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 | 蘇琦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一夜間突然火了。
作為政治人物，拜登的一舉一動都有高曝光率，這本是應有之義，無奈拜登在當下這個時刻存在的意義在於，他是現任美國總統的對手。
美國總統職位的背後，總是充滿了制度與總統個人品格間的互動。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則讓所有已經設定的政治人物預設分崩離析，他更像是人品很差的脱口秀演員執掌了大權，除了作為世界最強國家之一的最有權勢的人物，除了他的內政外交政策制定瞬間可以影響全球政治局勢、經濟走勢和市場起伏，他更深知如何讓所有的注意力跟着他走，結果，特朗普幾乎天天把控新聞熱點。
我報道的主要領域是經濟和金融市場。報道這些方面的時間長了，也積累了一些心得，比如要想找出四個字涵蓋一切而不露竊，那就是“不確定性”：金融市場不管是漲是跌，都有不確定性在前方；經濟不管是好是壞，都有不確定性在潛伏。
特朗普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白宮變成了動盪不安、充滿不確定性的地方。和傳統上的美國總統、白宮代表治理國家的專業聲譽和公共威望不同，特朗普心血來潮、想一出是一出，和不同的人、不同的黨派、不同的國家爭強鬥勇。
去年初，時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何帆建議我寫一本書，類似於《把特朗普拉下馬的人》，這書直到現在我也沒寫。換句話説，直到現在和大多數人一樣，我仍不能信心十足地説，今年美國大選就是特朗普被拉下馬之時。拜登的團隊也一樣不能信心十足——即使近日拜登的勝選概率升至創紀錄的82.5%，即使拜登在全國普選一直維持早期的領先優勢，但有了2016年的前車之鑑，人們更懂得了什麼是“不確定性”。
所以，拜登突然（很可能也很短暫）的“火”，不過是我個人朋友圈中出現了一篇刷屏文章——這篇文章是10月6日拜登在葛底斯堡戰役一個半世紀後，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發表的22分鐘的户外演講，呼籲結束這個分裂的時代，結束仇恨和恐懼。
在美國，我發現特朗普身後的擁躉羣體經常掛在嘴邊一個自戀的頭銜：“沉默的大多數”，尤其是那些特朗普的華人支持者。事實是，他們真的在支持特朗普上非常不沉默，這也是為什麼在華人世界裏，拜登等了這麼久才在互聯網上“火”了一把，也是直到這時候大多數中國人才忽然發現，他們對這個真有可能把特朗普拉下馬的人知之甚少——即使在2008年到2016年八年間，拜登總計完成了超過100萬英里的空中旅程最後兩年，拜登作為時任副總統八次會晤中國國家領導人。
拜登並不擅長演講。在他之前，美國前總統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講更是著名到被直接歸類為美國曆史上為人引用最多之演説。拜登演講本身只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好的一次演講，但拜登的演講也許在各種不確定性之中傳遞出一個信號，他能為美國提供一些超出政策或意識形態的東西，也許會把特朗普拉下馬。
美國東部時間4月25日早上6點，76歲的前副總統拜登在推特上正式宣佈參加2020年總統大選，他解釋説，老將出馬是因為美國的“核心價值”、“世界地位”與民主制度“危在旦夕”。
在拜登的葛底斯堡演講中，他有一段話説，“我們站在這裏，應該再次考慮，當平等的正義被剝奪，當憤怒、暴力和分裂被放任，會發生什麼。今天，我環顧整個美國，憂心忡忡。這個國家正處於危險之中。我們彼此的信任正在消失殆盡，而希望愈發渺茫。太多的美國人已不把我們的公共生活看作調解我們的分歧的舞台，反而把它視為一個全面、無情、黨爭的場合。……我們已不把對方的政黨當成反對黨，而是把他們當成敵人。”
他説的美國現實一點誇張的成分都沒有。作為一個局外人和旁觀者，美國大選日益臨近，我也越來越擔心自己會目睹新時代的“美國內戰”——這是在和我的美國朋友們聊天后新生的憂慮。我認識的一些美國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達到了他們能容忍的臨界點。
因為剛剛出版了《親歷美國逆轉》，這本書成為我和很多美國朋友在疫情後首次見面的催化劑。有幾個美國白人朋友非常認真地告訴我，利用疫情在家工作的閒暇時間，他們研究了移民到其他國家的可能性。這些人富有、社會地位高，而他們移出美國的原因總結起來就是：憤怒、暴力和分裂在美國的當下被放任。
另外一些美國朋友因疫情失業在家，靠當優步司機賺錢謀生。他們告訴我另一個層面的社會現實：疫情最初打車的人一言不發，擔心説話會染上病毒；現在打車的人越來越想交流，一二句話後，話題就變成了對美國現狀的極度失望。
對美國總統這個職位比較經典的評論是，它是一種有韌性的制度 。拜登如果上台，會是一個好總統嗎？
和特朗普充滿了道德污點不同，拜登是一個更為傳統的、謙遜有禮的大伯。拜登更是民主黨的温和派，所以他的很多主張彰顯了民主黨的主張：比如保護“被遺忘的美國人”；關注氣候變化帶來的生存威脅；當年作為奧巴馬副手時獲得通過的公共衞生保險計劃，即奧巴馬醫保法案也會得到擴展，實施一項估計會為97%的美國人提供保險的計劃；推行可承受房屋和免費大學教育。
拜登是實打實的政治精英，職業政客：出生於一個愛爾蘭裔的中產階級家庭，畢業於特拉華大學，選修了歷史學與政治學的雙學位，隨後在1968年到雪城大學法學院修習法律博士學位，一路順風順水，1969年就獲許進入特拉華律師會。1972年拜登被選舉至美國聯邦參議院後不久，橫遭家庭變故，妻子和當時還是嬰兒的女兒在交通事故中去世，兩個年少的兒子重傷。
拜登30歲時出任參議員，成為當時美國曆史上排名第六的最年輕參議員，從此在政府部門奮鬥，曾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和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在奧巴馬執政時期任美國副總統。拜登深諳美國政治系統的運作程序和政治潛規則。雖然已有兩次參選總統失敗的歷史，但此次拜登押注於美國處於國家危機之際，人們更加渴望傳統的精英政治迴歸。
前不久面世的《經濟學人》雜誌用了封面文章《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對拜登經濟學邏輯的解讀是，什麼都做：7000億美元的疫情後經濟振興計劃，支持提升基本薪資至15美元/小時、強化工會角色、針對大型科技公司展開反托拉斯調查，增加大約3個點的財政赤字GDP比率，其中一半通過對大企業和富人加税解決。不過經濟學家們指出，美國新總統將面臨500萬以上的結構性失業人口和數十萬倒閉企業，將面臨戰爭時期之外最大的財政赤字和一蹶不振的企業投資，將面臨貨幣政策幾乎彈盡糧絕的窘境……就算是把特朗普拉下馬，拜登能否趟過地雷陣尚未可知。
拜登的國會生涯和副總統生涯為他的外交政策經驗加分很多。人們普遍預測他會摒棄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思維，支持多邊國際機構，與傳統盟友搞好關係。至於拜登主導的對華政策，在中美競爭的大背景下，將是新的不確定。
就像沒人知道拜登能火多久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