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兩國元首日內瓦會晤的確定後，部分西方媒體渲染稱，拜登政府藉此機會向俄羅斯伸出了“橄欖枝”，其目的是為了離間中俄關系。包括美國一些學界人士，如喬治城大學教授安吉拉·斯登特也表示，“拜登政府拉攏俄羅斯反映了華盛頓將中國視為更大的課題”。拜登政府上台已4個多月，其對華、對俄戰略也只是剛剛開始，但筆者認為，所謂的“聯俄抗中”僅僅是少數西方媒體及部分人士的炒作與猜測而已，很難得以真正實現。
首先，重回“冷戰大三角”不符合歷史的潮流，註定只能以失敗告終。
客觀而言，拜登從政幾十年，外交經驗豐富，是名副其實的“冷戰鬥士”，要解決現實的大國博弈問題，其人生閲歷與外交經驗不可避免地引導他在冷戰經歷中找尋可借鑑之處。
冷戰時期，尤其是中蘇處於友好同盟階段時，美國政府的“楔子戰略”就是典型的離間分化中蘇關係策略，如同今日少數西方媒體鼓譟的離間中俄關系一樣。但是，在這一問題上，歷史是錯誤的，重複歷史也只能註定以失敗告終。在中蘇之間打入“楔子”並沒有離間中蘇關係，當時中蘇同盟的破裂主要是中蘇雙方自身的原因所致。正如鄧小平同志後來所説，主要是由蘇聯的“老子黨”與大國主義造成的。
按照基辛格式的現實主義邏輯，要聯合“大三角”中較弱的一方抵抗第三方才能佔據主導地位。但是，今天的中俄關系不是冷戰時期的中蘇關係，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都不會按照冷戰思維模式來運籌大國關係。中國所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根本上就是要跳出並突破冷戰思維的束縛。美國要拉攏俄羅斯，一無長期真誠意願，二無切實有效手段，三無緊密戰略互信，註定只能是一種自我安慰罷了。
其次，俄美結構性矛盾將長期存在，任何“重啓”都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俄美結構性矛盾的長期存在一直制約俄美雙邊關係的“回暖”，任何外部力量意在誘導、拉攏俄羅斯實現自身的戰略圖謀，實際上都是很難實現的。走出冷戰初期的戰略徘徊與幻想，俄羅斯對外戰略更加清醒，更加自主，更加自信。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俄羅斯視為“主要威脅”，俄羅斯把美國列入“不友好國家”名單，已經清楚地回答了這一根本性的問題。
正因為俄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消除，所以任何雙邊關係的“重啓”都説易行難。
一是，俄美之間除軍控機制外，其他互動機制本來就少而且現在基本都已暫停，經貿合作也非常有限，難以起到支撐作用。即便在軍控機制方面，其重要性也在不斷下降，難以維繫兩個大國的戰略對話與合作。
二是，冷戰後美國“削俄弱俄”的政策長期存在，無論是俄羅斯政府、精英及民眾對此都有深刻的認知。美國政府、精英及社會基本上都持強烈的反俄態度，難以從根本上實現“拉攏俄羅斯”的目的。
三是，烏克蘭危機之後，美國及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軍事威懾、輿論攻勢及外交孤立呈現出立體、全方位的態勢，短期內難以消除，且將長期影響俄羅斯與美國及西方關係的恢復。因此，藉助美俄元首會晤或者類似於放行“北溪-2”項目，希望重啓美俄關係是不現實的。
再次，中俄關系從歷史中走來，經歷風雨考驗，不懼怕任何外部勢力的離間分化。
從早期的中蘇同盟發展演變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俄關系如今正成為大國關係的典範，立足於時代發展潮流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以《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為綱領，以政治互信為基石，以元首戰略引領為動力，着眼於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努力打造相互尊重、平等信任、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發展模式。
中俄關系70多年來，經歷了風風雨雨，最終找尋到一條正確的相處之道，那就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這一原則通過條約形式在兩國法律層面上得到保障。70多年來中俄關系的歷史就是中俄雙方探索如何從結盟到結伴的歷史，是探索如何解決分歧到實現合作共贏的歷史，是探索如何實現平等與相互尊重的歷史。
中俄關系之所以成為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有其內在的發展動力與邏輯基礎。中俄兩國在國際戰略及重大國際問題上理念一致，相互支持，相互尊重對方核心利益，互不干涉對方內政，建立了最密切的元首交往及各層級的定期會晤機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區合作及人文交流機制，在國家發展藍圖及重大發展戰略上相互契合，充分照顧對方利益和關切，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發展並推進中俄關系也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因為西方一些挑撥和俄羅斯國內極少數非理性的聲音，及當下存在的一些非主流問題就否定並“唱衰”中俄關系。不要認為目前的中俄關系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就滿足於當下，應深刻挖掘中俄關系的內在潛力並不斷推進中俄關系再上新台階。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曾説，中美都是兩個偉大的國家，沒有任何外在勢力能打敗他們，只能是自己打敗自己。歷經風雨滄桑並走向新時代的中俄關系也一樣，沒有任何外在勢力能左右其走向，其發展取決於中俄兩國自身的選擇。（作者是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