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兩國領導人剛剛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了會晤。對拜登而言，與普京直接交鋒強化了其對“民主—威權”對立的敍事塑造，也有助於減弱俄羅斯作為“破壞性力量”的不可預測性。在普京看來，“普拜會”是俄羅斯大國地位和平等身份得到認可的一種力證。就此而言，雙方似乎都實現了預期目標。
然而，就在兩國大使已經或即將“火速返崗”，雙方相關部門謀劃落實元首共識的時候，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日前突然再次對俄發難，聲稱美計劃就納瓦利內事件對俄採取新一輪制裁，並將繼續制裁參與“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的俄企。美俄兩國“制裁與反制”的互動方式再度成為主導。在撲朔迷離的事態發展背後，如何看待和理解元首會晤後美俄關係的總體走勢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高層互動的模式有望延續，但美俄“對抗成為常態”的總框架難改。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在對俄政策方面存在總統、核心決策圈和精英羣體三股力量。其中，後兩者堅持要求俄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承擔後果或改變“普京路線”，這極大限制了美俄高層互動的實際效果。在俄羅斯戰略界看來，拜登並不承擔過多的“通俄”政治負擔，擁有更大的對俄政策調整空間和靈活度，俄羅斯或嘗試在聯合國、G20等多邊場合延續俄美高層互動模式，以小步慢走的方式謀求兩國關係逐步解凍。
但在“干預選舉”“中毒風波”“網絡攻擊”“前沿對峙”等一系列事件的塑造下，“反普反俄”早已成為華盛頓的政治紅線和部分社會共識。更何況，美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參議員格雷厄姆等政客已對拜登展開全方位的口誅筆伐，美國一些主流媒體聲稱美俄元首會晤成為普京的個人“加分項”，指責拜登助其收穫“紅利”。不少人認為，拜登政府改善對俄關係的實際收益與政治代價不成正比，化“遭遇戰”為“持久戰”仍將成為其戰略優選。
其次，戰略預判和危機管控能力有望提升，但美俄結構性矛盾的本質難改。美俄軍方和安全事務代表加入元首會晤的大範圍會談，表明雙方均有意降低因溝通不暢或戰略誤判造成的衝突風險。在相互澄清戰略意圖並劃定“衝突紅線”後，外交、軍事甚至情報部門的熱線可能得以重建。但是，美俄在全球秩序觀、自身角色觀、國際安全觀和發展觀上的分歧依舊尖鋭，相關認知差異不但貫穿於政治精英和社會輿論的話語體系之中，還延伸至領導人的行為方式之上。與此同時，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緣政治博弈也不斷加深雙方的結構性矛盾。
第三，美俄有望擬定有限合作的“正面清單”，但其全局性和戰略性價值極為有限。雖然兩國對啓動《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延期後的談判達成共識，還計劃啓動雙邊網絡安全磋商，但從寥寥數語的關於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可見，即便在具有高度共識的核軍控問題上，雙方的共同語言和可達成的實際成果也很有限。此外，相關技術性和第三方議題難以對烏克蘭、人權等美俄之間的核心衝突產生實質性影響，而兩國在非傳統安全議題之外的經濟、金融、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聯繫長期疲軟，缺乏有效的利益互嵌和相互依賴，更是無法為雙邊關係改善提供動力。
最後，以恢復對話為標誌的“表象緩和”可期，但整體的“敵我意識”難改。在長達7年的數輪制裁和史上最大規模的相互驅逐外交人員之後，美俄之間的各類溝通在“政治正確”約束下陷入停滯，兩國關係在近年來不斷觸底和破位在所難免。
從理性角度分析，避免將資源過度投放至前沿對峙或極限競爭，借元首會晤效應推動政治和輿論鬥爭方面的暫時“休兵”，並恢復理性派官員、知識精英的機制性接觸，的確符合美俄雙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但正如美前駐俄大使邁克爾·麥克福爾撰文指出，拜登仍將把對俄政策置於價值觀競爭框架中，利用北約等平台對普京的“好戰行為”進行威懾和遏制。“俄羅斯威脅”仍是拜登政府重塑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金鑰匙”，以及彌補美歐裂痕和強化西方價值觀同盟的“黏合劑”。
值得注意的是，在實現對俄“可控式對抗”的前提下，美或藉機重新規劃對中俄“雙遏制”政策的資源投放比重，加快向印太地區進行戰略轉移，將對華遏制設置為“絕對優先級”。
總體來看，儘管美俄領導人努力尋找兩國關係的“支撐點位”，但雙方尚無充分的意願、條件和能力解決結構性矛盾，難以跳脱美俄關係“重啓”的無限循環怪圈，穩定且可預測的雙邊互動仍將在常態化對抗的主線邏輯中運行。但在遏制與反遏制進程中，原則問題寸步不讓、策略問題靈活機動的外交傳統也可能成為美俄關係發生突變的催化劑。（趙隆，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