，還有約1個半小時的車程。這是説長不長説短不短的一段時間;然後，可以強調下自己母親已經年滿80，又是去成都看病的，能否幫個忙;最後一招，還可以提出經濟補償。
90%的網友反對老人一方，並不是反對讓座
在諸多媒體進行的調查中，支持拒讓座女孩的都超過了90%。這組數據看起來，是有點可怕的。如果一個社會的多數，都覺得不應該給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讓座(即使沒有這個義務)，這顯然也不是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的社會。
但不能粗淺地去理解這組數據。第一點，這90%的人，更可能是反感動車現場的逼迫人行善的氛圍。這種氛圍不僅對那一節車廂的人施加了壓力(女孩後來感到委屈，和朋友哭訴)，也對置身事外的網民造成了一種道德審判，尤其是那句“年輕人應該多學學”，更激發了一種普遍存在的認為老年人“為老不尊”的情緒。這種情緒，在網民對廣場舞的非理性批判上，就已經體現出來了。
有人把中國網民描述成“鍵盤俠”，就是生活中很慫，在網絡世界卻表現得威猛無比鋤強扶弱。但是在“讓座”這一類問題上，中國網民可能有一個相反的特色——明明在生活中與人為善，偏偏要在網絡上表現得冷血殘酷。至少在那節動車車廂，就有一個男士給老人讓座。
翻查以往的“讓座”風波，可以發現這些糾紛都有一個共性：尋求幫助者的態度往往不好，覺得理所應當，甚至辱罵、動手。被求助者的逆反心很容易被激發。
我們這裏總結了一個尋求幫助的三部曲，它的模式是：降低對方的行善成本——暗示自己的弱勢地位——給予幫助方經濟補償。
這套模式，在“尋物啓事”這一類事件中，被運用的最廣泛。前段時間，著名心理學家武志紅在飛機上遺失了電腦，他的尋物流程是這樣的：1、表示不會追究任何人的責任(降低成本);2、強調最重要的作品都在電腦裏，對自己很重要(弱勢地位);送回者另贈送一台同型號的蘋果電腦(經濟補償)。
這套模式尤其適用於“規則——道德”之間的模糊地帶。比如，公交車上，年輕人坐在非老弱病殘孕專座，這個時候你讓他讓座，他讓不讓?再比如在特快列車上，一個孕婦希望從上鋪換成下鋪，你換不換?
這起動車讓座事件也一樣，歸根結底就是規則不明確的情況下，需要靠道德感召。而道德感召的背後，其實暗含了助人成本的功利計算，這是需要方法和態度的。
拔高道德基準線，只會拉低社會整體道德水準
春秋時期，魯國非常弱小，有很多魯國人在其他國家淪為奴隸。於是，魯國頒佈一條法律，如果有人墊付贖金贖人，可以到國庫中領取贖金。孔子有個學生，叫子貢，是個富二代。有一次他贖了一個魯國人，卻拒絕收下國家給他的墊付金。子貢興高采烈地將這件事告訴孔子，以為孔子會表揚他做好事不求回報。誰知孔子不僅不表揚，還批評。因為子貢這種行為，就在拔高社會的道德基準線，使得一種已經獲得認可、形成規模的道德實踐面臨坍塌的風險——以後，誰還好意思去找國家要回贖金呢?所以，只能放棄救人行為。
這個久遠的故事，放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在制定《物權法》時，曾有聲音希望給予拾金不昧者合理的經濟回報。這種“報酬請求權”，也被很多國家所認可。但最終，“拾得人”在歸還“失物人”的遺失物時，只能享有對保管遺失物所支出的費用。這就是制度性地拔高道德基準線，失物本身是很難找回的，基本靠拾得人自覺，沒有這種道德自覺，也不會被發現。國內的失物返還率很低，和此不無關係。
當然，這次要求拔高道德基準線的，並不是社會，而是老人的女兒，畢竟是個體行為，危害沒有那麼大。但要警惕這種思維由個人蔓延至國家。武漢男孩黃康因救落水同伴不幸溺亡。其母為兒子申請見義勇為稱號時被拒，理由是：救認識的人不屬見義勇為。
另外，從宣傳層面來看，在塑造好人好事的方法上，一直以來都有兩個非常明顯的誤區。一個叫做“謬賞主義”，即把一切行為道德化，履行職務、履行規則都變成了道德問題。在我們身邊經常能看到將幹好本職工作叫“奉獻”;還有一種現象，從雷鋒到鞍鋼郭明義，這些被塑造出的好人，他們所表現或宣傳出的行為，遠非一般意義上的好人，是常人所不能企及的，換句話説，就是高道德基準線被拔得非常高。
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只要道德基準線被拔得很高，那麼真實的社會整體道德水準一定很低。
一個道德可能不太完善的社會，如果要形成某種道德風尚，最好靠制定規則去達成。回到這次動車讓座事件，既然鐵道部門推出了站票制度，就應該考慮購買站票的人中，可能會出現的極端情況，並對這些極端情況做出制度化的安排。在沒有規制約束的情況下，“動車上讓座一方應該獲得經濟補償”就是合理的，因為它降低了行善成本。無償讓座，是在拔高道德基準線，會導致無人會讓。
一個更常見的情景是，在特快列車卧鋪上，有上鋪、中鋪、下鋪之分，價格不同。經常有購買了上鋪的孕婦、老人向下鋪的年輕人請求換座。在這種時候，孕婦、老人第一句要説的話，就是告訴對方會補償差價，請求對方幫助。對差價黑不提白不提，就是在拔高道德基準線。
結語支持拒讓座女生，不代表反對讓座行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