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0日，是第22個“世界難民日”。
這個“紀念日”算不上“歷史悠久”。2000年12月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55/76號決議，決議中做出了設立“世界難民日”的決定，次年開始實施。
6月20日的日期，源自1974年非洲統一組織（非洲聯盟前身）創立的“非洲難民日”。而聯大決議將這個日子在2001年延展為“世界難民日”，還有紀念1951年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締結五十週年之意。
然而，這個“五十週年紀念”，其實卻頗具歷史諷刺意味。
讓我們把時鐘撥回上世紀50年代初。為什麼當時難民問題會成為聯合國關注的一大焦點？
答案很明顯，世界剛剛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尤其是二戰的規模和損失都更加慘烈，不僅造成了巨量的直接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更形成了大批流離失所的難民，據統計（美媒數據）二戰期間全球形成6000萬難民。甚至“發達富庶”的歐洲，也成為難民問題的“重災區”之一，戰後全歐產生難民在1600萬以上。
於是，作為戰後全球恢復重建工作的一部分，解決世界大戰所造成難民問題被國際社會提上議程。1950年12月14日，眾所周知的處理難民問題的核心國際機構——聯合國難民署，由聯合國大會設立；而半年之後，1951年7月28日，聯合國通過了《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規定“難民”的概念及其享有的權利，並作為難民署開展工作的法律依據。
聯合國難民署，全稱“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可恐怕很多人不瞭解的是，這個機構本來壓根沒有打算作為聯合國的“常設機構”而設置。
難民署成立時的原計劃，赫然顯示在聯合國官網上：
難民署最初擬定在三年內完成所有工作，然後解散。
結果是明擺着的。
“計劃中”的三年後，難民署“成功”地摘下了195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而“失敗”的是，一直到70多年後今天，聯合國難民署仍然“不得不”繼續存在和工作下去。
因為，已沒有了“世界大戰”的70年歲月裏，難民數量不減反增，難民問題更加棘手。
尤其事與願違的是，到了新世紀第二個10年，全球難民的數量正在逐年刷新新高。
我們看看去年聯合國難民署發佈的最新年度《全球趨勢報告》的描述，報告稱2020年逃離戰爭、暴力和迫害的人數上升至近8240萬，這在2019年底已經創下歷史新高的7950萬人的基礎上又增長了4%；全球人口中每100人就有1人流離失所。
而到了2022年，聯合國難民署本月16日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年末，全球被迫逃離家園流離失所者達到8930萬人，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比一年前又增長了8%，與十年前相比翻了一番多。
而全球每百人中就有一人流離失所的紀錄，也被刷新。據難民署的最新統計，如今世界上每78人就有一人流離失所。
不能説聯合國難民署不努力，但現實就是如此殘酷。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利普·格蘭迪感慨：
我對國際社會的最大訴求是——請讓我失業。大家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真正不需要聯合國難民署的世界。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們的工作至關重要，而矛盾的是，我們本不應存在。如果我們還要度過更多的週年紀念，那麼唯一的結論就是國際社會失敗了。
這樣的狀況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對於已經遠離戰爭和混亂多年的我們來説，實在難以想象。
遠超“計劃”的全球難民狀況，讓包括難民署在內的國際難民問題處理機構也不得不繼續探索工作方式，精細化工作內容。
就比如1951年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説它是國際公約，不如説是“歐洲公約”。因為它對“難民”的定義，幾乎是給當時“歐洲難民”量身定做的。《公約》中描述的難民，必須“留在本國之外”，這對於二戰中受法西斯侵略“國破”，或壓迫屠殺政策而逃往外國的歐洲難民格外適用。
換言之，像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在日寇侵略鐵蹄下流離失所的幾千萬“難民”，因是在“國內”逃亡，並不在上世紀50年代聯合國訂立的“難民”定義之內。
這種對難民概念的限制，直到1967年《難民地位議定書》的訂立才得以取消。
我們不禁要問，上世紀中期至今，人類沒有再爆發世界大戰那樣的浩劫，何以難民問題不進反退？
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提出的論斷：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
這我們中國人體會到了。然而同一個世界，並非同一種處境。放眼全球，固然沒有新的世界性戰爭發生，卻並不太平。要知道，任一個中等國家發生全國性的戰亂，就能輕易形成數百萬的難民規模。
那麼，這是誰造成的，不言而喻。沒有了大規模戰爭，小規模的戰火卻從未停息，造成的難民危機不僅有爆發性，更具長時段的延續性，持續對人類社會造成嚴重創傷。
這其中，無不見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國家的身影。
二戰後隨着舊殖民體系的崩潰瓦解，原先的殖民帝國不得不收起張牙舞爪、動輒侵略的囂張嘴臉，改用奪佔道德制高點的隱蔽方式，對第三世界國家實行侵佔和掠奪，自己手上卻看似滴血未沾，如同一朵白蓮花，這卻比舊的方式更加可怖和可悲了。
當然，他們仍會直接發動侵略戰爭，卻不再高喊“要生存空間”、“奪取戰略資源”這些赤裸裸的訴求，而是扛起“人權”、“地區穩定”這樣的大旗，“名正言順”向對方開戰。
而直接的戰爭，仍是二戰後形成難民最“高效”的途徑。
2001年開始的美國夥同“盟友”們開展的“反恐戰爭”，起初“正義凜然”。然而經過20年的大力“反恐”，不僅越反越恐，恐怖主義更加蔓延的同時，美軍帶來的戰火，雙重作用下，製造了海量的難民。
據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過去20年來，美國在全球85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反恐”行動，花在“反恐”戰爭上的直接支出約有8萬億美元，導致全球直接死於戰爭暴力的人數在89.7萬到92.9萬之間，而戰爭造成的難民和流離失所人口，則遠在直接死亡人口之上，超過3800萬。
更為嚴重的，是西方發動的戰爭，還直接摧毀了相應地區原本能夠接納區域內難民的“調節器”，甚至讓不少原來的“難民接受國”瞬間淪為難民的輸出大國，進一步導致整個地區的難民問題走向失控，並向外迅速擴散。
2011年，法、美、英、意等國深度介入利比亞內戰，對該國進行狂轟濫炸，幫助推翻當時的卡扎菲政權。
據報道，卡扎菲在敗亡前曾打電話給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直言他倒台後利比亞將陷入無政府狀態，不僅會造成恐怖主義蔓延，更將出現空前規模的難民危機，同時非洲一些國家的非法移民也會利用利比亞的混亂大舉橫跨地中海偷渡。
事實證明，卡扎菲的預言並沒錯。
利比亞所處的特殊位置，決定了當其國內較為穩定時，將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難民向北遷移的主要收容和週轉地，實際上起到了抑制難民無序擴散，尤其是通過地中海湧入歐洲的作用。
可歐美一通操作，打掉了他們“深惡痛絕”的卡扎菲政權，卻也造成了利比亞局勢完全失控，利比亞自己開始輸出大量難民的同時，來此週轉的難民也大規模突破政府管轄，無序向地中海進發。
地中海很快化為血色的死亡之海，難民們坐上簡陋的小船，想要越過茫茫大海，奔赴歐洲，可常常面對船隻傾覆，葬身大海的悲慘結局。
無獨有偶，近年來成為全球難民最主要來源之一的敍利亞，在2008年還曾是全球第二大難民接受國，而2009—2011年，是全球第三大難民接受國。
但隨着外國軍事力量大量介入敍利亞內部，該國內戰亂愈演愈烈，難民人數從2012年開始呈現迅猛增長態勢，首先在鄰國，後跨境向歐洲擴散。截至2018年4月，敍利亞境內的國內流離失所者有660萬，2011年以來逃離敍利亞的難民總數達到565萬之多（截至2019年）。
本來伊拉克、阿富汗的難民可以往敍利亞跑，結果如今敍利亞人自身難保，也要逃難，整個地區還哪有能夠承載大量難民的能力呢？
除了侵略戰爭，帝國主義國家更擅長“暗搓搓”在前殖民地製造矛盾混亂，挑動內鬥。
比如震驚世界的盧旺達內戰大屠殺，其實“圖西族”和“胡圖族”所謂“種族之間”的深仇大恨，本就是比利時殖民者強行塑造出來的。
上世紀30年代，殖民者在盧旺達、布隆迪都推出了所謂的“身份證制度”，根據“顱相”劃分，相對個高、鼻寬且膚色較淺的人認定為圖西人，反之為胡圖人。為了湊數，連財富的標準都成了“民族特性”，擁有10頭牛以上的是圖西人，因此也出現了一些矮個子、深黑膚色的圖西族。
比利時人在全盧旺達人口中分出14%的圖西族後，還將幾乎所有的政府崗位以及大多數教育資源、生產資料交給圖西族掌控。
這就挑起了“兩族”間的巨大矛盾，等到殖民者們被迫離開之後，埋下的這顆“雷”最終炸開。1994年，胡圖族控制區內槍聲大作，火光四起，胡圖族政府軍隊開始滿街搜捕圖西人，看到有人試圖逃跑就格殺勿論。整個盧旺達變成了修羅場，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
這時候西方人倒是找不到人了。結果是不僅盧旺達全國800萬人口中有100萬人被屠殺，更形成大量的難民，至今盧旺達、剛果、布隆迪地區仍是全球最主要的難民輸出地之一。
當然，有的地方沒有戰爭，也在大量輸出難民，乍看過去似乎是因為相應國家政府無能，治理失敗，百姓流離失所，不得不逃。但這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國家，本就是前殖民帝國扶植的買辦政府，大部分利益向外國輸送，剩下的裝進自己的腰包，百姓怎能活得不苦？
比如堪稱全球治理最失敗的國家海地，它本是拉美第一個成功獲得獨立的國家，但在之後的歲月中從來沒有真正擺脱殖民控制。美軍短暫入侵這裏之後於1934年被迫撤出，但此後的海地政府，徹底淪為美國的附庸，領導人除向美國出賣利益之外，就只有一個目標——給自己撈錢。
整個國家形成了3%的最富裕人口控制80%的財富，剩餘20%財富則是97%的赤貧羣體，沒有中等收入者的格局，這樣又如何能談得上“治理”呢？
而更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看起來主權獨立，國家也有一定的能力，卻仍因經濟等因素產生為數不少的難民，可這也往往是有深刻根源的。
要知道，在舊殖民體系當中，殖民地在經濟上完全為宗主國服務，換句話説，沒有什麼因地制宜，沒有什麼自我發展，殖民者讓你當原料產地就得當原料產地，讓你種植單一作物那就得種單一作物。
比如埃及，這個長期作為阿拉伯國家領袖的國家總不能算個弱國，可近年來飽受糧食危機困擾，不僅容納外國難民的能力驟降，自己也開始輸出經濟難民。
可其實埃及在歷史上曾是著名的“糧倉”，糧食安全本不成問題。但當英國殖民者到來，為了自家的棉紡織業能夠擁有足量的原料，強行在埃及推行所謂“農業經濟專業化政策”，這使得當地大片農田被改種棉花。據統計，僅1883年到1913年期間，埃及的棉花田在總耕地佔比就從11.5%增加到22.5%，棉花產量更是增長了兩倍，徹底改變了埃及的種植結構，抵定了埃及後來糧食供不應求乃至出現供應危機的基礎。
殖民體系之下留下這樣的“咖啡之國”、“可可之國”甚至“毒品之國”，遍佈全球第三世界，它們在政治上擺脱了殖民統治，卻在經濟上仍然落於殖民經濟的枷鎖，難以掙脱，而這種經濟上的單一、難以自持，進一步導致了百姓的生活困苦，已至被迫走上逃難的路程。
然而造成這一切的殖民國家，在隱蔽的“新殖民體系”中，大可以高高在上地説：都是你們的國家治理能力太差了！又或者，你們國家是獨裁統治，才造成武裝反抗陷入內戰！
所以你們為了文明進步，為了“民主自由”，產生點難民，承擔點痛苦，不是很正常嗎？
咱就想問一句，這“福氣”給你西方國家你要不要啊……
這時候再以“救世主”的身份，回來扮好人、打圓場，説自己是來拯救難民的，真的就不臉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