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變局下的中日關係及重塑國際合作——邁向邦交正常化50週年的思考”為主題的第17屆北京—東京論壇10月25日開幕。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華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楊伯江
在雙邊政治與外交分論壇中，擔任中方主持人的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華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楊伯江表示，面對國內存在的情緒，中日兩國有識之士應該扮演影響者或引領者，而非迎合者。在核污水排放問題上，日本缺乏與周邊鄰國的協調。明年7月日本參議院選舉前，希望日本政治家不要受國內因素影響，不要黑化中國、抹黑中國。自由民主並不是西方的特權，日本在對華關係上過分強調和西方一致，這不是聰明的做法，是不值得誇口的。
兩國有識之士應做國內情緒的引領者而非迎合者
雙邊政治與外交分論壇議題為“大變局下中日在亞洲及世界事務中的作用”，中方嘉賓有中聯部原副部長劉洪才，中國駐日前大使程永華，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等；日方嘉賓有日本參議院議員豬口邦子，原外務大臣川口順子，原駐華大使木寺昌人等。
楊伯江表示，他贊同論壇日方嘉賓提出的一些觀點，例如中日之間目前最需要的是對話和合作，亞洲不要重複歐洲過去戰爭的歷史，以及對亞洲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地區，中日之間應該形成一個共同的願景。他同時建議，中日之間應該展開戰略對話。
中日邦交正常化將在明年迎來50週年。“面向50年知天命之年，首先要有一種自我反思的意識和覺悟。”楊伯江説，本屆論壇首日聽會過程中，他感到似乎日方的怨氣比較重，“總是給人怨懟的感覺。其實這裏邊我們要了解和學習的東西太多了。”
楊伯江説，他贊同日方嘉賓豬口邦子有關中國應該做規則的制定者，而不是規則的遵循者的觀點。“同樣，我們這些人都處在一定的位置上，應該在國內的情緒面前扮演一個影響者或者是引領者，而不是迎合者。其實在很多時候，我們自己認為的國內的常識，也許對世界來説就是非常識。”
日本在核污水排放問題上缺少與鄰國的協調
談到國際協調的問題，楊伯江舉例説，戰後日本外交所奉獻的國際協調，是相對於1933年退出國聯而言的，是和美國、歐洲之間的協調。“在核污水排放問題上，日本強調我已經國際協調過了。和誰協調了？是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美國協調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最直接受害的是周邊鄰國。難道不應該協調嗎？難道不應該納入國際協調的範圍嗎？”
關於人權、人道問題，楊伯江説：“核污水入海問題難道不是一個人權、人道問題嗎？對話的價值就在這裏，通過互相指出問題，也許才能讓對方意識到，原來我有這樣的缺點，我有這樣的毛病。我們要讓對方知道，同時我們要貴於自知，我想這就是對話的價值所在。”
針對日方嘉賓的犀利言辭，楊伯江表示，如果日本百分之百地從美日同盟獨立出來，對中國在戰略上是好事還是不好的事？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希望日本政治家在參議院選舉時別抹黑中國
作為雙邊政治與外交分論壇主持人，楊伯江提出三點總結。
第一，面向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我們要積極進取，同時要切實可行，特別是要避免國內政治對於兩國關係的影響。“明年7月是日本的參議院選舉，我希望這種政治的季節，國內的因素不要影響到政治家關於外交，關於對中國的表態，不要黑化中國，不要抹黑中國。”
第二，中日之間應該就亞洲的未來和中日關係的未來，進行共同的切磋和研討。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北京—東京論壇舉辦之前，可以由雙方的學術界或智庫機構拿來一份共同的研究報告，形成明年這屆論壇的特色。報告必然會涉及到價值觀，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彼此應該秉承着一種開放的態度，也就是日方在論壇中反覆強調的《論語》的精神，“君子和而不同”。
日方嘉賓在討論中多次提到“在自由民主價值觀上，日本和西方國家高度一致”。對此，楊伯江回應説，自由民主並不是西方特有的，並不是他們的特權。在日本的周邊外交，在日本對華關係的處理上，過分強調日本和西方一致，這不是聰明的做法，不是明智的做法，是不值得誇口的一件事，因為它可能成為一種障礙。
第三，要加強在兩國的高校和研究機構中青年學者、青年知識分子的交流。楊伯江舉例説，中國社科院在2019年7月1日開始實施一個項目，中方出資20萬元邀請10位日本青年學者到中國訪問。中方組織他們去甘肅民勤縣瞭解防沙治沙的經驗。楊伯江説，這樣做是為了讓日本青年學者看到一個“等身大的中國”，既不誇大也不縮小。“中國並不僅僅是北上廣深，也有貧窮落後的地區。但是中國人非常勤奮，非常勤勞，在通過自己誠懇的勞動來實現對生活的改善和人生品質的提高。”
楊伯江説，他還記得第一次與這些日本青年學者見面的時候，對方的眼神、目光不是很友好。但今年活動進展到第三年，對方提出的議題已經是一些非常實際的合作，比如雙方共同開發混動汽車，還有智慧城市的共同設計開發。“我想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個人非常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