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業青年布瓦吉吉在遭執法人員粗暴對待後選擇自焚，不治身亡。這引起了突尼斯全國性的抗議示威活動，並導致執政23年之久的總統本·阿里下台。這一被稱為“茉莉花革命”的事件迅速在阿拉伯地區引起連鎖反應。民眾紛紛走上街頭，呼喊“麪包”“自由”“尊嚴”的口號，要求政府立即回應或進行系統性變革。所有阿拉伯國家均受到衝擊，共和制國家所受影響更大。這一歷史性的事件被稱為“阿拉伯之春”。
彈指一揮，十年已逝，第二個十年已然開始，然而阿拉伯世界的春天依然遙遠，阿拉伯人的尋路歷程依然艱難。對此，我們特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中東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泉鋼為您詳細解讀。
歸根結底，治理問題
問：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究竟是如何爆發的？推動它的內在動力是什麼？青年、社交媒體、外部力量等因素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
答：這些問題乍一看答案似乎已經明瞭，然而仔細一想卻又不易回答。總的來講，從西式民主視角理解“阿拉伯之春”的爆發顯然有問題，強調社交媒體的作用似乎也未抓住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是要將“阿拉伯之春”的爆發放到歷史長河中去觀察，並回到阿拉伯國家發展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
圖説：一朝怒吼過後，留給阿拉伯的是希望破滅，一地雞毛。 GJ圖
“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前的十年間，阿拉伯國家的治理狀況呈現整體退步的態勢。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標收錄了1996年以來全球215個國家在話語權和責任、政治穩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政府效力、規管質量、法治、腐敗控制這六大治理維度的數據。觀察發現，受“阿拉伯之春”衝擊最為嚴重的埃及、利比亞、突尼斯、敍利亞和也門五個國家，在2000年到2009年期間，它們只在規管質量和法治兩個領域狀況略有好轉，但得分仍偏低，而在另外四個領域均出現下滑趨勢。事實上，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複合型治理危機是“阿拉伯之春”爆發的深層次結構原因。
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共和制阿拉伯國家，是怎樣一步步陷入“阿拉伯之春”之前的複合型治理危機的呢？現代阿拉伯國家的治理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阿拉伯世界盛行的是從殖民時期繼承的自由寡頭政治體制，王室和地主等傳統精英主導國家治理，造成內部腐敗和外部依附，這引起了中小資產階級的不滿。最終，代表中產階級力量的軍官在民眾支持下推翻傳統統治。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阿拉伯世界進入革命期。軍官推翻舊政權後往往建立軍人共和國，並採取“集權趕超型”現代化戰略，包括建立威權政治體制、實行國家主義經濟戰略和大眾主義社會政策。然而，這種國家治理模式導致官僚機構臃腫、社會缺乏活力和效率、國家缺少儲蓄和外匯等問題。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慘敗，標誌着這種國家治理模式的失敗。從1980年前後開始，阿拉伯國家在維持威權政體的基礎上，陸續採取歐美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政府減負型”社會政策。這種國家治理模式的最終結果是國家資產階級和大私人資本家壟斷國家權力和財富，而廣大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不斷被邊緣化，社會不平等逐漸加劇，貧富分化日益嚴重。阿拉伯中下層民眾對於政府的治理模式不滿已久，而日益僵化的政治體系又無力回應民眾的合理訴求。2010年底，布瓦吉吉自焚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成阿拉伯民眾抗議的“燎原之勢”。
與此同時，青年、社交媒體和外部力量在“阿拉伯之春”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第一，青年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主體。阿拉伯國家青年受教育程度高，但失業率高、獲得感低，同時又有年輕人易情緒化和容忍度低的普遍特徵，這是他們成為抗議先鋒的重要原因。第二，社交媒體促進了“阿拉伯之春”中的抗議動員。“臉書”“優兔”等社交媒體推波助瀾，網絡動員刺激民眾參與抗議的動機，消解民眾參與抗議的障礙，增大民眾參與抗議的機會。第三，美歐長期對阿拉伯國家的滲透推動了“阿拉伯之春”。美歐藉助所謂的“民主”類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在阿拉伯世界篩選、培訓、資助親西方的政治活躍分子，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迅速予以支持，並影響阿拉伯國家政治走向。
“春”還是“冬”？辯證看待
問：十年後回看“阿拉伯之春”，它究竟給阿拉伯世界留下了什麼？
答：關於“阿拉伯之春”的遺產問題，不同人羣在不同時期的看法並不一樣。
起初，多數西方人和部分阿拉伯人對“阿拉伯之春”歡呼雀躍，認為這是民主的勝利、民眾權力的體現、阿拉伯人的新覺醒。似乎阿拉伯人就此找到了通往幸福生活的鑰匙。但隨着敍利亞、利比亞、也門三個發生劇變的國家陷入內戰，埃及和突尼斯轉型艱難，“伊斯蘭國”組織趁亂崛起，難民潮衝擊歐洲，人們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逐漸悲觀，諸如“失敗的民主嘗試”“阿拉伯之冬”“悲慘的失敗”等消極評判不絕於耳。近兩年，針對過分悲觀看待“阿拉伯之春”的趨勢，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諾亞·費德曼等一些歐美學者呼籲重視“阿拉伯之春”的積極意義。針對這些不同聲音，辯證看待“阿拉伯之春”的遺產或許更可取。
“阿拉伯之春”的遺產主要包括：第一，阿拉伯國家經受全方位衝擊，並被迫進行新一輪調整。“阿拉伯之春”衝擊了多數阿拉伯國家既有的治理模式、政治體系、經濟戰略、社會觀念等。由於政府回應的策略、社會結構的特徵、外部干預的程度差異，不同阿拉伯國家走上了不同道路，或進行改革，或發生轉型，或陷入戰亂。同時，受“阿拉伯之春”的影響，阿拉伯國家普遍更加重視民生問題和應對民眾不滿。
第二，阿拉伯青年的政治意識被徹底激活。“阿拉伯之春”沖垮了中東地區的傳統“社會契約”，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換取民眾的政治忠誠。與之前相比，中東民眾，尤其是青年不再選擇沉默。2018年、2019年在阿爾及利亞、蘇丹、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爆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表明，阿拉伯國家的青年越來越傾向於通過街頭抗議來表達不滿。
第三，阿拉伯世界不斷碎片化和虛弱化。22個阿拉伯國家依託廣闊幅員、眾多人口、豐富資源、民族團結，長期是全球格局中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受“阿拉伯之春”和其他因素疊加衝擊影響，多數阿拉伯國家和阿拉伯世界整體呈現出絕對實力和相對實力不斷下降的趨勢，主要表現在阿拉伯國家越來越難用同一個聲音説話。阿拉伯世界從中東地區的主角淪為配角，阿拉伯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重塑過程中影響較小。
第四，阿拉伯地區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阿拉伯之春”破壞了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權威，衝擊了阿拉伯民族國家體系。阿拉伯地區的宗教認同和部落認同上升，教俗之間和教派之間鬥爭激烈，極端思潮和極端組織沉渣泛起，聯盟對抗和代理人戰爭愈演愈烈，地區傳統安全形勢十分脆弱。此外，阿拉伯地區的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環境安全、性別安全、網絡安全、衞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更加凸顯。
平衡關係，轉型復興
問：對比“阿拉伯之春”前後，哪些因素影響着阿拉伯國家的轉型復興？新的十年已經開始，阿拉伯世界的發展究竟該向何處去？
答：對比“阿拉伯之春”前後的狀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阿拉伯國家的治理水平、經濟發展狀況、民眾生活質量並沒有多大改善，在部分國家還出現明顯下滑。阿拉伯國家發展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
第一，國家現代化進程緩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低。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現代民族國家構建時間短，政府看似權力較大，但國家能力實則虛弱。國家的資源汲取能力、戰爭能力、基礎設施能力均不高，這導致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化、科學化、規範化水平較低，政府淪為部分精英或羣體攫取私利的工具，導致裙帶主義、腐敗現象、政治排斥主義和暴力衝突盛行。
第二，國家創造財富能力弱，社會分配機制不公。阿拉伯國家工業化水平整體較低，不少國家的經濟主要依賴石油、旅遊、僑匯等，屬於典型的“食利經濟”。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團隊2019年的研究指出，中東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10%的人佔有62%的財富，而50%的窮人只佔有9%的財富。2018年，阿拉伯國家極端貧困人口占比高達五分之一，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分別為10%和22%，這些數據都高於2009年的水平。
第三，西方大國長期干預地區事務，破壞了阿拉伯國家的自主發展進程。一是歐美大國長期出於能源、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考慮干預阿拉伯事務，破壞了地區和平與穩定。二是歐美國家基於“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優越論”，強行在阿拉伯世界推行西式制度和話語，阻礙了阿拉伯國家探尋自身發展道路的努力。三是阿拉伯國家依附於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其經濟被鎖定在全球產業鏈下游位置，經濟邊緣化、貧困化處境明顯。
十年前，“阿拉伯之春”中的民眾懷着“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豪情與壯志。十年後，阿拉伯世界充斥着對“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失望與無奈。
整體來講，阿拉伯國家的前景在於能否處理好穩定、改革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説，阿拉伯國家需要不斷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增強政府回應性，實施可持續經濟發展戰略，解決青年就業等社會問題，排除外部干擾，但這些都不可能簡單實現。設想十年後的今天，阿拉伯人是依舊困在寒冬，還是逐漸走向春天，這個試卷只能由阿拉伯人自己作答，並供由歷史檢驗。