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哥解除隔離醫學證明
紅星新聞記者｜羅丹妮 實習生｜曹閎禹
編輯｜彭疆 責編｜任志江
7月11日，一名叫阿芬的女子是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的康復者，其在上海求職艱難的故事，引發了廣泛關注。紅星新聞記者從上海市閔行區新虹街道辦事處瞭解到，在多方幫助下，阿芬現已找到了工作，在順豐快遞試崗。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擴大會議指出，堅決禁止針對曾經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康復者的就業歧視。
新冠肺炎康復者是一個龐大的羣體。國家衞健委數據顯示，截至8月8日24時，據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累計治癒出院病例223878例。
這其中，阿芬的遭遇並非個例，她背後還有很多的“他們”。阿芬得到了社會的關注，找到了工作，而那些赴滬務工、曾經感染新冠肺炎的外地人員，遭遇又如何呢？
01
下崗的53歲農民工
儘量在上海再找找工作
小德的母親阿蘭是一位53歲的農民工，2018年起，從四川達州開江縣去往上海工地打工，一直幹着開電梯的工作。
今年5月，阿蘭所在工地大部分工友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她也未能倖免。6月初，上海全面復工復產，阿蘭與工友轉陰出艙，此後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7月12日晚，她被工地負責人辭退。
據小德回憶，7月13日下午，他接到母親打來的視頻電話，母親噙着眼淚告訴他，“媽媽下崗了，因為感染過新冠肺炎。”小德告訴紅星新聞記者，7月12日晚上10點多，工地負責人來到工棚，將已經入睡的阿蘭叫醒，給阿蘭結了工資，讓她打包東西走人，原因是她“陽過”。與阿蘭一起被要求搬離工地宿舍工棚的工友有兩個，都是新冠肺炎康復者，她們搬離某建設工地時，已接近零點。
就辭退“陽過的”女工一事，紅星新聞記者隨後致電辭退阿蘭的公司——上海中驥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但電話始終無人接聽，截至發稿未獲回覆。
社會對新冠肺炎康復者受就業歧視的問題頗為關注。7月11日，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回應，上海各部門、各單位都應按法律法規相關要求，一視同仁對待，不得歧視。7月1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要求，保障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嚴禁在就業上歧視曾經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的康復者。
談及維權相關事宜，小德表示，母親是農民工，主要是給包工頭做活，沒有簽過什麼勞動合同，嚴格意義上不算辭退。他感到氣憤和無助，“我遠在西安讀書，不能及時幫助到母親，法律專業的同學建議申請勞動賠償，但是我媽她們都是農村人，不懂相關事宜，權衡付出的訴訟和舉證成本，便放棄了。”
信女士是江蘇一家律所的律師，她所在的律所在免費代理招工市場歧視新冠肺炎康復者的案子。她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遭遇求職歧視的當事人大多都不太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用法律對抗用人單位，畢竟快點找到工作比較實際，都是這家不行就找下一家的心態。”
目前，阿蘭暫時寄宿在同在上海打工的小德堂哥的住處。對於日後的打算，小德稱，“她只是説盡量在上海再找找工作。實在找不到，就回四川。”
據國家統計局7月15日披露，2022年上半年上海城鎮調查失業率達8.9%，為全國最高。比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7%高出3.2個百分點。特別是上海二季度失業率達到12.5%，成為全國唯一失業率達到兩位數的地區。
有不少務工人員同阿蘭有相似的經歷。阿翠從豫東鄉村來上海工作，從事餐廳後廚工作，她從3月開始失業，0收入的她每月要擔負1500元的房租。7月初，阿翠的女兒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母親和一些老鄉都先回老家了，“可能等一段時間環境好轉再來上海，也可能不會再來了。”
02
服務行業情況有所好轉
但有部分工作仍拒收“陽過的”
吳女士在上海從事養老服務行業。今年4月，她報名做國展方艙的志願者，4月16日其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5月3日轉陰出院。
↑吳女士提供的出院證明
直至6月1日上海解封，她才回到原來的崗位。吳女士稱，公司派了不少人去金山方艙，許多人都“陽了”，但公司沒有以“陽過”為由調離或辭退員工。
儘管如此，吳女士稱，她現在心理壓力很大，“害怕又‘陽了’便去測核酸，一會兒打開核酸結果看看，幾個小時再打開看看。”她幾乎沒再去過公司。
平日裏，吳女士的主要工作是為老人打掃衞生、做飯和洗澡。一些老人得知她去過方艙，便不讓她上門服務。吳女士理解這些老人的擔憂，但也有些委屈，“有一個老人可以接受我，但更多人害怕。他們免疫力本身就低，而我必須要工作掙錢。”
不上門服務就沒有工錢，她便嘗試去應聘一些日結短期工，去社區醫院上班。吳女士表示，在勞務公司派發工作信息的微信羣中，最初不少招工信息裏都寫着“陽過的不要”，後來用工歧視現象越來越受到重視，情況有所好轉。
7月21日，據報道，上海政務服務APP“隨申辦”系統中，只能查到15天內的核酸檢測記錄，陽性核酸檢測記錄將不再被用工企業和勞務中介隨意查到。對此，吳女士表示，招工羣裏“陽過的不要”的招聘信息不多了，“（工作）要好找一點，有些提供兩天核酸結果也能找到，一般在招聘信息裏不説（陽過的不要）了。”
紅星新聞記者隨後加入了勞務中介招工的微信羣，以求職者身份向“閆孟人力”詢問是否招新冠肺炎康復者，中介人員表明，這種情況“不行”。“尚甸人力”則表示，新冠肺炎康復者求職時需要提供轉陰時間等信息，招聘與否由廠裏定奪。
8月10日，紅星新聞記者再次就新冠肺炎康復者求職一事詢問“尚甸人力”勞務中介，對方稱“確實廠裏面現在還不太穩定，因為疫情不穩定，所以廠裏現在還不敢要”。
紅星新聞記者還在招工羣中觀察到，有“陽過的不要”等類似表述的招工要求雖有減少，但仍有不少收發貨專員、配送騎手、保安等崗位拒招新冠肺炎康復者，部分招工信息中雖只要求48小時或72小時核酸證明，但進一步問詢時對方則稱，“陽過的暫時不要”。
吳女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不管怎麼樣，還是慢慢忘掉吧，還是要回歸正常健康的生活。”
8月10日，紅星新聞記者再次聯繫吳女士，詢問其工作近況，她告訴記者，“沒遇上”因為曾經感染新冠肺炎而遭受職場歧視的問題。
03
應聘失敗十幾次的他
終於拿到4個月來第一筆工錢
和吳女士一樣，做方艙志願者時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後，45歲的吳哥開始抱着僥倖心理找工作。他和妻子是東北人，以前在老家開店，東北出現疫情後，他便和妻子來到上海務工，兩人月收入加起來有2萬多元。他從事場務工作，妻子是健康管理師。
上海封控期間，他報名做方艙志願者。4月18日，他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6天后康復出院。
6月份，吳哥找的第一份工作是“閃送”。平台註冊後，他騎着電動車前往培訓地點，排隊一刷身份證，對方便回覆，“你‘陽過’，不能培訓”。接着，片區快遞員、叮咚買菜、商場保安、臨時洗碗工……他去應聘了十幾次，被以各種理由搪塞拒絕，有些甚至在刷完身份證後，沒有一句多餘的解釋，“跟我説人滿了、不合適、回去等通知”。
“你‘陽過’還出來找工作，你就不該出來找工作。”吳哥説，剛開始大家都這樣對他説。6月的上海天氣變熱，吳哥內心也變得焦灼起來，開始想盡各種辦法，他加入上海的兼職羣，在兼職網上搜羅各種招聘信息，打電話加微信。在遇到一次不錯的工作機會時，吳哥添加了勞務中介的微信，對方的招聘條件仍然是“方艙、陽過的不要”，吳哥沒有明説自己“陽過”，勞務中介偶然發現後，便拉黑了他。
↑吳哥招工遇到的歧視情況
到了7月份，吳哥徹底放棄了找工作。每月3500元的房租，再加上母親的醫藥費和孩子的撫養費，妻子的工資只能勉強度日，想靠一個人的工資養活全家太難。他給深圳的一家公司打了電話，對方説“復陰”3個月便可以。“找不到工作，上海的生活成本太大了，等到10月房子到期，我們決定換一個城市生活，或者深圳，或者回老家開店，賺得少點也沒事。”
在上海政府要求就業不能歧視新冠肺炎康復者後，吳哥感到了一些欣慰，“這之後不能説沒有轉變，但是變化不大。”吳哥説，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檢測記錄將不再被用工企業和勞務中介隨意查到，但是方艙醫院解除隔離醫學證明仍然留存在“隨申辦”上。“如果真想消除歧視，能不能給我們弄一場專門針對新冠肺炎康復者的招聘會？我們3個月找不到工作，能不能給我們一點補償？”
8月8日，吳哥接到上海封控以來的第一個活，他從早上8點工作到次日凌晨4點，拿到400元工錢，這是妻子好不容易託朋友介紹的工作。站在10米高的建築工地裏的“馬道”上，他在裏面幫人拽繩子拽布，汗水滴下來打濕汗衫，“只要有活我就接，想給妻子減輕點負擔。”
據紅星新聞記者最新瞭解到的情況，吳哥現在還沒找到工作。
〖專家觀點〗
研究證明“核酸復陽者沒有傳染性”
建議向復工企業推出“新冠疫情暴發險”
新冠肺炎康復者遭遇用工歧視，一定程度上是源於對復陽的不穩定性，進一步傳染身邊人產生的恐懼。對於這個問題，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胡必傑在4月11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這在兩年前就受到醫學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圍繞核酸復陽是否為新冠復發、是否為再感染、復陽者是否有傳染性等議題，國內外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文獻資料顯示，國內外的新冠核酸檢測有不同程度的復陽率。
研究發現，這些復陽或復發的新冠肺炎康復者，並沒有引起周圍人羣的感染或傳染。國內外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證明核酸復陽者沒有傳染性。
上海市衞生健康委主任鄔驚雷也曾表示，從目前的研究和臨牀經驗來看，新冠肺炎患者治癒出院、無症狀感染者解除醫學觀察後，他們體內已產生相應抗體，根據疾控專家研究，目前還沒觀察到造成傳播的案例。希望家人和社區不必為此擔憂，更不能歧視。
針對新冠肺炎康復者求職碰壁的問題，紅星新聞記者聯繫了北京京都（上海）律師事務所趙晶波、上海天知瀾律師事務所邢遠航。二位律師對記者表示，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第16條、勞動法第3條和就業促進法第30條、第62條，部分企業因求職者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曾經呈陽性而不招聘的行為是違法的，且企業無權強制性查閲求職者的核酸檢測記錄和解除醫學證明。
趙晶波建議，在實際操作層面，做好個人隱私保護，“按照現在的大數據，你不主動提供，企業是查不到你的信息的，所以需要你自己在這方面有一個很好的意識。”她補充説，“碰到這種具有歧視性的公司，可以去舉報。”
不過，趙晶波坦言，現行行政法規對於這種就業歧視，其實沒有什麼很好的解決辦法，只能儘可能勸導企業不要進行歧視，或者説當歧視出現的時候，求職者自己去舉報，“但是我個人認為這些效率都是比較低的，歧視這個東西本身是很難去改變的。”
據廣州日報報道，目前針對低保對象、特困人員中的新冠肺炎患者，或是無法復工復產、靈活就業人員等羣體，不少地區的工會推出了“疫情補助金”，金額從1000元/人~5000元/人不等。此外，深圳市總工會將“新冠肺炎”納入在職職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計劃，職工最高可申領互助金2.5萬元。
此外，廣西民族大學社會學系艾晶教授表示，應該正視企業出於安全的考慮。她表示：“現在有一些地方，假如企業單位錄用了這些（陽過的）人員，會放在產品銷售等方面。呼籲民間給予一定的支持。”
就如何平衡企業利益相關問題，她建議，復工企業最需要的是資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如果這個企業做得比較好的話，先在税收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給予一定的支持。如果給復工企業推出新冠疫情暴發險，一旦‘復陽’，所有損失由保險公司賠付。給企業保底，才能保證企業的利益，讓企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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