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8月初，國家衞健委明確提出“十四五”期間中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階段，“少子老齡化”將成為常態，釋放了什麼信號？
原新：從國家層面來説，我們的國際移民非常少，相對於14億人口總數來説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可以把中國看成一個封閉人口，封閉人口的增長完全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所決定。
按照現在已經實現負增長的情況來看，往往在常態化的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之前，有一段時間是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相對波動，我們稱之為零人口增長。
從中國2020年和2021年的普查統計資料來看，2020年一共淨增加了204萬人，2021年淨增加了48萬人。這些數據相對於14億人口來説，可以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零人口增長的階段，零人口增長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到某年某個時期仍會有一些波動。
從今年來看，中國很有可能出現出生人口少於死亡人口的情況，但明年情況也很難説，因為三孩政策也許在明年會產生一些效果，我覺得衞健委這個答案是很正確的，不要去判斷某一年的情況，而是“十四五”期間會進入一個常態化的負增長，也就是説有很長一段時間出生人數少於死亡人數，總人口數量開始減少。當人口達到零增長，總人口數也就達到了峯值了，也是説中國總人口數最多就在14.1億到14.2億之間了。
根據聯合國的測算，從2023年開始，印度人口就會超過中國人口，變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比之前預測的時間要早，包括衞健委的判斷也比以前預測提早了，主要是發現近幾年生育率下降得特別快。
漫畫：人口負增長下少子老齡化將成常態。圖源：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之前預測我國在2027-2032年才進入人口負增長，從數據看，中國人口負增長快於預期，可能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原新：人口的負增長提早或者推遲，主要還是受到生育率的影響，我們國家的生育率從1991年就降到了更替水平2.09。從1992年開始，我們的生育率水平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下面徘徊，不斷下降。
2013年調整生育政策之後，生育率水平有所上升，但也沒有超過2，在更替水平以下就標誌着我國人口的內在增長率已經低於零了，稱之為低生育水平時代，我們已經在這一狀態下走了30年了。
人口的內在增長率由正轉負後，由於慣性，人口不會馬上負增長，人口增長高於2的慣性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掉。人口增長慣性所消耗的時間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低生育水平持續的時間，二是低生育率的程度。
如果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8-2，人口負增長的時間就有可能會拉長和推後。不同機構對中國人口負增長的預測不同，比如華盛頓大學曾經預測中國人口2025年進入負增長，而你説的預測是2027年-2032年，原因在於大家對未來生育率高低的預測有差別。
2020年人口普查，人口生育率已經到1.3了，如果按照1.3-1.5這個幅度走下去的話，在2023年到2025年之間肯定會負增長。
對未來預估的生育率越高，實現負增長的時間就越滯後。反之，實現負增長的時間就越提前。事實上，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給出了1.3，一個令人非常驚訝的生育率，2021年比1.3還低，按照這樣，負增長肯定會提前出現了。
觀察者網：女性的生育意願持續走低，作為生育主體的90後和00後的女性生育意願尤其低，分別為1.54個和1.48個，育齡女性數量也在同步減少，對此有人提出“生一個孩子獎勵100萬”的建議，這種舉措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生育意願和解決生育負擔？各地出台的生育政策是否會奏效？
原新：針對“生一個孩子獎勵100萬”，我覺得不太可能成功。中國人口形勢並沒有到那麼嚴峻的狀況，而且也並不是給了100萬一定會生孩子。
第一，説説生育意願高低的問題。實際上隨着年代越早，生育意願越高，80後、70後、60後的生育意願均高於90後和00後。這個情況也直觀地反映在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生育行為是由生育意願所決定的，我們調查生育意願，一般來説有三個概念，理想的孩子數、計劃生育的孩子數、實際生育的孩子數，這三個因素實際調查出來基本上是遞減的。
第二，生育人數在下降，15-49歲的育齡婦女，現在人數大概是3.2億，按照目前生育率水平發展的話，到2050年前後，育齡女性大概是2-2.2億。中國絕大多數女性都是在20歲到34歲當媽媽，這個年齡段稱之為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現在大概是1.5億左右，到2050年可能不到1億。生育者規模下降，還想保持每年都有一定規模的生育量，那麼只能讓每一個人去加大她的生育強度，也就是提升生育率，這是個基本邏輯。
第三，生育者規模縮小，生育意願疲軟，生育行為低迷，這是未來的大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給錢能不能生？我的態度很簡單，生育率下降不僅僅是錢的事，大家把生育率低、不願意生孩子歸結為養育成本太高，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對孩子的看法和認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現在的老年人，他們和傳統觀念保持得更加一致，中國是一個普婚普育制的社會，絕大多數人都要結婚，絕大多數人結婚都要生小孩，傳統觀念認為不生孩子，家庭是不完整的。
現在一部分年輕人沒有了這種觀念，佐證的材料很簡單，單身人口越來越多，年輕人不結婚，結了婚以後“丁克”越來越多，“被丁克”也很多。“丁克”（DINK的譯音，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縮寫）的意思就是雙收入、無子女家庭。“被丁克”是因為現代的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以及快節奏的生活，很多人得了不孕不育症，想生生不了。
社會主流也是少生、只生一個，過去為什麼要多生？過去中國傳統社會和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跟現在截然不同，生孩子是為了老年有所保障，為了家庭的經濟利益，但現在社會保障越來越健全了，家庭的經濟利益和保障功能已經部分被社會化的服務功能所替代了。整個家庭發展和社會發展對孩子的價值觀和認知發生變化，而這樣一種變化不是用錢能夠扭轉的。
提議裏面説100萬也好，200萬也罷，那是一個直接的經濟投入，其實養孩子一個很重要的成本是機會成本，如果不養這個孩子，節省出來的時間和投入可以去幹別的事情，這恰恰是現在的年輕人喜歡的。
有人説養個孩子可能是一輩子的付出，有人説可能是兩三輩子的付出，因為我們現在社會不僅需要撫養孩子，退休後還需要幫兒女帶孫子，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現在整個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這個社會對不生、單身、性少數人羣越來越包容，對年輕人選擇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包容。
此外，數字化社會也影響了年輕人的婚戀，數字化一方面加速了年輕人與外界虛擬世界交往交流的頻率和頻度，同時弱化了年輕人線下面對面交流的能力，最常見的情況是大家一起去吃飯，結果所有人都在看手機。生育養育成本高是一個事實，但是生不生孩子、願不願意生孩子不完全是錢的事情，也不是一件能夠用錢贖買的事情。
由此到後面的問題，我的態度很簡單，現在各個省市自治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指導之下，結合省情出台了地方性法規——省級人口計劃生育條例，出台了許許多多積極的生育政策措施。
這些積極生育措施實際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經濟鼓勵，包括生育津貼、普惠制託兒所、幼兒園、義務教育、税收優惠、住房補貼等。
第二個是時間支持，包括產假延長、丈夫陪護假、育兒假、父母親照顧假延長政策，孕產婦靈活就業方式和靈活就業時間。
第三是技術支持，比如説生殖健康技術知識和服務的提供、婚前檢查、優生優育知識的普及、孕前知識普及，從懷孕過程中的孕檢，醫院住院分娩生育，到之後的嬰幼兒和母親照護，這一整套服務在衞健系統中是非常健全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對那些想生生不出來的家庭提供幫助，幫助這些家庭樹立生育信心，讓他們願意生、能夠生。
第四是服務支持，從托兒、幼兒教育、就業和生育，到最後養老，國家一系列服務體系的建設，提供好的服務，儘量去減輕家庭養育的負擔，社會盡量給予多的支撐，同時還包括生育友好環境的構建，從國家制度上面，社會對生育者的尊重，對生育者的關懷，對生育者的讚賞，包括家庭對生育者的關懷和支持。
這些方面構成了整個生育支持政策配套的一攬子內容。現在大家都在懷疑這些措施能不能馬上刺激起來生育率，我的觀點是不要指望着這些政策落地以後，兩三年之內生育率馬上就會有大起色。
這些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慢變量，它對生育率提升的刺激作用不可能太大，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我們要給其一段時間去考察，也許需要5年，也許需要10年，這是一個基本的規律。
現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繼續指向低生育率，人口生育率的變化取決於內生性變量，而內生性變量由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來決定。伴隨着經濟社會發展，人類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全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這樣一個大的趨勢沒有改變。
內生性因素繼續指向低生育率，甚至更低的生育率，外生性因素是生育政策和支持政策，外生性因素只是一個輔助力量，若想產生好的效果，一定要等政策的時間、力度、強度能夠跟得上才行。更何況中國現在還處在發展初級階段，所以我們的文件裏面用的是這八個字“量力而行，盡力而為”。
觀察者網：近期首例國內的“單身凍卵案”敗訴，我國目前大部分的輔助生殖技術都僅向已婚的夫婦開放，隨着醫療資源的豐富和醫療條件的提升，未來輔助生殖方面的政策是否會放開？
原新：到今天為止，我國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方面，應用於什麼人羣，應用到什麼程度，我們的立法是不健全的，當務之急是抓緊立法，用法説話。
這類活動包括單身女性凍卵、單身男性凍精、代孕等一系列問題，國內首例“單身凍卵案”敗訴，原因在於沒有法律依據，《人口計生法》、人口計劃生育地方條例都是針對家庭，單身的情況不是人口學家能解決的問題，首先要讓法律來解決，單身是不是一個家庭，如果單身是一個家庭，那麼法律就適用於單身，否則就不適用。
家庭最簡單的解釋是有血緣關係和親緣關係構建的社會最小單位，如果是一個人，他沒有任何關係，是否能算作家庭。從發展來看，我們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方面的立法已經遠遠落後於現實的需求了。
北京：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權利案一審二次開庭。圖源：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之前採訪您，您説中國每年的人工流產有900萬人以上，人工流產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嚴重影響了育齡女性的生殖健康；有報道稱農村高危產婦、產檢意識淡薄，因此流產也相對較多；政府應當如何推動一些政策普及性教育知識和避孕方式來減少人工流產？
原新：這是兩個問題，第一個，我國人流數量在900萬以上，這是政府公開的數據，這裏面大部分應該是婚外的非醫學需要的人工流產，更多是婚前這種情況。人工流產有低齡化、非婚的特點，當然也包括非意願性的懷孕去做人工流產的情況。問題中的農村高危產婦情況不算人工流產，它是屬於醫學原因，比如説懷孕威脅到母親的生命、胎兒先天畸形等情況。
我自己的看法，第一要普及正規化的性教育。現在網上亂七八糟的消息太多，很多東西存在錯誤的引導，所以淨化網絡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第二，我們要正視現實中正規避孕節育措施、服務熱線的提供，我國原來的計劃生育委員會和計劃生育協會，都有一個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務熱線，也就是説青少年有渠道去獲取避孕措施和避孕藥等信息幫助。青少年生殖健康的服務熱線能夠提供正規化的服務，但隨着計劃生育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不斷淡化，這些服務也沒有了，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們要把關口前移，讓他們能夠正常得到正規化的服務，包括知識服務、技術服務，儘量減少性活動中疾病傳染的風險，保護措施做好了，意外懷孕也會減少。假如説不幸意外懷孕了，實際上現在很多人流是在黑診所、私人診所做的，如何提供一個正規的醫療渠道，使其得到正規服務也是很重要的。我認為在國家正規的教育體系中，應該納入正規的性教育和生殖健康的教育，生殖健康包括和生殖相關的一系列的健康知識和技術，需要社會公共服務和教育發力。
觀察者網：您在採訪中説道，“人口事件是長週期事件，人口現象演變為人口問題具有一定的時間滯後性，真正嚴峻的情況在30年之後、50年之後。”為了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我們需要做哪些積極準備？是否要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
原新：這問題問得非常好，實際上這些年國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十四五”規劃當中關於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戰略，衞健系統出台的一系列托幼、生殖健康的文件和規劃，國家人口發展規劃等等，實際上都是在對未來即將出現的人口問題進行應對和防範。
這些戰略部署已經看到了前方的問題，關鍵在於怎樣把戰略部署實實在在落到地上。例如，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政策，現在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都在根據自己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制定配套政策，這些政策不能夠僅僅停留在文件和法律條文當中，一定要讓它落地，讓生育者能夠從經濟社會和服務關懷、環境中去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和尊重，這樣才有可能去生育。
生育為什麼很重要？無論是將來的人口負增長，還是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形勢，我們無法改變現在，50年、100年以後的改變，真的要從現在開始設法努力提升生育率，讓它達到適度的生育率水平。
另一個方面，未來比較長的時間階段，我們在地理空間上調控人口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了，但還應該接着做。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對勞動力需求少、人口增長快一些的地方，人口向經濟發展好、就業機會多的地方轉移。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在雙循環的過程中，也可以加強人口內部大循環，實現城鄉和區域之間人口的再佈局，讓人口跟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
當然，這個舉措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還是有效的，如果城鄉和區域之間的生育率差距越來越小，那麼這個調節措施可能就真沒有空間了。未來三五十年內，我們要很好運用這個機會，隨着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我們的人力資本積累越來越豐富，也要充分發掘這一方面的潛力。
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引擎，而且是動力更加持久的增長引擎。我國的人力資本指的是什麼？第一，身體健康狀況不斷改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到了77.9歲了。第二，有一個好的體魄能夠承載好的教育、好的技能培訓。我們20-29歲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已經有三分之二都達到了大專以上的普通高等教育水平。
杭州：第五屆中國研究生創“芯”大賽決賽開幕。圖源：視覺中國
全中國已經有2.2億人接受過高等教育，佔總人口的15.5%，每年畢業大學生有1,000萬以上，大學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54.4%，進入了一個大學普及的教育階段。這樣的勞動力優勢、勞動力素質和總人口素質提升的優勢，人力資本積累豐厚，我們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定要把它發揮挖掘出來。同時，在未來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情況之下，我們也要通過更加健康的人口國情教育、老齡化國情教育，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能夠釋放他們的生育潛力。
我們只能通過生育率改善來調節未來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既然看到了50年以後、100年以後低生育率的人口前景，在生育率是個慢變量的基礎上，我們就應該從現在着手，為提升生育率來做更大的努力。
觀察者網：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預估明年初，印度人口將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外媒認為這將對中國勞動力和內需市場帶來衝擊，您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原新：第一，印度人口會超過中國，印度人口在短期內，老齡化程度會低於中國，勞動力數量會多於中國。可以説在人口年齡結構轉型過程當中，印度未來的人口機會要比中國好。印度現在到未來這段時期，有點像過去我們改革開放時期，勞動力供給充足，年輕人比例很高，老齡化程度不高，負擔在減少，但是人口機會能不能轉變成紅利，不取決於人口數量的變化，而取決於有沒有適合一個與人口相匹配的經濟社會發展體系。
中國在過去改革開放40年間充分利用外資，充分利用世界轉移的比較先進的生產力，把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讓我們數以10億計的勞動年齡人口能夠就業，在就業的過程中創造財富、積累財富，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現在印度的經濟社會發展來看，它的經濟體量並沒有到中國那個階段，如果這些年輕的勞動人口不能變成勞動力，不能跟生產工具結合，是無法變成紅利的。
印度這樣一個人口優勢的確存在，但能不能轉化成現實的人口紅利，要看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結構能否匹配，必須通過印度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世界全球化的經濟社會發展融入情況才能夠判斷。勞動力多，勞動年齡人口多是優勢，如果勞動力不能就業，變成了失業人口，沒有發揮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人口機會就會白白喪失。
中國過去40年，GDP以9%以上的年均速度在增長，創造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奇蹟，在這個過程中，人口要素對經濟社會奇蹟的貢獻率大概在20%左右。人口因素用活了就會變成經濟結果，用不活就全浪費了，變成了無法就業的人。
在討論人口紅利的時候，我們要區別人口機會和人口紅利，人口機會是一個人口學概念，由人口發展的規律所決定，是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的條件，而人口紅利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果，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兩者之間的中介變量是與人口機會相配套、匹配的經濟社會發展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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