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康樂橋又迎來了一年中最擁擠的時候。“這是廣州人氣最旺的一座橋。”初來乍到的江小禾站在康樂橋頭，身旁領她入行的同鄉大姐邊走邊對她説。她卻將信將疑：偌大一個廣州，“人氣最旺”的竟然不是那些橫跨珠江的大橋，而是眼前這座只有兩車道寬、十幾米長的不起眼的小橋？然而，就像每個剛從湖北老家來到康樂村的同鄉一樣，不到半天，江小禾就打心眼裏認同了這個説法。
這裏是廣州著名的“製衣村”。在城中村老舊的握手樓之間，街巷蜿蜒，大大小小的製衣廠遍佈其間，向外探出五顏六色的招牌和橫七豎八的電線。窄窄的街面上，人頭攢動。拉貨的電動車和破舊麪包車急促地按着喇叭，在人流中艱難穿行。每隔幾分鐘，就有一輛載着幾米高垃圾的三輪車匯入其中，它們負責運輸這裏每天產生的數十噸廢料。城中村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維持秩序的城管不得不手拉手將人羣向兩邊驅趕，他們手裏的喇叭在發出尖厲的“嘀嘀”聲後，循環播放着：“招工靠兩邊，別擋路中間！招工靠兩邊，別擋路中間！”
製衣村的主幹道被堵得水泄不通。雷冊淵 攝
載着幾米高垃圾的三輪車，它們要負責運輸每天產生的數十噸生產廢料。雷冊淵 攝康樂村與其東西相鄰的鷺江村、五鳳村一帶，在廣州服裝業界曾名噪一時。目前，國內一半以上的中低端服裝成衣仍產於此。這裏見證了改革開放後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的奮鬥多艱，也孕育了許多苦盡甘來的創業神話。而最近讓這裏備受關注的，是江小禾眼前所見的、足以讓她這樣的外來者驚詫的奇觀——以康樂橋為起點，向東延伸的近兩公里的道路兩旁，製衣廠的老闆們密密麻麻地排隊等着被工人挑選，工人們則來來回回、討價還價、反覆掂量。近一個月來，這樣的招工景象在各個短視頻平台上廣泛傳播，“廣州製衣廠日薪700元，月薪上萬元卻招不到工人”的新聞更是登上了微博熱搜。然而，或許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才會明白，奇觀背後，不僅有廣州乃至珠三角服裝產業的興衰變遷，更有行業轉型、舊城改造、新型用工方式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傳統制造業的競爭、選擇和覺醒。
“招個工人比找女朋友還難”▽早上7點剛過，康樂村已經熱鬧起來。製衣廠的老闆們或是負責招工的工人們紛紛推開廠房大門，從街巷深處擁到主幹道上，並排站着。他們手裏拎着自家的樣衣，T恤、衞衣、雪紡衫、牛仔褲，或是一些花邊、拉鍊……有的人會舉一張小紙板，上面寫着“電剪”“四線”“大燙”“尾部”等招聘的工種名稱。更多的人則連紙板都省去了，與往來者的三言兩語之間，他們便能明瞭彼此的需要，比如每件工錢多少，總共多少件，能幹幾天……
站街排隊等着被工人挑選的老闆。雷冊淵 攝熟門熟路的打工人邊走邊看，不時停下腳步，拿起老闆手裏的樣衣仔細端詳。衣服的布料、樣式，甚至有幾條縫線、幾組花邊、幾個衣兜，都是他們要反覆考量的，因為這些決定了做工的難易程度，也決定了每件衣服的耗時和工費。每個人都在心裏快速盤算着，自己幹一天能賺多少錢。一旦有更高收益的工作，他們很快就會轉投下家。53歲的老劉已經在這裏站了快一個月了。與別人不同，他將一塊顯眼的大紅色廣告牌豎在地上，斗大的“誠招”二字下面寫着頗具吸引力的招聘條件：“本廠500平方米、主要生產女裝上衣，因生產需要，特招能吃苦耐勞、有共同目標的精英加盟。”其中指導工每月薪酬1萬元以上，電剪8000元以上，此外還招車位、尾部、質檢、大燙等工人，薪酬最低也有五六千元，並且包吃包住。然而，即便開出高薪，招聘的效果也並不盡如人意。“從正月初九到現在就招到兩個人，還不一定能留得住。”老劉愁容滿面，他的製衣廠年後上工率只有60%，無法滿負荷生產，“現在是活多工人少，工人選擇多，老闆就得求着工人。”
又是無功而返的一天，老劉只能拎着招聘廣告回家。雷冊淵 攝面臨困境的不止老劉一家。恰逢節後趕製服裝的旺季，説到招工難，幾乎每個製衣廠的老闆都有一肚子苦水：
“前幾年四五百塊一天就能招到工人，今年日薪已經開到500塊以上了，還是沒有人來。”
“以前一件風衣的工費最多20塊錢，現在已經27塊了，怎麼還沒人做？”
……
打工人們通過樣衣仔細考量工序的難易程度，進而與招工者討價還價。雷冊淵 攝在全國牛仔服飾生產中舉足輕重的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招聘者站街被工人挑選的場景也在上演。一家牛仔服裝生產企業的招聘負責人花了一整個星期都沒能招到一個合適的工人，站在街邊嘬着煙頭連聲抱怨：“這年頭，招個工人比找女朋友還難！”工人去哪兒了？▽其實招工難並非今年才出現的新鮮事。廣州銀創服飾的老闆胡濤説：“當年我進工廠時，要托熟人介紹，要交保證金，孝敬老師傅的煙、酒都不能少，因為那時要找一個打工的機會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可是最近十年，情況完全反過來了，‘人找活’變成了‘活找人’。”老闆和工人的處境、話語權戲劇性地顛倒了過來。
被稱作“手藝活”的傳統制衣行業，“高薪”背後更多則是機械化的重複勞動和超長的工作時間。雷冊淵 攝從更大範圍來看，招工難似乎是目前製造業的普遍難題。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跨省流動的農民工總量比上年減少1.1%，在珠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數量更是減少了2.6%。近年來，珠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的傳統制造業，因為“用工荒”而上演搶人大戲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
工人去哪兒了呢？
數據顯示，2019年，東部地區吸納就業的農民工減少，中西部地區吸納就業的農民工繼續增加。2020年，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下降2.7%，而本地農民工人數僅下降0.4%。
也就是説，在我國全面脱貧和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隨着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和小城鎮就業機會增加、收入增長，相較於外出打工，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留在家鄉工作和創業。
廣州萬馬龍服飾的老闆範豔對此深有感觸。她的服裝品牌在廣州小有名氣，除了番禺的工廠，她在世貿服裝城和白馬服裝城也擁有自己的檔口。她説，年前，一個跟了自己5年的老員工因為要回家帶孩子，向她請辭，她怎麼留也沒有留住，非常可惜，而最近幾年，這樣的情況不在少數。
許多製衣廠因為人手不足而無法滿負荷生產。雷冊淵 攝此外，年齡增長也是勞動力迴流的重要原因。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9年全國農民工平均年齡已經達到了40.8歲，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佔比接近25%，而16歲到30歲的青年一代農民工佔比下降至25%左右。“老一代的農民工年紀大了回家了，有些積累的中年人寧願回家開個小店、做些生意，方便就近照顧老人、孩子。”銀創服飾的招工負責人彭姐説，“現在願意進廠打工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你看這車位上，放眼一望，哪裏有什麼‘90後’‘00後’呢？”
廠房裏難見“90後”“00後”的身影。雷冊淵 攝沒有贏家的博弈▽在製衣村，幾乎每一塊招工廣告上都有這樣一句話“夫妻優先，長工優先”。夫妻工、熟練工、長期工，這些都是製衣廠渴望的穩定因素，而現在，他們愈發成了一種稀缺資源。多年前，精明的製衣廠經營者們在覺察到這一苗頭時，就將希望轉而寄託於一種更加“簡單粗暴”的用工方式——僱用零工。在這裏，幾乎每個製衣廠老闆都嘗過僱用零工的甜頭。剛開始，他們只要在市場上開出與長工的平均日薪相當的薪酬，就會有源源不斷的人前來應聘。零工不僅靈活性強、隨需隨招，更能適應製衣廠緊跟市場、快速供貨的節奏，而且沒有合同、不包吃住，減輕了經營者的負擔，故而廣受歡迎。製衣村的土壤培育出了早期“草根版”的零工經濟。在規模較大的製衣廠，長期工和零工的人數比例基本維持在1∶1。而在規模較小的製衣廠或家庭作坊，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長工，其餘三分之二都是根據訂單情況隨需隨招的零工。
康樂村中家庭作坊式的製衣廠。雷冊淵 攝然而近年來，隨着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轉移，依靠龐大的、流動的零工羣體維持生產的製衣廠，漸漸感受到了壓力。“以前零工好招，製衣廠只顧短期利益，不願意養太多長工。現在工人少了，去年一個尾部開到600塊一天都沒人做，泡沫太多。”胡濤説，“許多製衣廠老闆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現在的工人便宜的不做、複雜的不做，市場都給搞亂了。比如一件衣服，我們出7塊工錢，他們轉頭在微信羣裏一發，集體抬價抬到10塊，低於這個價格就沒有人做，我們只能認栽。”廣州騰飛服飾的老闆張亮無奈地説，“招工年年難，人工天天漲，今年的人工成本比去年起碼高了30%。”在製衣廠經營者們承受用工市場反噬所帶來的切膚之痛的同時，打工者也有自己的悲喜故事。在康樂橋西頭，劉飛站在路邊的一處屋檐下躲雨。他1986年出生，16歲就到了廣州，如今已經在康樂村幹了十多年製衣。他的工種是“四線”，就是用四線包縫機將服裝的不同部位進行縫合、包邊。每天工作的14個小時裏，他能打五六百件衣服，這在四線工人中已經算得上是中上的產量，此時他臉色卻有些陰鬱。原來，他之前的老闆本來跟他約定了2個月的工期，可他剛乾了十多天，就收到了老闆發來的信息，通知他第二天不用來了，還微信轉賬結清了他前一天的工資，566元。“媽的，真是卸磨殺驢。”劉飛憤憤地咒罵道，因為臨時被開，他不得不走上街頭重新尋找一份工作。旁邊一位中年大叔聽了，走上來安慰道：“算了，這裏就是這樣的。”大叔説，前幾天趕上年後行情好，T恤鎖邊原本每件0.8元的工費，一家制衣廠的老闆給他漲到了1.5元一件。大叔手腳麻利，工量超過了老闆的預估，沒想到結賬時，老闆硬是把工費壓到了1元一件，讓他拿錢走人。
臨近傍晚，劉飛（左）和工友何城明（右）一天仍未找到合適的工作。雷冊淵 攝事實上，這些遭遇，每個在製衣村裏摸爬滾打的打工人都經歷過。在這場招工者與打工者的博弈中，似乎沒有人是贏家。失落的製衣村▽劉飛的失落嵌在整個製衣村的失落裏。不過他仍説，自己有幸見證了廣州製衣村最後的輝煌。製衣村的神話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彼時，廣州全面整頓市容市貌，一些原本在海印橋橋底擺地攤賣毛線的“走鬼”（流動小攤販）輾轉來到中山大學南門對面。後來，那裏的買賣漸成氣候，著名的“中大布匹市場”應運而生。
新港西路上的康樂村牌坊，馬路對面即為中山大學。雷冊淵 攝而緊鄰中大布匹市場的五鳳村、康樂村和鷺江村，則因城中村低廉的房租和城市管理的空白，吸引了大量外來務工者，並發展出一條完整的製衣產業鏈——客户前腳在布匹市場訂購面料，後腳就到製衣村裏的工廠下單，裁剪、縫製、熨燙、印花、貼鑽，快則當日就能完工，慢也不過三五天工時。服裝出廠後，經由十三行、沙河等批發市場，銷往全國各地。
依託中大布匹市場，製衣村發展出了一條完整的製衣產業鏈，客户前腳在布匹市場訂購面料，後腳就能到製衣村裏的工廠下單。雷冊淵 攝巔峯時，這裏聚集了1萬多家制衣廠，容納着超過30萬名外來務工者，是廣州最大的服裝生產集散地之一。張亮還記得，“那時，整個村子就像一座不夜城，燈火通明，機器24小時不停運轉。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掙錢，幹得困了就睡在裁牀上，耳邊聽着機器在轉，就像在聽致富經一樣滿足。”像許多信仰“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打工人一樣，他從最低端的一線工人做起，一路奮鬥，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工廠。也正是在那時，整個製衣村的發展達到頂峯，呈現出其他地方難見的繁華。然而，好景不長，服裝產業幾度洗牌，製衣村的發展也漸漸顯露出疲態。仍停留在低端模仿和粗放發展階段的製衣廠，不僅面臨着招工難的困境，日漸高企的房租和原材料費用壓縮着利潤空間，它們在激烈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最直觀的反映來自村中張貼着的大大小小的“轉讓”廣告。一般，廣告只會寫明廠房面積和設備的品種、數量，然而最近幾年，標註“接手便可生產”的廣告越來越多了。
製衣村的信息欄中，轉讓製衣廠的廣告和招工的廣告數量不相上下。雷冊淵 攝這與廣州服裝產業的整體發展背道而馳。根據天眼查提供的數據，2020年，廣州新增服裝相關企業3527家，年度增速達到了5.64%。於是，當許多人開始反思低水平、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大城市的走向時，才猛然驚覺——曾經輝煌一時的廣州製衣村，在產業轉型和城市發展的進程中掉隊了。舊改啓動的未來▽同樣失落的，還有初來乍到的江小禾。因為沒有技術和經驗，她在同鄉大姐的引薦下，進入了康樂村的一家貼鑽作坊，從最簡單的工序做起。整整一個下午，她坐在一台粘燙機的尾部，將它吐出的粘滿水鑽的布料上的塑料膜揭去，然後再將布料碼放整齊、捆紮打包。她的手被燙到好幾次，膠水發出的刺鼻氣味也讓她難以忍受，還有最關鍵的，這裏的薪水實在太低了，每小時只能賺15元……這份工作對於江小禾這樣的“90後”來説，顯然不具備什麼吸引力。機械化的重複勞動、超長時間的工作、嘈雜簡陋的環境、被工位限制住的自由……這裏一切都讓她想逃離。江小禾開始後悔，自己當初為什麼沒有跟小姐妹一起去學習美甲。在製衣村，即便薪酬會隨着招工難的局面水漲船高，但也遠遠趕不上年輕人對於人生視野的期待。行業缺乏前景，成為制約新一代打工人加入的“天花板”。相反，第三產業的蓬勃發展和新興行業的不斷湧現，給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快遞員、外賣員、美容師、代駕員……這些工作不僅比流水線上的工作更加靈活、自由，也更能讓人接觸到廠房外面那個五光十色的世界。製衣村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不僅如此，盤踞城市中心地帶30餘年的製衣村發展到當下的規模，早已與城市規劃和功能產生了巨大沖突，比如低端的業態、髒亂的人居環境、阻塞的交通……於是，政府不得不扮演起引導產業轉型和城市更新的關鍵角色。
城中村的道路已經遠遠不能負荷當下交通的需要。雷冊淵 攝
在製衣村，一個單間的月租為600元-800元不等，而像這樣零工租住的牀位，每晚只需13元。雷冊淵 攝
今年1月21日，鳳和聯社召開康樂村、鷺江村社員代表大會，合生創展正式成為鳳和（康樂村、鷺江村）更新改造的合作企業，改造金額約346.67億元，是廣州舊村改造歷史上投資金額最大的舊改項目。這標誌着康樂村、鷺江村片區的更新改造正式進入實施階段。在未來三到五年內，製衣村將成為歷史。夜幕降臨，曾被布商們稱為“小香港”的製衣村依舊燈火通明。江小禾走出康樂村村頭的石牌坊，彷彿一腳踏回了現實世界。望着不遠處的廣州塔，她把製衣村的故事留在了身後。（應受訪者要求，江小禾、張亮為化名）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原創稿件
作者：雷冊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