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以來不斷出手，維持甚至加大對中俄的遏制和打壓力度，這使國際戰略學界有關中俄深化戰略協作、聯手製美的分析越來越多。在此過程中，中美俄“大三角”的分析框架再被廣泛提及。而要想深刻理解當前中美俄關係的態勢，首先就需釐清這個“大三角”的構成條件、主要特點及發展趨勢。
為何“大三角”關係仍在
20世紀90年代，中俄都曾努力發展對美關係，“中美俄大三角關係”消失論一度泛起。而判定大三角關係是否依然成立，要看是否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一是任何一方都無法獨自戰勝另一方或兩方。中美俄均為獨立自主的世界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具有在陸海空天網等戰略領域開展全面競爭的綜合實力，其構成的必然是能影響國際格局、國際秩序的大三角關係。
二是任何一方與另一方或兩方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結構性矛盾。美國的根本利益在於維繫世界秩序主導權，而中俄都謀求實現國家和民族復興，但這被美國一些精英認為是嚴重衝擊美國霸權地位。中俄與美國的矛盾均為稱霸與反霸、崛起與反崛起、遏制與反遏制、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等結構性矛盾，相互妥協空間有限。這是有別於“大三邊”關係的突出特徵。
三是任何一組雙邊關係都對另外兩組雙邊關係影響巨大。中美、俄美、中俄關系都對另外兩組雙邊關係影響巨大。三對關係具有互動性，中俄加強合作對中美、俄美關係具有牽動和制衡作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中俄深化戰略協作應對美國霸權圍堵，將是大三角關係的基本走向。
呈現哪些特點
在此基礎上，中美俄大三角關係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美國明確將中俄同時作為“主要戰略對手”。中美實力差距加速縮小，被美國反華鷹派視為全方位挑戰，成了所謂“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及強勢外交令華盛頓憤怒，被視為“主要安全威脅”。拜登政府上台後的外交運籌正是緊緊圍繞拉幫結夥圍堵中俄展開的。
第二，中美俄大三角關係深刻影響世界秩序重構。美國是世界霸權秩序的守成國，中俄是致力於建立公正合理世界新秩序的新興國。中俄與美圍繞是促進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尊重文明多樣性，還是護持美國一家獨大、稱王稱霸的霸權秩序陷入戰略博弈，將直接影響世界秩序走向。
第三，因中美經濟和技術等領域高度融合，美國對華“脱鈎”將付出沉重代價。而且中俄聯手應對美國的戰略需求穩定持久。俄美曾在蘇聯解體初期以及美反恐戰爭期間經歷過兩次相對蜜月期，在梅德韋傑夫任總統時經歷過關係“重啓”，但核心戰略利益結構性矛盾和對抗性戰略文化決定了兩國難以長久親近。而中俄關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建立在戰略處境廣泛相似、戰略理念廣泛相通、戰略利益廣泛相近的基礎之上，具有強大內生動力。加之美國同時對中俄進行遏制圍堵，中俄在大三角關係中聯手對美具有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大三角”博弈會終結嗎
從中美俄三方各自的根本利益以及力量對比等方面判斷，中美俄大三角關係將呈現以下發展趨勢。
首先，中俄進一步走向“經濟、安全、政治一體化合作”。美國在經濟上壓不垮中國，在安全上壓不垮俄羅斯，因此注重以安全手段破壞中國經濟、以經濟手段破壞俄羅斯安全。美國一邊打壓中國經濟，逼迫他國背離自身利益做出所謂“遠離”中國的選擇，試圖以此孤立和加劇中國國內經濟與社會壓力，破壞中國政治穩定。與此同時，美國通過推動盟友體系加大對俄製裁，企圖造成俄企業處境艱難、國家財政雪上加霜、軍力發展資金匱乏、社會問題加劇，進而為對俄策動“顏色革命”尋找機會。面對共同戰略挑戰，中俄僅加強經濟合作或安全合作對任何一方而言都是弱項合作，未來更趨向於加強“經濟與安全（政治）一體化合作”，實現優勢互補。
其次，中美俄在歐亞大陸的戰略博弈日趨激烈。歐亞大陸是世界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發展潛力最大的地緣戰略板塊。世界絕大多數國際熱點在歐亞大陸，而其背後又往往都有美國身影。中俄維護歐亞大陸和平穩定，推動歐亞各國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有望直接削弱美國的全球霸權，維護中俄共同周邊地區的安全穩定。針對美國製造和利用歐亞熱點、強化其盟國體系、遲滯歐亞大陸一體化、從東西雙向對中俄進行戰略擠壓的企圖，中俄必然深化“一帶一路”與“大歐亞夥伴關係”對接合作，努力提升上合組織在域內治理中的作用，推動上合組織加強多邊合作和形成更多共同價值理念，並將其推廣到歐亞大陸更廣大地區。
最後，中國戰略文化將終結“大三角博弈”。中國的義利觀具有不武不霸、包容開放、同舟共濟的特點，有利於推動世界擺脱西方二元對立模式。基於此，中國提出與美國霸權主義迥異的主張:安全上由絕對安全模式變為互保模式，經濟上由壟斷模式變為互利模式，文化上由衝突排斥模式變為包容互鑑模式。在中國戰略文化特別是義利觀影響下，中俄有望實現政治上高度默契、安全上高度互信、經濟上高度融合、文化上高度互鑑。以中國為代表的新型國家繼續發展壯大，世界多極化繼續向前推進，最終將迫使美國放棄對世界秩序壟斷權的訴求，屆時也將是中俄與美國結構性矛盾弱化以及中美俄大三角被中美俄“大三邊”關係取代之時。（作者是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秘書長、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諮詢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