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蘇聯解體30週年紀念日，隨着烏克蘭危機、波白邊境“難民危機”持續升温和發酵，俄羅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北約東擴問題上的對抗愈發激烈。“冷戰”這個似乎已經在歷史中沉睡已久的詞彙，再度被重新加註到當前的俄美關係以及東歐局勢之中。
日前，俄羅斯向美國和北約分別提交了關於制定安全保障措施的協議草案，要求北約停止在烏克蘭和其他東歐、外高加索和中亞國家領土上進行任何軍事活動。在這場關於戰略安全空間的爭奪中，俄羅斯堅持“不應以犧牲他國安全為代價來維護自身安全”的原則，向北約東擴劃出一條線”，而美西方則以“任何國家均不能干涉別國加入北約的意願”為由，繼續撩撥一些國家渴望融入西方的情緒，並加緊針對“俄羅斯威脅”醖釀新一波制裁。
跟70年前相比，北約的邊界向莫斯科方向推移了1000公里
蘇聯解體後，北約於1999年開啓向原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擴張之路：1999年的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的保加利亞、拉脱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和愛沙尼亞，2009年的阿爾巴尼亞和克羅地亞，2017年的黑山以及2020年的北馬其頓。至此，蘇聯的東歐盟國都加入了北約。
英國《金融時報》稱，北約1999年和2004年兩次大規模東擴都無視俄羅斯的反對，現在又準備吸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進一步向蘇聯的心臟地帶擴展，碰觸到了俄羅斯的紅線。
打開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版圖可以發現，跟70年前相比，北約的邊界向莫斯科方向推移了1000公里，蘇聯在東歐留給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已經基本被北約擠壓殆盡。但長期以來由於擔心俄羅斯的反應，除了暗中進行的大量軍事合作外，北約並沒有公開在中東歐國家派駐長期軍隊，武器配置也處於“不是你想買就能買”的狀態。
伴隨着東擴進程的加快，北約在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的軍事部署持續向東推進。特別是自2014年克里米亞地區併入俄羅斯以來，北約對俄羅斯的軍事施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期。在當年英國舉行的北約峯會上，北約制訂通過了“北約聯合部隊戰備行動計劃”，把提升北約“東翼”的快速反應能力作為軍事建設的主要方向。
由於自身軍力有限，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等國一直視俄羅斯為國防安全的重大威脅，並擔心自己成為美俄博弈遊戲中的皮球，多次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隊在本國長期駐紮。在2016年北約華沙峯會期間，北約決定進一步加強在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和波蘭的前沿軍事存在，以及對黑海地區局勢的控制。2018年，波蘭總統杜達在訪問美國時甚至提出，願意出資20億美元建立美國在波蘭的軍事基地“特朗普堡”，而近段時間同時與俄羅斯和中國交惡的立陶宛也多次“哀求”美國在立陶宛部署永久性部隊。
據俄羅斯軍事專家表示，在地面部隊方面，北約目前已在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和波蘭各部署了一支規模約1500人的營級多國部隊，並在拉脱維亞、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等地設立了5個師級指揮所。與此同時，美國也在不斷推進增兵計劃，在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的美軍規模將達到1萬餘人，並配備有100餘輛坦克、400餘輛各型車輛和約50架直升機。
2020年8月，按照美國與波蘭已完成的《增強防衞合作協議》談判，美國向波蘭增派約1000名駐軍，駐波蘭美軍人數將增加到至少5500人，包括美陸軍第五軍司令部的前沿人員和一個師司令部，以及情報、監控和偵察人員等。但北約在中東歐國家的駐軍仍為輪替駐軍，部分中東歐國家尋求的永久駐軍、設立軍事基地等未能實現。
在波羅的海和黑海的海空區域裏，北約依託在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地的空軍基地，經常組織針對俄羅斯的空中偵察和警巡活動。北約聯合海軍的常備艦隊和各成員國的艦船也定期在波羅的海和黑海展開巡航和偵察行動，有關北約與俄羅斯發生艦機衝突的消息層出不窮。
除了因日常戰備活動產生的軍事摩擦外，北約在俄羅斯周邊舉行的各類軍事演習也時常刺激着地區緊張局勢的進一步加劇。2017年以來，北約在中東歐地區進行軍演的頻次以月為單位，有時甚至是幾個演習同時進行。今年5月至6月，北約在歐洲多地舉行了代號為“歐洲捍衞者2021”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演習在愛沙尼亞啓動，設想北約東部地區盟國遭受“敵人”侵襲，北約據此向盟國提供軍事支援，其間共計約4萬人和1.5萬台裝備參加了演習或參與了軍事支援方案的驗證，規模創下25年來之最。
與北約加大兵力部署、升級軍事活動帶來的現實威脅相比，北約在俄羅斯周邊推進軍事基礎建設、增強戰爭潛力的舉動更加讓俄羅斯憂心忡忡。比如：在波羅的海和黑海地區新建碼頭、擴大泊位、疏浚航道和修建油料補給設施，提升北約海軍海上運輸和補給能力；斥資協助東歐地區國家修建兵營、訓練基地以及裝備儲存和維修設施，改善相關地區道路、橋樑、隧道、機場等交通環境。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在過去的10-15年裏，北約總共在東歐地區國家升級了20個機場，使其在東歐前線能夠同時保障300多架戰鬥機和近30架戰略運輸機及加油機展開行動。
一條奇怪的“寵物繩”
21世紀以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北約東擴的背景下，美西方持續加大對獨聯體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滲透。隨着一系列“顏色革命”在獨聯體國家的爆發，親西方的政治勢力或是實現了登台執政，或是在本國的政治分裂和對立中埋下了種子、積蓄了力量。在向東還是向西的選擇上，俄羅斯在獨聯體的一些傳統意義上的盟友已經漸行漸遠。
2003年，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親西方的薩卡什維利上台，並開展一系列社會和經濟改革，格魯吉亞經濟實現快速增長。但是在美西方的拉攏影響下，格魯吉亞也在反俄的政治道路上愈加激進。
2008年，隨着俄格衝突的爆發，格魯吉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遭受了重大沖擊，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問題也再度激化，這既讓格魯吉亞認清了美西方空洞的安全承諾，也讓格魯吉亞開始明白其安全和經濟發展依然擺脱不了對俄羅斯的依賴。
目前，格魯吉亞加入歐盟和北約的意願依然強烈，國內反俄的民意也依舊洶湧，但是身處俄與美西方地緣政治鬥爭前沿的現實，仍無法讓格魯吉亞對未來做出明確的選擇。
2004年以來，烏克蘭“橙色革命”和之後的俄烏天然氣爭端，讓烏克蘭的外交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並開始走上加入北約的道路。雖然在2010年亞努科維奇上台後，俄烏關係得到了一定修補，但在美西方的滲透和影響下，烏克蘭國內親美與親俄勢力間的矛盾衝突於2014年徹底爆發，並最終以亞努科維奇的下台收場，俄烏關係開始急劇惡化。
此後，隨着克里米亞地區併入俄羅斯和頓巴斯戰爭的爆發，烏克蘭與俄羅斯這對兄弟間的對抗，也開始讓俄羅斯與美西方的角力擺在了枱面上，並不斷呈螺旋式上升。
在向西方交納了無數“投名狀”後 ，如今的烏克蘭只剩下割裂的政治和低迷的經濟。據俄羅斯媒體報道，預計明年年初烏克蘭將面臨大規模的能源危機，屆時將會對烏克蘭本已脆弱的社會和經濟形勢造成毀滅性打擊。為此，烏克蘭當局目前只能藉助俄羅斯的“侵略”威脅來轉移國內矛盾，並與美西方進一步捆綁。但是對於俄美間的大國對抗來説，烏克蘭自己的選擇看起來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近年來，亞美尼亞、摩爾多瓦國內的親西方政治勢力也開始逐步佔據優勢，親歐遠俄的政策趨勢也日益明顯。但是與格魯吉亞一樣，在經濟利益與地緣安全的進退取捨上，亞美尼亞、摩爾多瓦也面臨着兩難選擇。2018年，在議會選舉期間發起多輪抗議活動後，亞美尼亞反對派領導人帕希尼揚如願當選總理，隨即便雄心勃勃地開啓了融入歐洲的進程。但隨着2020年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衝突再次爆發，戰局的進程和結果讓亞美尼亞當局再次認識到失去俄羅斯支持的後果。
而在2020年末的摩爾多瓦大選中，親歐的桑杜擊敗了親俄的前總統多東，摩爾多瓦也開始加快了加入歐盟的步伐。今年12月，摩爾多瓦總統桑杜明確表達了摩爾多瓦加入歐盟的“迫切希望”，但是隨之而來的則是來自俄羅斯天然氣公司的欠款催費通知。
當前，對於東歐和外高加索地區的前蘇聯國家而言，他們或是與鄰國存在領土糾紛，或是國內衝突尚未平息，因此均不具備被吸納成為北約成員國的現實條件。但即便如此，這也絲毫不妨礙他們親近歐洲的努力，美西方也樂於利用加入歐盟的誘惑進一步削減俄羅斯的影響，並藉助他們升級對俄羅斯的圍剿。
2009年，歐盟針對烏克蘭、摩爾多瓦、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白俄羅斯出台“東部夥伴關係計劃”，除白俄羅斯後來因與美歐關係交惡退出外，剩下五國與歐盟則依據該計劃不斷密切接觸。但從近些年的成果來看，上述五國每一次與歐盟的接觸合作，除了帶來地緣政治形勢的起伏外，似乎從未使他們與歐盟的距離真正縮短，正如俄羅斯媒體評論的那樣：“東部夥伴關係計劃”就像一條奇怪的“寵物繩”，既不讓寵物逃走，也不讓寵物接近主人。
地緣政治與世代更替
如今，在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中，有的早已完全倒向西方，衝在反俄的第一線；有的繼續與俄羅斯維持着緊密的關係，形成了“後蘇聯空間”；還有的則在親俄和親西方中不斷搖擺，陷入了“東西困境”。在這場大國博弈的棋盤中，擺在這些國家面前的雖然既有風險，又有利益，既有威脅，又有誘惑，但更多的仍然是處於地緣政治旋渦中的現實與無奈。
在歷史上便素有反俄傳統的波羅的海三國在蘇聯解體後便迅速投入西方的懷抱。相較於三國的領土面積、人口數量和經濟體量，其所處的地緣政治位置更能成為歐盟和北約接受他們的最大理由。因此，為了博取西方的經濟支持、維繫自身在歐洲的地位和抵禦來自俄羅斯的壓力，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只能“無奈”地選擇站在同俄羅斯鬥爭的最前沿，積極扮演着美西方“新冷戰”政策的忠實擁護者和執行者。
中東歐國家在經歷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後，經過漫長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轉軌，普遍都形成了經濟靠歐盟，安全靠北約的思路。長期被大國支配的恐懼，以及民族之間的新仇舊怨使得它們並沒有太多選擇。即使像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這樣希望獨立發展對俄羅斯關係的國家，也面臨着來自歐盟和北約的威逼利誘，很難實現中東歐地區整體外交和安全觀念的變化。
捷克紐約大學布拉格分校校長基裏·佩何撰文表示，中東歐國家對俄羅斯態度的敵視除了歷史原因外，還有很多現實層面的原因。在東歐劇變後的幾十年裏，很多中東歐國家都經歷了痛苦的經濟轉型，有些人開始懷念共產主義時代的安定。尤其是之前中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和政黨，大多數是在社會主義陣營時代接受的教育，他們處理和應對危機的一些做法都是借鑑自之前的經驗，如2008年金融危機、難民危機、新冠疫情等，很多思路來源於社會主義時代的大政府和集體主義的做法，整體上換取了中東歐地區相對的穩定和發展。
但是，隨着中東歐國家人口結構和政治結構的變化，那些對共產主義時代餘暉仍有懷念的一輩逐漸從政壇謝幕。在最近的捷克議會選舉中，捷克共產黨——歐洲唯一擁有議會席位的共產黨——沒有超過5%的門檻，首次沒有代表進入捷克議會。
與此同時，出生於東歐劇變前後的年輕一代政客開始在中東歐政壇日益活躍。他們接受的是正統的西方教育理念，對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有着天然的厭惡和排斥，同時他們又深諳民主政治的選舉之道，通過反俄反共等口號式表演贏得了大批年輕選民的支持。再加上美國的挑唆，使得中東歐國家很難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
本報駐俄羅斯、波蘭特派記者 隋 鑫 於 洋 ●柳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