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欲捐遺產10天被律所收20萬諮詢費”事件有了結果。據武漢市武昌區官方微博28日晚間消息，武昌區司法局已約談良朋律所相關負責人、代理律師等，責令該所全面自查，及時整改，規範執業行為，加強律師教育管理。3月25日，律所退還了20萬元代理費。
此前據媒體報道，湖北武漢一癌症晚期患者反映：考慮生命無多，打算賣房後捐給動物協會，諮詢律師時，10天時間被律師“騙”走20萬元“諮詢費”。對方稱，20萬不貴，隨便投訴。
癌症患者捐贈社會，本是好事一件，沒想到卻似乎被律師“擺了一道”。“20萬元諮詢費”究竟是否合理、公正、讓人信服，官方的處置已給出了答案。但放諸更廣義的視角，在律師費這一環，如何既讓律所和律師“吃得飽”，也讓普通老百姓“夠得着”？在臨終捐贈這一環，又該如何以善回應善？
歸根結底，法律服務畢竟是一種合同行為，需要契約精神的支撐，行政手段的介入程度也終究有限。要從根本上解決此類問題，還是需要提高普通人的法律意識和社會事務的法治化水平。
“天價律師費”不應成為“智商税”
□郭小明（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律師服務收費的標準，分為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從國家法律和政策層面來説，也越來越傾向於市場化的調節機制。但任何市場，都必須以規範化為前提。
“10天被律所收20萬諮詢費”事件，一方面是法律服務個性化、專業化和高價值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信息不對稱以及律所、律師收費不規範導致的。
按照規定，律師服務收費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耗費的工作時間、法律事務的難易程度、委託人的承受能力、律師可能承擔的風險和責任以及律師的社會信譽和工作水平等。
但每個個案的具體情況並不同，甚至千差萬別，在綜合計算服務費用的時候，必然存在差異，這就決定了法律服務不是一個標準化的工作，即便是實行政府指導價的收費項目，也會存在個案的區別。所以，屢屢被報道的“天價律師費”有其存在的現實基礎。
但我們也要看到，現實中由於當事人對法律服務的認知程度不夠，律師工作又帶有一定的專業壁壘和神秘性，這給個別沒有職業素養的律師和律所不規範收費，提供了一定空間。
隨着律師服務收費制度的改革，市場化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光靠公開公平、自願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來要求律師自律，可能無法起到良好約束作用。更需要從對律師收費制度公示、收費過程透明、收費標準公開等進行監督，加大對價格違法和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國家層面也應加強法律服務基礎建設和宣傳，對於一些特殊羣體、特殊事項，更有效地提供公益法律服務。
而歸根結底，法律服務畢竟是一種合同行為，需要契約精神的支撐，行政手段的介入程度也終究有限。要從根本上解決此類問題，還是需要提高普通人的法律意識和社會事務的法治化水平。
從長遠看需要進一步規範“市場調節價”，既讓律所和律師“吃得飽”，也讓普通老百姓“夠得着”。
降低普通人的法律成本，才是大眾的法治春天
□柳宇霆（法律學者）
10天收20萬，高不高？在律師自己看來，不算高。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當律師，多年學習法律、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持續執業“積攢經驗”，從菜鳥到精英，每一步都是在交“學費”，如果體現在律師的服務收費上，就註定不會是“白菜價”。
↑ 資料圖。圖據IC photo
但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講，這或許就是一個天價數字。據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平均下來每天還不到百元。反觀該涉事律所，按照10天收20萬來算，每天2萬元，每小時近千元的諮詢費，也可能是很多普通人無法承受之重。
一邊是旺盛的法律服務需求，一邊是居高不下的服務收費。有錢人固然可以享受高質量的法律服務，維護自身權益，可對於囊中羞澀的普羅大眾，除了咬牙砸鍋賣鐵、“放血自救”外，恐怕就只有望而卻步、一忍再忍了。這種尷尬的境況，顯然與推進法治的初衷格格不入。
打破僵局，律所方面理應有所作為。《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律師服務收費“遵循公開公平、自願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律師事務所“應當便民利民，加強內部管理，降低服務成本，為委託人提供方便優質的法律服務”。其實，遠離“天價收費”，吸引更多公眾，律所更易“財源廣進”。
價格還得有個“天花板”。《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中載明，律師服務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政府指導價的基準價和浮動幅度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會同同級司法行政部門制定”，“實行市場調節的律師服務收費，由律師事務所與委託人協商確定”。而“協商確定”的數字，實際很可能超出了“委託人的承受能力”。
從長遠看，還需要修訂律師服務收費的相關辦法，進一步規範“市場調節價”，既讓律所和律師“吃得飽”，也讓普通老百姓“夠得着”。降低普通人的法律成本，讓每個人都能從容維權，才是一個大眾的法治春天。
悉心關懷每一個臨終前捐贈的公民，關心他們的合法訴求，讓他們如願捐贈，讓他們走得更安心，這是全社會都應努力的方向。
像善待器官捐贈者一樣，善待臨終捐贈者
□王石川（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從現有的報道看，無從知曉這名癌症患者為何要將遺產捐給動物協會，從她此前的表述，“人讓我有點絕望”，或可發現其中或有隱曲。撇開這個細節，一個值得剖析的現實命題是：當一個人告別塵世前將要捐款，應如何規避風險？如果碰到無良律師“挖坑”，該怎麼辦？
近些年，臨終關懷深入人心，這種制度安排，可以讓生命“走”得體面一些，有質量一些，也充滿温情一些。顯然，對於不久於人世的人來説，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情感方面的關懷，還需要權利層面的呵護，比如法律援助。以臨終捐贈為例，因為未能處理好遺產捐贈而引發的衝突時有發生，以至於捐贈人離開了這個世界，爭端仍未平息。
在這個單身、老齡、獨居時代不期而遇的今天，這些羣體更需要法治層面的“救濟”。一方面，他們在臨終捐贈時有強烈“個性”，我的錢物我做主，這是他們的合法權益，應受到足夠尊重。另一方面，他們往往缺乏專業的法律知識，乃至缺乏基本的捐贈認知，導致他們無法成功捐贈，或者捐非所願。在這種背景中，單靠他們自我救濟，難免埋下隱患。
故此，社會組織、公證機構和司法機關等都有責任幫助那些臨終捐贈者。這種幫助，是以善回饋善。一般來説，那些臨終捐贈者大都帶有一定的公益性質，體現了公民回報社會的美好初衷。對這份熱忱，有關部門應充分認可，並及時幫扶。這種幫扶應立足於兩點，一是不折不扣地反應捐贈者的真實意願，二是最大程度提供便利、減少障礙，讓捐贈者的錢物抵達它們應該抵達的地方。
這種幫扶，可參照器官捐贈。揆諸媒體報道，人們經常看到每有人想捐贈器官，通常都會受到接納，比如可到當地紅十字會登記，也可由紅十字會派人上門登記，其後的一些操作都較為規範，符合法治原則。基於此，對待公民臨終前的財物捐贈，有關部門是不是也可照此辦理？
臨終關懷，關乎社會的文明程度，也見證當今之世的法治水平。悉心關懷每一個臨終前捐贈的公民，關心他們的合法訴求，讓他們如願捐贈，讓他們走得更安心，這是全社會都應努力的方向。
編輯 趙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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