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張軍。王翀鵬程攝
52歲前，張軍有很多身份。醫生、律師、政協幹部，加上社會上的虛職，一張名片都印不下。52歲後，他成了勞改釋放犯、申冤者。三十年只做一件事——“正名”。
1990年，時任山西省政協政法辦公室主任、律師的張軍因代理一起農村土地糾紛案，被認為犯受賄罪、詐騙罪和教唆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罪，數罪併罰，獲刑15年。
曾經的榮耀和身份沒能讓他的申訴之路變得順暢。往後幾十年裏，張軍案先後經歷了兩次再審、兩次重審。2001年，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否定了受賄罪和詐騙罪，但維持了教唆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罪的定罪。直到現在，張軍也沒能擺脱這個“尾巴”。
當年山西省昔陽縣人民檢察院指控稱，張軍先後對龐家峪村的多名村民説：“這是土地，他們搬不走，你們要團結一致頂住不要讓他們把地分了”。他還特意向村民介紹了臨縣一個幾百名羣眾拿木棒、火槍暴力爭地的事例，教唆村民們掌握法院的動向，收集情況，向他報告。
山西省高院認為，張軍身為律師，知法懂法，本應依法勸解羣眾執行法院判決，但他卻煽動村幹部動員、組織羣眾抗拒執行判決，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和惡劣的影響。
罪犯的身份一直壓着張軍，讓他感覺抬不起頭。他揹着罪名過了31年，收集的案件材料摞得有近一人高。還專門繪製了一沓圖表，上面寫着各級公檢法單位和各級領導的名字。截至2020年12月5日，他已經寄出了4489封申訴信。
轉機出現在今年2月1日，申訴31年的張軍等來了再審通知書。“這輩子就幹這一件事，要在死之前給自己正名。”張軍説。
▲張軍收集的案件材料有一大摞，每份材料他都仔細看過。王翀鵬程攝
老張
張軍承認自己老了。
他今年83歲了，看起來比同齡人精神。一米八左右的個子，臉上皺紋不多，一頭濃密的灰髮梳得整齊。他經常穿襯衣、羊毛衫，腰間扎着已經褪色的皮帶，像個退休的幹部。
但仔細看，他的眼皮垂得幾乎蓋住了眼睛，走路時雙腳只能在地上摩擦，翻書的手時常發抖。白色的藥盒子和掉漆的大號保温水壺，成了他隨身攜帶的必備品。
老態還表現在記憶力上，他經常話説到一半就忘了主題，曾經倒背如流的時間和人名，偶爾也想不起來了。他還時常搞錯年份，比如把1994年的事説成2004年。
社區裏的鄰居都叫他“張大夫”或“張律師”，也有人按照他之前在政協工作時的職稱，喊他“張主任”。張軍總是客客氣氣，讓人叫他老張。
他們不知道，其實張軍還有個稱呼——“太原老張”。那是他在監獄服刑時的稱呼。
早些年，張軍腿腳方便時還經常下樓散步。他在樓後面的荒地上種蔬菜、鮮花，看到瓜果蔬菜長勢喜人才會露出一點微笑。但大多數時候，家人見到的他是嚴肅古板的。
孩子們從小就怕他，現在也和他不親近。他曾在過年時掀翻了兒子們的麻將桌，在大學讀書的孫女因為染了金髮，也被張軍狠批了一頓。兒子們結婚買房，張軍不出錢，有人説他不近人情，他一瞪眼：“沒錢就打光棍”。
妻子郭章梅也處處順着他，生活、飲食都按照他的習慣來。可這三十年，張軍的眉頭像被膠水粘住了，舒展不開。
1994年出獄後，張軍和妻子搬出了政協大院，在位於迎澤區的一個老社區租房子住。
房子只有六七十平米，被分割成兩室一廳，除了張軍居住的卧室略大些，每個空間都顯得侷促：廚房能容下一個人，客廳也只夠擺下一套沙發和一張木桌。除了牆上的幾幅書畫作品，屋子裏再沒有其他裝飾。
前幾年，張軍去看望一個老同事，對方住在一所設施完備的高檔小區裏。看着漂亮的高樓，張軍感慨：“如果不出事，説不定我現在也住這裏。”
但他只是想想而已。相比住的好壞，更要緊的是他的案子能否平反。
按理説，今年春節張軍的心情應該不錯。2月1日，他接到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電話，他申訴了31年的案子即將再審。法院工作人員還親自去家裏給他送了再審通知書。
親戚朋友們紛紛向他道賀。他嘴上説着“好啊”、“高興啊”，但臉上卻看不出半點喜色。
執拗醫生、高產律師
張軍曾有一段輝煌的過去。
他21歲考上了山西醫學院，當了21年醫生，從普通醫師升到院領導。他性格執拗，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有一次手術，因為助手縫合的樣子不好看，被張軍責令拆掉重新縫合。有醫生勸他，技術上沒問題，只是難看點。張軍不依不饒，最後只能按照他的標準重新縫合。
他想出版一本關於古代煉丹術的專著，沒人支持，他就用醫院的電爐和玻璃燒杯，自己研究了幾個月做丹藥，還因此治好了一位老領導久治不愈的皮膚病。
醫院偶爾會遇到醫患糾紛，不懂法的醫生們上了法庭，説不出法言法語，有幾次，原本是醫院有理的案子也敗訴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76年前後，作為院領導的張軍參加了法律函授班，三年學滿，正好趕上國家恢復律師制度，他順理成章考取了律師資格證。
十年間，張軍代理過一千多起案件。最多的時候，他一天出席三個庭審，是當地著名的高產律師。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他人生的高光時期。他被調往山西省政協，先後擔任調研室副主任和政法辦公室主任。
▲張軍曾是山西省政協幹部。王翀鵬程攝
當年的工作證上，47歲的張軍戴着黑色的方框眼鏡，穿西裝、打領帶。他住在政協大院裏，結交的都是各行各業有頭有臉的人物。在那個人均月工資幾十塊錢的年代，張軍代理一個一般的案子就能賺幾十塊錢。
他曾在人大的年會上，以一宗案子為例直問有關單位，如果你們能給被告人定罪，還要法院幹什麼？還有一次，他作為律師在法庭上把檢察官辯得説不出話，檢察官嘟囔，你收了黑錢？這麼賣力。張軍當庭要和檢察官對峙，讓對方拿出他受賄的證據。最後還是檢察長出面道歉才罷休。
出事前三個月，張軍還在省人大相關會議上抨擊縣法院。時任縣委書記很為難，試圖和他解釋，被他連珠炮似的懟了回去。
被告
因為這張“鐵嘴”，張軍也跌了跟頭。
1989年，他代理了一起農村土地糾紛案，那場官司敗訴了，自己也成了被告。
土地案發生在山西省昔陽縣城西部的龐家峪村。村前有一塊538畝的河灘耕地，之前一直被政府佔用，荒了多年。1986年，村民們自發分割了耕地，承包到户。鄉政府不同意，協同晉中行署（現晉中市）兩次給村裏下發文件，要求村民退出搶佔的耕地。村民不退地，1988年3月26日，安坪鄉政府將龐家峪村委會告到了昔陽縣法院。
張軍受政協領導指派，擔任村委會的代理律師。1989年4月1日，土地案在昔陽縣大禮堂開庭審理。
經過審理，昔陽縣法院認為，龐家峪村所佔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應交由安坪鄉政府管理。一審判決龐家峪村委會退還土地。龐家峪村民不服，向晉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1989年7月24日，二審法院書面審理了該案，駁回了上訴，維持原判。
1990 年3月，昔陽縣法院要執行龐家峪村土地權屬糾紛案。龐家峪村的村民堅決不退地，還和昔陽縣法院發生了衝突。七名村民因“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被法院逮捕。同年6月7日，昔陽縣法院決定以相同的罪名逮捕張軍。
▲村民被逮捕後，律師張軍也因為“拒不執行判決罪”被逮捕。王翀鵬程攝
逮捕行動並不順利。在政協的辦公室裏，張軍一揚手把逮捕證掀到地上，大聲説：“我不接受！”辦案人員只得強行給他戴上手銬，拿衣服矇住他的頭。幾天之後，張軍在政協的政法辦公室也被查抄了，貼上了封條。
張軍在昔陽縣看守所待了半年。1991年1月16日，昔陽縣法院開庭審理了張軍案，罪名改為“教唆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罪”。
除此之外，法院還認定了他犯受賄罪和詐騙罪。理由是他曾借打官司為由向龐家峪村索取18000元“實惠”，以及擔任太原某公司法律顧問時，騙取了公司香煙、健力寶等物品自用，並報銷了三張假的應酬發票。
一審判決，對張軍數罪併罰，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退還索賄、受賄和詐騙的全部贓款。二審山西省晉中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
在當年的報道中，昔日的名律師、政協幹部張軍是“法繩上的一條蛀蟲”。“宣判時，禮堂內外掌聲雷動，無不稱快，張軍那昔日專橫、狡詐的臉嚇得蒼白，渾身不停地抖動着。”
“都是假的！”即使已經過了三十年，泛黃的紙張還是被他的手指敲得嘩嘩響。
▲張軍被判刑後，多家媒體對案件進行了報道。王翀鵬程攝
張軍在陽泉市蔭營煤礦監獄住了三年多，因為身患重病辦理保外就醫，走出監獄。他沒了工作，被吊銷了律師證，斷了生活來源，曾一度靠着自己種菜和變賣之前收藏的書畫度日。
除了必要開銷，剩下的錢都用在了申訴上。
申訴者
從服刑時，張軍就開始申訴。現在他收集的案件材料摞得有近一人高。每份材料他都仔細看過，並用鉛筆在有問題的內容旁邊寫上批註。
他專門繪製了一沓圖表，上面寫着各級公檢法單位和各級領導的名字。乍一看，像一個賬本。每當在報紙上看到部門的人事調整，他就剪下來夾在表格後面。再寄申訴信時，表格上的名稱就變了。
怕申訴信寄不出去，張軍自己研究出一套方法：每次寄信前，他要順便寄兩個空信封，一封寄給自己，一封寄到朋友那裏。“如果兩個信封都收到了，就説明那批信都寄出去了。” 張軍説。截至2020年12月5日，他已經寄出了4489封信。
▲這些年，張軍寄出了4000多封申訴信。王翀鵬程攝
他還開始學着使用智能手機。他註冊了一個微信號，學了幾個月，只學會打字和語音通話。
龐家峪村的村民們也替張軍喊冤。他們每年都為他寫申訴狀。張軍還記得，有一年冬天，村民們冒着風雪，提着雞蛋和蘋果到他服刑的監獄探監。
同行和朋友們也在傾盡全力幫他。
1995年，山西省高院再審張軍案。
因為證據不足或情節輕微，省高院否定了此前昔陽法院和晉中中院做出的“受賄罪”和“詐騙罪”判決，但維持了“教唆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罪”的量刑，給案件留了個“尾巴”。
山西省昔陽縣人民檢察院指控稱，張軍先後對龐家峪村的多名村民説：“這是土地，他們搬不走，你們要團結一致頂住不要讓他們把地分了”。他還特意向村民介紹了臨縣一個幾百名羣眾拿木棒、火槍暴力爭地的事例，教唆村民們掌握法院的動向，收集情況，向他報告。
省高院認為，張軍身為律師，知法懂法，本應依法勸解羣眾執行法院判決，但他卻煽動村幹部動員、組織羣眾抗拒執行判決，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和惡劣的影響，事實存在，證據充分，構成犯罪。
2000年前後，山西省律師協會自發成立了“張軍律師維權案特別委員會”，原山西省律師協會常務副會長王錄林也在其中。他説，特別委員會設立了專案辦公室，為張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寫了無數份材料，邀請法律專家對張軍案進行論證；山西省律協主辦的《山西律師》雜誌全文刊載了張軍案的判決書、辯護詞和專家意見。
這期間，張軍曾看到過希望。
此後十幾年，張軍案又經歷了多次再審和重審。2007年，昔陽縣法院重審，曾指證張軍教唆的村民們集體翻供，當庭表示張軍從未説過“老人婦女打頭陣”、“團結起來頂住執行”之類的話，之前作偽證是受了刑訊逼供。
還有旁聽席上的一個農婦，直接高聲對公訴人説：“你念的證據就不是我寫的，我都沒見過張軍。”
申訴到底
後來張軍聽説，龐家峪村那片“惹事”的河灘地，當年判給政府之後荒了12年。2002年，昔陽縣政府將538畝地分給農民耕種。雖然案件並未改判，但也算結果圓滿。
但張軍始終沒能擺脱這條“尾巴”。
在反反覆覆的希望和失望中，張軍過了三十年。當年牽涉在案件中的人，大半已經不在人世。但張軍還沒“翻篇”。
這些年，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沒有什麼不同：種花、養魚、寫大字。陽台的上擺滿了他栽種的盆栽，以蘭花為主，也有仙人掌和不知名的小花；爬滿青苔的魚缸裏，幾條紅色的金魚緩慢遊動；簡易的桌案上擺着毛筆、筆洗和成卷的宣紙。
但只要提起案子，他就來精神了。他能一連幾天、每天滔滔不絕的講八九個小時，肚子裏的苦水似乎總也倒不乾淨。“我憑什麼要遭受這種待遇？”張軍一拍沙發，聲音洪亮，瞪着眼睛。
▲2月初，張軍和妻子在家裏整理案件材料。王翀鵬程攝
前幾年，張軍生了一場嚴重的病，朋友們都以為他不行了。過了一個多月，他的朋友單碧君接到電話，“他説，我又活了，還沒等到清白，不能死。”2月中旬，單碧君回憶。
張軍説自己變了。最近幾年變得不再較真了。“比如去合唱團指導唱歌，即使成員們唱得參差不齊，我也鼓掌；孩子吸煙喝酒，説兩次沒效果，就不再提了。”張軍説。
但在外人看來，這樣的改變並不明顯。
前幾天夜裏，有人向他詢問一個政協委員的名字，張軍想不起來。他半夜從牀上爬起來，從一摞摞材料中查到了名字才接着踏實睡覺。
2月初，張軍説，如果這次再審維持原判，他還要上訴。如果所有的程序都進行過，還沒能得到期盼的結果，他也能放下了。
但過了一週，他的説法就變了，“放不下！即使平反了，想起過去的三十年，我能放下嗎？我到死也放不下。”他拍着沙發，越説聲音越大。背後的牆上掛着一幅書法作品，“難得糊塗”四個毛筆字落在白色的宣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