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欒若曦）當地時間1月20日，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將正式宣誓就職。據美聯社報道，拜登將在就職日簽署關於應對新冠疫情、經濟低迷以及種族歧視等十幾項行政令。
拜登上台後，在內政方面將面臨哪些挑戰？近日，新京報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衞東，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謝韜教授。專家表示，應對疫情和恢復經濟是拜登政府面臨的緊迫的兩個問題。此外，拜登政府在接過特朗普留下的“爛攤子”後，需要重建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拜登上台後面臨的首要挑戰是疫情防控
新京報：拜登上台後在內政方面將面臨哪些挑戰？
王勇：拜登上台後面臨的首要挑戰就是疫情防控，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很難談及實現其他目標。另外就是美國政治極化的問題，如果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對立、衝突不斷延續下去，將導致美國政治陷入混亂，政府也會空轉，拜登政府也難以實現其既定政策目標。
劉衞東：我認為對於拜登政府而言，應對疫情和恢復經濟是緊迫的兩個問題。種族不平等以及兩黨間的對抗則是較為長期的挑戰。
謝韜：拜登現在面臨的挑戰首先是疫情，目前美國確診人數越來越多，如何控制疫情是最迫切的問題；其次就是如何在1月6日國會大廈暴亂事件之後，重建美國民眾對美國政治體制的信任。
新京報：在應對疫情方面，你如何看待拜登即將頒佈口罩令？
王勇：在新冠疫情期間，一個小小的口罩卻成為了兩黨選舉政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符號，這也是美國政治極化在疫情期間的表現。雖然拜登推進一系列應對疫情的策略，但是美國疫情“積重難返”，拜登上台後在控制疫情方面很難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從其他國家的抗疫經驗來看，想要控制住疫情，政府和社會必須上下齊心。
劉衞東：佩戴口罩在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化議題。但如果不是特朗普執政，口罩也不會被高度政治化，特朗普故意炒作這一議題，把它變成了國內不同黨派之間對抗的主要議題。
即便沒有新冠疫情，共和黨和民主黨人在價值理念上也有很大差異。民主黨人講究“大政府”概念，希望政府通過税收來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縮小不同階層之間經濟條件的差距。而共和黨人對這一點極為反感，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通過自我奮鬥來改善經濟條件，政府過度介入不僅是多管閒事，還傷害了那些奮鬥者的熱情，不能讓勤勞的人用自己的收益來補貼懶惰的人。
疫情出現以後，民主黨強調每個人都有義務保護自己、保護他人，而共和黨主張個人權利不受任何干涉。關於口罩的爭議，彰顯了兩黨間價值觀念的對抗。
拜登上台以後，通過簽署行政命令來強迫大家戴口罩，推行起來會遇到很多麻煩。部分州可能會進行抵制，甚至引起法律糾紛。
謝韜：由於文化不同，部分美國民眾將佩戴口罩視為對個人權利的限制。不過，現在美國國內確診病例不斷增加，新冠病毒還出現了變異，民眾也意識到了疫情的危害，佩戴口罩的意願已經有所提升。但關鍵在於口罩令的具體操作，拜登上台之後，推行口罩令可能會遇到一系列麻煩，偏向共和黨的州也許會提出抵制、示威遊行甚至引起法律糾紛。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拜登推進疫苗接種等抗疫措施？
王勇：鑑於疫情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嚴重，拜登政府提出重視防疫、疫苗分發與接種工作，只有民眾不斷加深對疫情的認識，疫情才會逐漸受到控制。
劉衞東：一方面，拜登希望通過擴大疫苗覆蓋羣體，讓更多民眾直接受益，提高民眾對新一屆政府的評價。另一方面，這也會反推疫苗生產企業加速生產，加快第二針的供應。可否在4到6個月之內給美國60%的人打上疫苗，將是考驗拜登政府抗疫能否成功的關鍵性指標。
目前美國新冠疫情仍處在“戰略相持階段”。拜登的抗疫措施多為“被動”選擇，想要真正在抗擊疫情方面取得成效，進入“戰略反攻期”，他不僅要開足馬力，儘可能地調動一切能夠生產疫苗的機構，保持疫苗供應，最重要的是提升民眾在自我防護方面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拜登與哈里斯等官員主動直播自己接種疫苗的過程，也是希望能夠通過“領導人效應”來消除民眾對疫苗的懷疑。
謝韜：推進疫苗接種工作主要有兩大難點。一方面，疫苗需在極低温環境下保存，這對於運輸與儲存都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另一方面，接種疫苗並不是強制行為，部分美國人出於對疫苗的反感與不信任，並不會前往接種。拜登“雄心勃勃的”接種1億劑疫苗的計劃更多是一種政治上的表態，未必會達成。總體而言，拜登上台後在控制疫情方面很難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拜登政府需建立廣泛跨黨派政治共識
新京報：拜登作為新任總統，應該如何着手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謝韜：拜登可以從三個方面着手。首先，需要聯合眾議院議長、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向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發出友好信號。此前，麥康奈爾頂着來自特朗普的巨大壓力，為了維護選舉體制，公開與特朗普分道揚鑣，承認拜登是下一任總統。如今，國會的兩黨領袖應該公開表態，告訴民眾美國政治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幕已經過去了，並且反省此前的行為，向民眾承諾，今後在重大立法問題上，兩黨會盡量避免各行其是、完全與對方唱反調的行為。
其次，拜登政府尤其要避免給民眾留下“秋後算賬”的印象。特朗普現在“樹倒猢猻散”，越是對特朗普緊追不捨，通過司法部或者多州政府對他提出刑事訴訟，越會讓共和黨人覺得拜登在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趕盡殺絕”，引起共和黨人的不滿，起到反作用。
最後，拜登上任後，作為美國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應該公開反思美國政治體制在過去一段時間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同時主張團結美國，而非分裂美國，號召民眾擱置原來的誤解、放下兩黨間的憎恨，試圖理解對方，並在美國範圍內以NGO組織的形式，對這些問題進行公開討論。
新京報：拜登作為新任總統，應該如何着手處理政治極化問題？
王勇：拜登在講話中反覆提及要成為“全體美國人”的總統，放下彼此之間的對立，建立更廣泛的政治共識。首先，拜登在內閣組成方面也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考慮兩黨合作，吸納一部分温和的共和黨人進入政府。其次，建立廣泛跨黨派政治共識，參眾兩院不僅是兩黨進行政治爭鬥的場所，更應該是一個建立共識的場所。
當然這點非常難做到，這也和美國的選舉體制相關。美國選舉過於頻繁，一次選舉的結束意味着下一次選舉的開始，政客為了連選連任，就必須要迎合特定選民人羣，獲得政治獻金，而美國社會當前嚴重撕裂，特別是上層權力精英與中下層民眾之間的對立極其嚴重。因此，我認為政治極化和社會的分化對立是密切相關的。
拜登政府經濟救助計劃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拜登公佈的經濟刺激計劃？
王勇：此前，美國已經通過了兩次經濟救助計劃，不過它們的作用僅僅是紓困而已，幫助解決民生問題、為中小企業提供補貼，但對於幫助美國經濟恢復實質性增長並沒有提供太大幫助。
經濟救助不斷增加，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沉重的財政負擔。美國財政赤字越來越嚴重，貨幣政策的空間越來越有限，債務水平不斷攀升，消耗了美國未來恢復經濟增長的潛力，由此可能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未來的財政政策，包括髮展美國的基礎設施、科技產業等，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很明顯，拜登政府也願意對此進行投資，民主黨主張積極的政府幹預。但民主黨的理念與政策必然受到共和黨的抵制。此次大選後，民主黨在眾議院領先的席位減少了，在參議院也只是處於和共和黨打平的狀態。儘管出現了民主黨全面執政的局面，但是，民主黨對於兩院的控制程度是很脆弱的，這種局面將影響拜登政府政策的推出和執行。2022年中期選舉將對民主黨形成很大的挑戰。
劉衞東：我認為目前的經濟刺激計劃更多體現在救助方面，而不是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但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讓美國的財政預算赤字不斷攀升，這可能會迫使拜登政府儘量節省在其他方面的開支，增税、降低利率或者增發貨幣。
兩黨在恢復經濟方面的理念也存在着明顯差異。共和黨人認為想要促進經濟增長就必須開工、開學、開業。民主黨人則堅定認為，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有條件地去開工開業。拜登上台之後，還是會根據民主黨的規劃來推進，先防控疫情，再想辦法控制經濟下滑，最後考慮經濟的回升，單純靠政府刺激是沒有辦法恢復經濟的。
民主黨對於參議院的掌控非常“脆弱”，民主黨黨內對於經濟刺激方案同樣存在分歧，屆時有一名民主黨議員不認同拜登的理念，哪怕只是棄權，拜登倡導的法案就會很難推行。
謝韜：拜登上台後想要通過經濟刺激計劃並不容易。儘管民主黨在參議院與共和黨平分席位，屆時將由哈里斯作為副總統以參議院議長的身份投出關鍵一票，但根據參議院規則，共和黨依然可以採取多種途徑阻撓立法程序。
美國不大看重需求側的刺激，而是更多地做供給側改革，所以這些措施往往會受到共和黨的反對，因為這些舉措的實際後果是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共和黨可能會要求在其他方面減少開支，例如社會福利開支等。
而且，經濟刺激計劃未必會起到太大的作用。關鍵因素之一在於，美國人沒有儲蓄的習慣，再加上美元的強勁，美國人容易出現超前消費、信用透支等情況。
另外，換個角度來看，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道瓊斯指數一直在漲，但美國的經濟並沒有變好。那是因為道瓊斯指數所體現的增長只是一種財富的增長，並不代表就業的增長。
財富和就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財富的增長是指賬面上的數字變多了，但是這部分財富並沒有再用於投資、僱傭工人、創造就業。所以，雖然財富得到了增長，但是就業機會沒得到增長。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拜登提出的要對富人徵税的税改計劃？
王勇：拜登的徵税計劃基本方向是對的，美國社會貧富差距過於懸殊，必須通過徵税來解決。但徵税無疑動了富人階級的“奶酪”，勢必會招致他們的反對，他們將動用遊説力量與政黨政治的代理人影響拜登的政策方向。所以對於拜登而言，採取温和漸進的政策會更加穩妥。
劉衞東：其實增税的直接後果是對經濟不利的。不過，目前政府預算赤字過高，他需要通過增税填補空缺，保證國民基本開支。拜登也不敢過分徵税，否則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且，拜登是向高收入羣體加税，此前特朗普的税改計劃，最終導致富人減税更多，拜登此舉也是為了取得平衡。
謝韜：我認為，徵税不光是拜登的競選承諾，也可能是他必須做的一件事。但民主黨是否有這樣的政治決心去完成這件事，可能要打個問號。
最近不少報道分析，當年民主黨人指責共和黨人背靠大財團、投行，認為他們是資本家的政黨。現在情況正好反過來了，民主黨的金主來自好萊塢、硅谷以及華爾街投行。如果拜登要對富人徵税，在國內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反彈，而且會受到共和黨的攻擊。
美國種族問題不太可能短期內解決
新京報：過去一年中，全美多地都發生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示威活動。拜登上台後，解決種族不平等問題方面又將面臨哪些挑戰？
王勇：美國種族不平等矛盾是長期積累而成，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就目前而言，拜登政府顯然會表明積極的政治態度，出台政策改善少數族裔的境遇，改善美國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不平等與種族歧視現象。種族問題的頑疾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並不會得到根治。
從拜登的內閣構成可看出，他正試圖打造一個“進步主義”政府，以多元化的官員組成促進政策多元化的發展。但拜登的組閣也有很大的“實驗性”與“不確定性”，執政能力還須進一步檢驗。
拜登還曾表示，會在上任100天內推行《平等法案》、關注少數族裔經濟地位，促進種族平等。拜登在推進這些政策的時候，也會遭到共和黨人的阻撓，共和黨人不見得是反對“平等”法案本身，但是他們會在具體的政策條款上進行糾纏、拖延，要求修訂後的法案更能代表共和黨議員及其選民的利益。
另外，美國是一個種族多元的社會。拜登政府需要注意的是，在它強調某些少數族裔利益的時候，可能會損害其他羣體的利益。例如，過於強調非洲裔美國人學生進入高校的配額，就可能被批評損壞了亞裔等少數族裔學生進入名校的權利，因為他們學術表現更加優秀，但是獲得的錄取機會將受到更多的限制。在他們看來，這是另外一種歧視。
劉衞東：拜登的內閣提名選擇與美國國內日益嚴峻的種族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另外，通過多元化任命，他也可以繼續維持少數族裔和女性選民對民主黨的支持。但這究竟是一個聰明的做法，還是一個愚蠢的做法，現在很難説，因為拜登這樣做會得罪其他羣體。
如果只是在內閣任命方面更多地選擇了少數族裔和女性，問題還不是很大，但拜登如果在具體政策方面也故意偏向少數族裔和女性，就會引起更大問題，這就是選舉政治帶來的後果。這些人幫助拜登贏得大選，那麼在大選之後，拜登就要對他們論功行賞，這種回報也有風險，會導致拜登疏遠其他選民。
拜登在推進有關平等方面的法案時，如果只是給予少數羣體更多政治認同，那麼這不會引起太大爭議。一旦拜登想要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政府資助、就業機會，以及更多上學名額，可能就會比較棘手。
種族不平等問題是美國長期、根深蒂固的“頑疾”，拜登最多能夠做到緩解，而無法根治。更何況，有時種族問題只是兩黨鬥爭中的“一張牌”。想要真正解決種族不平等問題，應該從轉變少數族裔價值理念和有效提升少數族裔的經濟地位兩方面入手。
謝韜：美國內部的種族問題是“系統性的”，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提到，種族主義是美國的原罪。雖然拜登正在打造多元化的內閣，但是僅任命幾個非裔官員，象徵意義可能大於實際意義，並不意味着未來政策層面必然會重視少數族裔的利益。否則奧巴馬當選後，美國就該進入“後種族主義時代”了。即便法律上規定了少數族裔的權利，民眾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見是無法用法律約束的。
拜登曾表示，會在上任100天內推行《平等法案》、關注少數族裔經濟地位、促進種族平等。但我認為，如果民主黨過於激進地推進法案，勢必引起共和黨人的不滿。尤其是在民主黨同時控制參眾兩院和白宮的時候，雖然貌似“一黨統領天下”，但此時民主黨以兩黨之間有明顯分歧的議題刺激共和黨，只會讓共和黨人感到自身合法、合理的訴求再也不被納入考慮了，更加激化兩黨的矛盾。
拜登在處理警務與民權問題上也會非常棘手。根據美國聯邦法律，警察的管轄權歸各州所有，聯邦政府無法直接干涉各州具體的警務管理。拜登政府在這方面的施展空間非常有限，只能在聯邦政府向各州撥款時附加一定條件，如對警察的操作手冊加以部分限制與修改。
總體而言，拜登至少在執政的前兩年時間內，能夠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可能他最需要做的就是在接過特朗普留下的“爛攤子”後，恢復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處理好與特朗普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不要讓他們覺得拜登政府在“趕盡殺絕”，同時也要讓他們覺得拜登是真心實意地願意改變美國政治高度極化的狀態。
新京報記者 欒若曦
編輯 張磊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