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華盛頓8月29日電美國正在經歷又一波新冠疫情高峯。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顯示，目前全美日均新冠死亡人數達1100人，為3月中旬以來新高。隨着疫情惡化，美國政客再度掀起疫情甩鍋高潮，在繼續指責中國的同時，開始把矛頭指向拉美裔移民。
圖為3月30日在墨西哥邊境城市華雷斯一側拍攝的海地移民穿過布拉沃河從墨西哥試圖進入美國。（新華社發，佩納多攝）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根深蒂固，歷史上曾屢屢出現遇到疫情就指責少數族裔或外國人的情況。如今面對新冠疫情，美國政客故伎重施，大搞“醫學種族主義”，通過怪罪外國人和移民來轉移矛盾、甩鍋推責。但這對抗疫毫無幫助，最終只會作繭自縛，害人害己。
慣於污名化
就在變異新冠病毒德爾塔毒株肆虐美國之際，一些共和黨政客不思抗疫，卻把矛頭指向外來移民。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本月初在記者會上説：“無論是什麼毒株，它們都是從南部邊境傳進來的。”得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一面指責拜登政府允許可能攜帶新冠病毒的人自由進入美國，一面禁止本州各地實行強制口罩令。
美國《新聞週刊》網站評論説，部分共和黨人又退回到惡毒的舊把戲中，企圖通過指責外來移民轉移美國民眾注意力。
圖為7月26日，行人從美國紐約一家藥店的新冠檢測廣告牌旁走過。（新華社記者王迎攝）
縱觀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疫情中對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的污名化頻頻發生，這些“背鍋”羣體因此受到巨大傷害。
1832年，紐約暴發霍亂。起初疫情最嚴重的地區都是貧困社區，而這些地方往往愛爾蘭移民較為集中。不少紐約人於是將疫情歸咎於愛爾蘭移民，稱他們染病是“咎由自取”。
19世紀後期，美國排華情緒高漲，衞生官員和政客常常把中國移民同疾病和骯髒聯繫起來。1876年，舊金山暴發天花疫情，該市衞生官員立即將其歸咎於“無視美國衞生法規的中國人”。
20世紀初，對新移民的歧視在美國成為風潮。當美國東海岸暴發脊髓灰質炎疫情時，居住條件普遍較為惡劣的意大利移民中很多人染病，於是被指責造成疾病流行。
20世紀80年代初艾滋病出現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在沒有拿出有力證據的情況下，將來自海地的外來者列為高危人羣之一。
2014年西非發生埃博拉疫情，來自尼日利亞、幾內亞等西非國家的人成為被歧視對象。一個典型案例是，兩名尼日利亞學生只因來自疫情發生國就被大學拒絕錄取。
對這一段段黑暗歷史，《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以及《時代》週刊等美國媒體都進行過揭露。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納塔利婭·莫利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責怪移民、實行“醫學種族主義”的做法在美國有很長曆史。“隨着感染率上升，死亡率上升，找替罪羊的行為就會增多。”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喬納森·齊默爾曼日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歷史上每當有疫情暴發，美國總是把矛頭對準來自其他國家的人。“他們成為方便的替罪羊，免除了我們其他人對疾病和死亡的責任。”
害人將害己
分析人士指出，這些歷史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國社會長期以來的嚴重種族主義問題。種族歧視積重難返，像病毒一樣肆無忌憚地傳播，加重了疫情期間社會的排外傾向和極端情緒。
這是2020年4月22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日落時分的國會大廈。（新華社記者劉傑攝）
美國聖克拉拉大學副教授謝麗·王（音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誹謗少數族裔——特別是在危機來臨時，這種做法在美國曆史久遠，其根源是白人至上主義以及對白人力量被削弱的恐懼。有些美國白人經常鼓吹種族謬論，將其他族裔描繪成比白人低下、骯髒或危險的羣體。
“醫學種族主義”的結果往往是誤導公眾去責怪少數族裔或外國人，卻忽視自身防疫措施，導致疫情防控不力。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裏弗賽德分校副教授金·伊·迪翁專門研究過“疾病政治化”問題。她指出，如果普通民眾將一種疾病看成是外國人才會有的，他們就不會採取預防措施，自身感染風險就會加大。
比如，此次疫情期間，曾有堪薩斯州官員宣稱其所在地區不需要執行嚴格的公共衞生措施，因為那裏“沒有幾個中國人”，很安全。
如果説在歷史上的一些疫情中，對少數族裔和外國人污名化還有部分原因是人類對傳染病原理缺乏科學認識，那麼在醫學發達的今天，這種行為則完全是政客們為了掩蓋自身抗疫失敗甩鍋推責，利用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偏見有意而為之。
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齊默爾曼認為，美國本可通過給更多人接種疫苗、要求戴口罩等預防措施來遏制新冠疫情，但在確診和死亡人數最多的一些州，政客們不是在努力改進人們的防疫行為，而是對邊境以外的人指指點點。
南加州大學教授莫利納説，對政客們來説，責怪來自其他國家的人，而不是選民或自己，總是要容易得多。這種情況短期之內是不會改變的。（參與記者：孫丁、楊士龍、張墨成）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