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抱有憤怒時,知識分子為什麼會顯得稍許可愛?

一夜之間,一隻沒聽説過的股票GME和沒上過的論壇WSB在朋友圈裏刷屏了,大家都在討論美國散户暴動,讓香櫞和Melvin資本在本週前兩個交易日浮虧59.7億美元。

有意思的是,國內關注GME和散户暴動的順序也是從散户到官方。當我朋友圈裏的在美華人開始興奮時,連美國媒體的口吻也還是8億美金對機構大鱷不算啥,大家以為機構一定會贏。但隨着矛盾激化到官方出面“拔網線”,越來越多的意見開始激烈交鋒,左派和右派開始就開放市場到底應該如何管控打嘴仗。

最新進展是,GME散户轉戰白銀之後,GME股票和白銀各自下跌慘重。那些號稱永遠不會拋售GME的散户不知道是否及時解套。而我忍不住開始把正在上映的電影《蜂鳥計劃》和現實生活裏的散户暴動聯繫起來。

《蜂鳥計劃》講述了兩個試圖用毫秒級網速優勢來搶奪交易所生意從而改變自身命運的聰明人,他們面臨資本壓迫,又試圖成為資本的一方,幾經徒勞耗盡一切最後一事無成。

當你抱有憤怒時,知識分子為什麼會顯得稍許可愛?
《蜂鳥計劃》用地中海對程序員羣體進行了無情嘲諷

大部分描述財經、金融和互聯網圈的電影作品,總是試圖描述一羣聰明絕頂的貪得無厭者對上層結構發起攻擊,最後無功而返。《蜂鳥》結尾,嘩啦啦瓢潑大雨裏傑西·艾森斯坦徒勞坐在穀倉裏,高速攝影機讓雨滴像是飄雪下落的速度,主創想用一個禪意到簡直廢話的結尾讓觀眾自行領悟。前些年的《華爾街之狼》《魔鬼代理人》《華爾街》,讓人覺得好萊塢從業者真的是世界上不要臉top級羣體,他們明明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最最跟紅頂白的圈層裏,人人削尖腦袋往上爬,卻妄想告訴大家:你我是金錢的奴隸。

那又怎樣呢?你會因為要思考奴隸制的問題爬慢一點嗎?

一代代技術革新,在技術產生初期是能夠扭轉部分產業結構的,比如一二十年前的中國互聯網剛剛誕生,我記得那會搜狐有句老話“前台小姐百萬富翁”。擱現在不足以撬動你世界觀的100來萬軟妹幣,那會兒價值京城兩套房,也的確有一部分技術革新者利用優勢頭腦改變了自己和周圍人羣的社會位置。

然而這種技術優勢很快會被政府和強力機構用更快的速度和優勢資源習得,革新者也已經慢慢被吸納成為頂層結構的一部分,於是結構再次穩定-固化,直到下一次技術衝擊帶來產業級挑戰。

《華爾街之狼》幾乎滿足了觀眾對華爾街鉅額的“不良幻想”

那些生活在時間斷層和斷層之間的人羣是最無辜又蒼白無力的。一二十年後當我們的年輕人他們能做的事情,除了加班996、給喜歡的UP主一鍵三連後發幾句牢騷評論,買不起房、生不起孩子的一代人還能怎樣?

即便如此,我還是從心底裏厭惡《蜂鳥計劃》的論調,它試圖讓你覺得它是個聰明的體面人,它嘲笑你一切付出都是庸人自擾,上層不缺你也不缺其他聰明人。片子裏有段關於富人半山小區屎坑暴動的段子,最可笑的在於:即便兩位主角和片子裏所有窮人都認為富人=屎,他們仍然努力想成為富人要買山上的房子。

那就還要抱怨,努力衝擊失敗你可以認輸倒地,也可以蓄積力量再次發動衝擊。

不要把自己活成段子。就像低情商vs高情商段子裏説的:低情商説我買不起,高情商會説我抵制。

相形之下美國散户至少是敢於發起攻擊的,而不是在一開始就悲觀失望承認自己軟弱無力,無論他們的初衷到底是憤怒還是改變階層。當然隨着事件一步步被分析透明,散户中間對沖基金的身影時隱時現,讓聰明人再次嗤笑。

我們必須看到,任何金融市場內部假設金錢投入的總額不變,財富遊戲是錢從一些人手上轉移給另一些人,韭菜革命到底是機構吐錢,還是另一些更老實巴交的散户充當了墊底很不好説。你只是看到有些人對結構發起衝擊,而這種負面情緒本身比他們的動作可能更加致命。

我無法批評任何敢於努力的人,敢於向命運發起挑戰的人,就算大衞打不過巨人歌利亞那又如何?像《蜂鳥》批評的,假如委內瑞拉種檸檬的農民無法從交易裏獲得好處,那麼交易就是沒有價值的嗎?顯然一個成熟的社會人不能如此武斷,在交易期貨裏期貨價格當然和農民利益息息相關,只是交易價格會延遲反饋而已。

我們身處在一個觀念迅速分崩離析的時代,每個人都不耐煩聽取別人的想法,只想讓自己喜歡的聲音圍繞着自己。即便如此,我仍然不停點頭承認每一種觀點都值得尊重,每一種努力都應該獲得收益,即便失敗了也不丟人。丟人的是從來沒有努力過的,或者一邊偷偷補課一邊假裝從不學習的假學霸們。

有一句魯迅送給大家,“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當你抱有憤怒時,知識分子為什麼會顯得稍許可愛?
吐槽中的弗蘭·勒博維茨,可能是紐約最可愛的知識分子之一

你看,知識分子雖然是每個時代裏最無用的人羣,他們在富人面前被當成窮酸假清高,又在窮人面前因為窮得不夠徹底而顯得格格不入,知識分子的每一個見解都彷彿對社會無眼前用處,但你偶爾聽聽他們的牢騷又好像眼前一亮。

最近Netflix有一套紀錄片《弗蘭·勒博維茨:假裝我們在城市》,每一個鏡頭都充滿了這種無用之美。你聽一個老紐約客抱怨從七十年代她搬到紐約後的變遷,每一句話和你當下的生活似乎都沒關係,但是每一句話都又彷彿有所指引。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在片子裏給自己加了很多戲,我認出來他剛開頭是覺得紀錄片裏弗蘭對談人毫無用武之地,只會嗯嗯哈哈地附和。後來,才注意到對談人的大黑框眼鏡。

這真可怕,當導演遇到了自己真心喜歡的拍攝者。他們造了一個紐約的模型城市,弗蘭在哈德遜河谷上漫步,直視每一個街區日升日落。

知識分子的吐槽改變不了這世界,他們甚至也不會讓明天變得更美好。

但是一切經過敍述,不再變得那麼不可忍耐。

當激進美國權勢者也在論壇裏激情悲愴地引用了音樂劇《悲慘世界》裏的著名歌詞“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時候,我還是有一句魯迅送給丫們。

“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乾淨過,現在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

——魯迅《鑄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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