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加拿大多地掀起尋找多年前寄宿學校失蹤兒童下落的行動，越來越多兒童遺骸被陸續發現，舉世震驚。這個事件的起因是，今年5月27日，由加拿大一個土著部落發起的勘察行動發現了215具兒童的遺骸，這些遺骸葬在一處無名集體墓穴，而墓穴所在地的建築物，曾經是加拿大130所原住民寄宿學校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2015年公佈了一份關於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的調查報告説，有超過6000名兒童憑空失蹤，而這次發現集體墓穴和屍骸，似乎為這份報告提供了直接證據，而這些沒有名字的遺骸被發現，也揭開了加拿大一段鮮為人知的黑暗歷史。
學校下的骸骨 陽光下的罪惡
這裏原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坎盧普斯市印第安寄宿學校，建於1890年，擁有超過130年的歷史，曾經是全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兒童寄宿學校，直到1969年被聯邦政府接管改為日製學校，之後這所學校在1978年正式關閉。
今年5月，一場特殊的勘察揭開了這所學校的駭人黑幕。
5月27日，加拿大原住民組織“第一民族”發佈聲明表示，他們聘請雷達專家進行調查，竟然發現有215具屍體埋在這所學校的地下，而且很有可能真實屍體數量會比雷達勘探出來的數量還要多。
加拿大原住民組織主席 洛桑·卡西米爾： 據我們所知，這些兒童屍體都是沒有記錄在案的。這意味着，這200多個孩子的死亡，既沒有被報告過，也沒被記錄在學校的檔案裏。
根據加拿大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該校歷史的記錄，1910年，這所學校的校長曾表示，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資金來養活學生。1924年，學校的一部分建築被大火燒燬，當時學校記錄有51人死亡。但這和215具屍體的數字，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現年87歲的艾瑪·貝克曾是這所學校的學生，她回憶説，當年總是有關於墓地的傳言。
寄宿學校倖存者 艾瑪·貝克： 那裏有一個大果園，我們過去常常在果園裏聽有關墓地的傳聞，但似乎沒人知道墓地具體在哪裏，我們甚至都不知道它是否屬實。
殖民者的原罪之：你不能擁有姓名！
1876年，加拿大制定的《印第安法》明確指出，不放棄印第安人身份無權參與選舉，試圖把原住民的身份徹底抹除；所有4—16歲的原住民兒童則必須入學寄宿學校，否則加拿大騎警將強行帶走兒童。而這些寄宿學校由政府和教會合辦，由神父和修女擔任教師。
然而，這一切只是噩夢的開始。
當時年幼的兒童，如今已變成白髮蒼蒼的老人，但是，那段在寄宿學校中的痛苦經歷，依然歷歷在目。
寄宿學校倖存者 羅斯·格雷斯·米勒： 1949年，當我們被裝上牛車，帶到寄宿學校時，我只有8歲。
寄宿學校倖存者 克里斯·梅塔瓦賓： 我的兩個哥哥也在寄宿學校，我聽説過寄宿學校，他們告訴我，我也得去。
這些兒童入學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所謂的“身體淨化”。
修女把他們帶到清潔室，用酒精、殺蟲劑甚至煤油為他們清洗，然後換上統一的服裝。在這裏，他們必須改掉原本的名字，使用西式姓名，有些甚至只按數字編號來稱呼。
寄宿學校倖存者 克里斯·梅塔瓦賓： 學校監管員把我叫到辦公室，當時我留着長髮、編着辮子。當我從辦公室出來的時候，我已經變成禿子了，然後我得到了一個編號3號，從此我在寄宿學校裏就成了3號，我的衣服上也寫着3號，永遠的3號。
殖民者的原罪之：學校裏的死亡威脅！
學校規定，學生必須皈依基督教，學習英語或法語，並嚴禁使用自己部落的語言。學生們被告誡：“印第安人的語言是下賤的語言。”如果不小心使用本民族語言，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寄宿學校倖存者 克里斯·梅塔瓦賓： 我想它應該叫九尾鞭，很短，但是上邊有鋼鐵，可以把你撕成碎片。我聽見三個孩子逃跑的聲音，但他們又被抓回來，被帶進房間。他們在我們面前被鞭打，我在底下，看見鞭子撕裂他們的皮膚，從撕裂的皮膚裏流出血。
體罰、性侵更是屢見不鮮，孤立無援的孩子們甚至隨時面臨着死亡的威脅。
寄宿學校倖存者 羅斯·格雷斯·米勒： 我在印第安學校被強姦，它一直伴隨着我一生，憤怒、恐懼、羞恥。當我逃跑時，我可能會淹死在河裏，我當時只有8歲。我們知道有孩子被埋在那裏的山坡上，而且可能在學校裏，有人在娛樂室下面的焚化爐裏被燒死。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 張文宗： 實際上我們看到加拿大對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包括梅蒂人，包括因紐特人，他們對原住民基本上實行的，最突出的一個政策就是強制性的同化，這種強制性的同化用人類學家，用很多加拿大原住民的話來講，就叫文化滅絕。就是在文化上對你進行各種各樣的抹殺你這種族羣認同、印第安人文化認同的這種行為，這種文化滅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種族滅絕的重要特徵。
屍骸面前的道歉與推諉
迫於輿論壓力，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下令，要求全國所有聯邦機構大樓降半旗誌哀。6月1日，特魯多在眾議院講話，向原住民道歉。
加拿大總理 特魯多： 當年很多兒童被迫進入寄宿學校，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知道，這些機構造成的傷害持續至今。許多家庭經歷着延續多代的創傷。我們意識到原住民族仍然面臨種族主義、系統性歧視以及不公正的待遇。
不過，道歉之後，加拿大政府又開始和天主教會踢起了皮球。
加拿大總理 特魯多： 作為一名天主教徒，我對天主教會現在和過去多年來作出的決定深感失望。政府的調查活動“仍然受到來自教會的抵制”，我們希望教會採取行動，承擔責任，並幫助撫平悲傷，治癒。這是我們都在等待天主教會去做的事情。
加拿大天主教會多倫多總教區大主教 托馬斯·柯林斯： 我們應該在（與原住民）和解的道路上共同努力。我認為總理應該看看他自己的政府，他們也有很多事情應該做。
不少網友認為，特魯多的表態明顯有推脱責任的嫌疑，試圖將政府應承擔的罪責轉嫁給天主教會。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 高通： 實際上我覺得這裏邊可能是我們説，在整個這種就寄宿學校管理過程中，實際上聯邦政府包括這種教會，它實際上在裏邊是緊密配合的，其實我覺得從聯邦政府角度來講，它自始至終對白人至上，甚至包括那種同化教育，實際上都是沒有徹底地放棄掉的，所以當這個事件出現之後，雖然説是歷史上污點，但是他們依然對這個事，沒有説深刻去反思，沒有辦法我覺得，對它保持那種非常非常嚴厲的那種態度去處理這個事情。
印第安悲歌：法律鼓勵下的屠殺
為了鼓勵消滅印第安人，人命甚至被標明瞭價格。1814年，麥迪遜政府參考1703年北美各殖民地議會作出屠殺印第安人的獎勵規定，重新頒佈。法令規定，每上繳一個印第安人的頭蓋皮，無論男女老少甚至嬰兒的，美國政府將會發給50～100美元的獎金。
即使是被美國奉為英雄的林肯總統，在屠殺印第安人的問題上也從不手軟。
1862年，南北戰爭第二年，林肯政府頒佈《宅地法》，規定每個年滿21歲的美國公民只需繳納10美元登記費，就能在西部獲得不超過160英畝（約合64.75公頃）的土地。在土地和賞金的誘惑下，白人紛紛跑到印第安人所在區域展開大肆屠殺。林肯總統曾下令絞死了38個部落的酋長。這些酋長之中沒有人犯過他們被美國政府所控告的罪行，林肯總統有意製造了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冤殺死刑。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 高通： 它（美國）有幾個法，一個是《印第安人遷移法》，還有《道斯法案》，《道斯法案》是繼《印第安人遷移法》之後的一個法律。那麼這個《道斯法案》頒佈之後，就整個印第安的土地是從1.4億英畝驟減到0.5億英畝，這只是40年之間就減了這麼多。
0.9億英畝，約合36萬平方公里，這幾乎可以等同於一箇中型國家的面積。從1776年美國建國到20世紀初，這片土地的原有主人就這樣一步步地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財富，甚至生命。據美國印第安國家博物館介紹，從15世紀末到19世紀，生活在北美地區的印第安人更是從近1800萬驟減到25萬。
屠殺都能洗白？透過印第安人種族滅絕來看“美式公關”伎倆
儘管罪惡重重，但無論加拿大也好，美國也罷，從沒有因為系統性種族歧視甚至是種族滅絕的行為而遭受懲罰。
1948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首次定義“種族滅絕”罪。這個公約於1951年1月12日生效，當年就收到美國民權組織關於美國政府對黑人進行種族滅絕的申訴。然而，一向標榜自己為“人權燈塔”的美國，直到這個公約生效37年後才成為簽署國。可即便籤署了公約，美國卻為自己量身定製“免責條款”：即在未徵得美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保留其免受種族滅絕罪起訴的權利。也就是説，要起訴美國的種族滅絕罪行，必須經過美國政府同意。除此之外，美國和加拿大等國還在世界上炒起了“多元文化”的概念，不斷粉飾自身形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 張文宗： 歷史上美國在對少數族裔幹了非常多的壞事。二戰以後，在少數族裔民權運動的這種壓力下，在一些白人他內心良心發現的一種推動下，美國政府實行了這種多元化主義，對少數族羣的文化、語言、宗教，包括各種藝術進行一定的這種保護。但是這種保護實際上是一種強勢文明、強勢文化對一種弱勢文化的一種保護。我覺得是一種“櫥窗效應”，就是把你放在那裏，你是一個櫥窗，你是美國多元文化的一個象徵。但是實際上這種不平等以及美國白人對少數族裔在歷史上所犯的這個錯誤，不是通過多元文化，通過這種“櫥窗效應”所能夠彌補的。
從“系統性屠殺”到“系統性抹除”這到底是個什麼系統？
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社會學家，美國印第安原住民後裔黛西·蘇茉兒·羅德里格斯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大量美國政府部門在收集數據時忽視了印第安原住民，此舉對原住民羣體產生了“系統性抹除”效應。
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門在收集數據時拒絕將印第安原住民考慮在內，理由是樣本量太小，而這樣的現象廣泛存在於人口普查、醫療數據等各個領域。另一方面，美國族裔劃分標準導致印第安新生兒數量快速減少：根據規定，只有母親為純正印第安人的嬰兒才會被記錄為印第安後裔，而父親的血統則不在考量之內，這導致印第安血統正在被其他族裔快速稀釋。
對此，加利福尼亞州印第安城市人口聯合會總幹事弗吉尼亞·亨德里克表示，我們生而為印第安人，死時卻被當作了白人。亨德里克還在一份報告中寫道，“看到本族人在數據中被抹去，讓我不禁悲從中來，在這些西方社會發明的身份名詞中已經沒有了我們的一席之地。”
印第安人的生活 美國其實從未在意過
由於美國這種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的歧視與漠視，時至今日，原住民羣體仍是美國社會的二等公民，原住民的生存狀況被不斷擠壓。與其他美國種族相比，美國原住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很落後。
2017年的統計數字，生活在貧困中的美國原住民估計佔26.8%，而整個美國的貧困人口比例則為14.6%。
美國原住民的預期壽命比美國其他種族少5年半。糖尿病、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慢性疾病使得他們的死亡率更高。只有17%的美國原住民接受過高等教育，而美國總人口中這一比例則為60%。
肆虐美國的新冠疫情也給原住民羣體造成巨大影響。去年8月，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發佈一份報告稱，在美國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中，每10萬人中有594例新冠病例。相比之下，白人每10萬人中只有169人患病。美國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新冠肺炎的發病率是白人的3.5倍。同時，印第安人和原住民中的發病年齡更加年輕化。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 張文宗： 雖然美國在法律上、在政治上規定了人人享有這個投票權，美國的這個社會福利網也比較完善，但是現實當中我們看到，少數族裔包括拉美裔、非洲裔、印第安人，他們在住房、福利、教育、就醫等等方面，和白人主體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雖然我們看到美國理論上、法律上規定人人平等，但是在政治權利上，在經濟發展權利、社會發展權利方面，這種少數族裔和白人是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