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晚，美國參議院以52：48正式確認艾米·科尼·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填補因癌症去世的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的席位。
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在白宮南草坪主持了巴雷特的憲法宣誓儀式。巴雷特表示，自己將毫無畏懼、毫無偏袒地履行職責，她説，“一名大法官不僅將獨立於國會和總統，也將獨立於任何可能會動搖她的私人信仰”，將“獨立於政治派別和自己的偏好行事”。
從9月18日金斯伯格去世，到9月26日特朗普宣佈對巴雷特的提名，再到10月26日提名獲得通過，距離總統大選僅剩8天。提名和確認速度之快，距離總統大選時間之近，均創造了歷史記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在一份聲明中稱，這一“匆忙的、史無前例的”程序應該成為對每一個美國人的“警醒”——那就是，你的投票很重要。
目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支持共和黨的保守派和支持民主黨的自由派的比例為6：3，保守派佔絕對優勢。這個比例非常重要，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判案，是以“簡單多數”的投票方式進行的。
至此，備受關注和爭議的大法官“提名戰”，以特朗普及其共和黨完勝、民主黨大敗而告終。這標誌着特朗普在一個總統任期內第三次任命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鞏固了最高法院的絕對保守派立場，對特朗普勝選繼位有利，可以説是特朗普最後的王炸。
而美國最高法院是美國各種政治糾紛的最終解決機制，在兩黨不能達成妥協的情況下，由最高法院作最終裁決。這就意味着包括奧巴馬醫保法案在內的一些重大案件的命運指日可待。
急於強行補缺大法官，特朗普居心何在
金斯伯格於9月18日去世，享年87歲。她是一位自由派法官，堅決主張婦女有墮胎的權利，1993年由克林頓總統任命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也就一個大法官去世，居然在美國鬧出無比大的動靜，關於她的位置補缺比總統大選還激烈，甚至“引發了一場充滿爭議的政治鬥爭”，這場鬥爭被認為可以定義美國最高司法機構下一代的格局，為特朗普提供了在11月大選前將他本屆任期內第3名保守派法官塞進最高法院的機會。
在最高法院宣佈金斯伯格去世僅一個小時後，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就承諾，他將為特朗普最終的提名人舉行投票。而在2016年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去世後，同是這位麥康奈爾，卻成功阻止了時任總統奧巴馬在大選前10個月提名的大法官候選人，理由是“距離選舉太近”。
可以説，特朗普總統是火急火燎地抓緊物色人選，“毫不拖延地”採取行動，用一名保守派候選人填補剛剛去世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他在推特上説，共和黨人“被放到了這樣的權力和重要性的位置，為如此自豪地選舉我們的民眾做出決定，其中一直被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選擇。我們有這項義務，刻不容緩！”
原本這場總統大選已被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衞生危機、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和美國種族不平等和維持治安的社會動盪所定義，如今這一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的填補又為特朗普與前副總統拜登之間已經混亂的總統競選增加了賭注。
毫無疑問最失敗的是民主黨人。
在2016年之前，美國9位大法官中支持民主黨的自由派和支持共和黨的保守派各4名，還有1名“沒有立場”，這樣，在最高法院兩黨勢均力敵。
2016年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去世，由於共和黨對前任總統奧巴馬提名的成功抵制，填補缺位被拖延到2017年，特朗普上任後提名保守派法官尼爾·戈薩奇替補斯卡利亞。此時兩黨勢力仍然旗鼓相當。
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那位“沒有立場”的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宣佈退休，特朗普順理成章地提名保守派法官佈雷特·卡瓦諾出任。這樣，兩黨的勢力便開始打破平衡，以保守派大法官5：4佔據多數。
這次特朗普提名獲得通過，支持共和黨的保守派大法官與支持民主黨的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變成6：3，勢力對比更加懸殊。
前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忍不住站出來説話了，他在接受CNN採訪時表示，總統特朗普和參議院共和黨人在11月大選之前推動填補最高法院空缺席位是“赤裸裸的偽善”，“他們的首要價值就是權力，他們正試圖儘可能多地將意識形態法官塞進法院”，共和黨人得以成功地填補空缺，他們的努力將會“進一步在我們的制度中傳播犬儒主義（筆者注：拋棄外物，追求本源，説一套做一套是現代犬儒文化的基本特點）”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曾呼籲共和黨參議員“追隨自己的良心”，避免在選舉前投票表決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不要走那一步，履行你的憲法義務和良心”，“通過參議院塞入提名只是一種原始的政治力量做法，我不相信這個國家的民眾會支持它”，“如果我們走這條路，我預計它將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他還説，“這位總統對民主制度的感染可能是致命的，夠了！夠了！夠了！我們必須團結成一個國家。”
可是共和黨人絕不會放棄這個“天賜良機”，而且並不違憲，他們辯稱，在總統與參院多數席位同屬一個黨派的情況下，有過在選舉年確認新大法官的先例。
有民調顯示，62％的美國人表示，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席位應該由贏得下一屆選舉的總統候選人來填補，80%的民主黨人、50%的共和黨人認同任命應等到選舉之後。
金斯伯格也曾誓言要在她的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繼續留任，在去世前還告訴孫女，她的“最強烈的願望是，在新任總統上任之前，我不會被替代。”
不幸的是，美國人民攤上了一位這樣近似於流氓無賴的現任特朗普總統和美國聯邦政府。
九個“魔鬼”掌握美國命運
保守派強勢作為
有人可能會犯嘀咕，美國不是自稱世界上政治制度最先進，最民主自由、最公平公正的國家嗎？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怎麼還會存在保守派和自由派兩股勢力呢？存在明顯的政治傾向差異，審判還能有公平公正嗎……這種懷疑不無道理。
應該説當初美國的開國先驅們對政治制度的設計是非常縝密和獨具匠心的，特別是“三權分立”制度的設計，行政、立法、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為打造清正廉潔公正的政治生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在司法獨立方面，他們首創了“兩個獨立”的利益切割法則：一是地位獨立，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終身任職，一般公務員都有退休年限，他們沒有，除非他們自己主動辭職、退休，或者自然死亡。
最令人叫絕的是，憲法規定最高法院的法官由總統經參議院同意任命，一經任命，總統再也無權撤銷。二是經濟獨立，法官的薪酬一旦定下來，任何機構和個人都無權更改。這樣就排除了法官的一切後顧之憂，“避免他們被別的權力左右”，也避免受情感因素影響，確保行使職權的絕對權威，確保公平公正依法辦案，因此美國曆史上就出現過總統任命的大法官“背叛總統”的情況。
美國司法承繼的是英國普通法的判例法規則，聯邦最高法院擁有憲法解釋權和司法審查權，通過大量判例的積澱，不斷刷新原有的憲政原則，在憲政結構各個層面不斷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使得美國憲法獲得了長久不衰的生命力，因此美國憲法的發展史主要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在一定程度上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塑造着美國，成為“一言九鼎的大人物”。
以至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頭銜都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可見其地位之崇高，美國人把他們看作是憲法所賦予的廣泛個人自由的監護者和解決全國性重大爭論的仲裁人。
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在美國實地考察後驚訝地發現：“實力這麼強的司法權，從未在別的任何國家中出現過”，“九名聯邦法官掌控着聯邦的安穩、昌盛與存續，憲法離開了他們，就什麼也不是了。”托克維爾認為，只有確保司法權的足夠強大，才能確保憲法的最高權威和尊嚴，才能確保執法的公平公正，也才能確保民眾對法律臣服，從而構建真正的法治國家。
筆者認為，最好的法律都得由人來執行，而人在追求物質享受的同時，會追求精神的滿足，他的行為除了受地位、利益支配外，還會受意識形態和政治傾向所左右。
美國的司法史就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比如在1865-1937年美國政府處理經濟關係敏感期，聯邦最高法院主要為保守派控制，他們利用司法審查權，在維護憲法保障公民權利的名義下，保護私有財產權，維護自由競爭原則，制止和削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聯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南部種族隔離政策的合憲性，建立了“隔離但平等”的種族關係法律範式。隨後在卡明斯訴里士滿學區委員會案的判決中，拒絕干涉公開歧視黑人的公共教育政策，還容許許多州剝奪黑人的選舉權。
再比如種族歧視意識深入到了許多美國法官的骨子裏，並不自覺地在他們的判決行為中表現出來，所以美國黑人在司法案件中遭遇不公平對待屢見不鮮：2017年9月16日，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白人警察槍殺黑人獲判無罪引發民眾抗議；
2020年9月23日，抗議者聚集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巴克萊中心，抗議肯塔基大陪審團決定不以殺害布倫娜·泰勒起訴任何警察；2020年9月23日，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因泰勒案僅一名警員被訴引發大規模抗議，兩名警察遭槍擊……
現任總統特朗普，更是嚐到了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佔多數的甜頭。2019年2月15日，為籌措美墨邊境隔離牆建設資金，特朗普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繞過國會，動用80億美元資金用於修建邊境牆，其中挪用軍事建設經費36億美元。
眾議長佩洛西當即發表聲明，譴責特朗普的這一決定嚴重違反美國憲法，隨後特朗普遭到16州聯合起訴。特朗普自己也承認，宣佈該決定可能很快會遭到法律反對，“我預計自己會被起訴”，但他胸有成竹地説，最高法院會對此作出裁決。
果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總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合法，而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在違法，這就是美國的所謂法治！
“三權分立”大廈必將傾覆
除非民主黨獲勝
筆者原本只想就事論事，批評特朗普及其共和黨人倉促填補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的自私自利，揭露共和黨與民主黨在最高法院中的“黨爭”真面目。但是，在分析研究中，筆者進一步發現，兩黨在最高法院的勢力博弈，特別是事實上出現保守派與自由派勢力對比懸殊，不僅嚴重影響到司法公正本身，而且已經嚴重威脅到以“三權分立”為主要架構的美國政體的根基。
筆者理解，“三權分立”是一個完整的權力制衡系統，它以“人性本惡”理論為基礎，通過科學的機構設計和制度安排，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體系各歸其位，互相牽制，互相監督，從而從根本上剷除權力腐敗的土壤。
然而，在實際運行中已經遠離其初心，三權分立已經淪為一個事實上的“黨爭”大舞台，在多黨制環境下，各黨派互相爭權奪利，甚至“大打出手”，互相監督演變成了互掐，互相制約演變成了互相拆台，形成嚴重內耗，導致政府決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政效率低下，給國家長遠建設和人民福祉造成不利影響。
當前，共和黨控制了“三權”中的“二權”（行政權、司法權），而且在剩餘一權的立法權中，共和黨佔據參議院多數，亦即立法權控制了一半。如果把“三權”切分成6塊，共和黨大致佔據了5塊，“三權分立”的平衡被徹底打破。
特朗普通過在最高法院增強保守派勢力，已經事實上控制了最高法院，司法權可能淪為行政權獨裁的工具。
時至今日，美國兩黨對最高法院的勢力爭奪，已經嚴重超出“黨爭”利益，甚至成為事關美國現行政治體制生死存亡和未來國運的關鍵事件。對此，民主黨人肯定不會坐視不理。
民主黨正在採取一系列對策進行抗爭。他們説了，要推動哥倫比亞特區（D.C.）和波多黎各升格成州，這對於民主黨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根據人口統計，D.C.的人口中有46%是非裔，波多黎各超過70%的人口是西裔，而這兩個族裔都是民主黨的鐵票倉。由於每個州在國會有兩名參議員，這將意味着幾乎一定能在國會增加4名民主黨參議員。
民主黨人還主張為最高法院“擴容”，即將目前的9個大法官增加到11個甚至更多。這將直接改變最高法院的力量對比，不過也被認為是“核選項”，包括拜登在內，主流的民主黨人都尚未對這一想法表示過肯定或認同。
近日，民主黨又提出一個法案，要求將法官的最長任期定為18年，而不是目前憲法中規定的終身任命。該法案草案還規定，將在總統任期的第一年和第三年提名候選人，然後由參議院批准。也就是説，每位總統每屆任期任命大法官最多2人。
就目前的局勢而言，唯有民主黨勝選，即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才能拯救“三權分立”大廈於傾覆，因為那樣，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才能保持相對平衡。
筆者前面説了，不幸的是，美國人民攤上了一位這樣近似於流氓無賴的現任特朗普總統。9月23日特朗普公開拒絕承諾，如果他在11月大選中失敗，將實現權力的和平過渡，他稱，需要“看看會發生什麼”。
美國未來國運或充滿變數！但無論怎麼變，唯一不變的是全面打壓中國和平崛起的“美國國策”不會改變，中國除了鬥爭別無選擇。
（責編：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